爱华网系列专题：《经济自由的全球化：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张夏准博士可能是受到了自己的祖国韩国的经验的影响，提出，"积极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对于把发展幼稚产业的风险在社会上分散是必要的"。他的论断根据对今天的成功经济体的历史分析，从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开始。所有这些经济体，包括美国、德国、法国、瑞典、比利时以及后来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采用了各种积极措施来克服落后、促进工业发展。这些观察无疑是正确的，他还提出两个方面的重要见解：第一，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唯一正确的办法，也就是进行关税保护；第二，积极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是必要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执行这些政策的国家都必然会取得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因此，他想表达的含义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拥有执行这些政策的机会，否则，已经处于发达地位的经济强国可能在自己取得成功后"蹬掉上楼的梯子"。
阿姆斯登教授的观点与此没有太大差别，不过是参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经济理论，她描述了工业追赶国的两种现代化战略。 包括中国、印度、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内的这组经济体，奉行"相对独立的政策"（相对的含义是，承认所有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化程度都有增加），它们的长期增长策略的前提都是"培养"自身的技术能力，也就是培养民族技术，建立民族企业。另一组经济体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奉行"一体化主义的政策"（当然，没有哪个国家完全放弃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自主权），它们的长期增长策略的前提是"购买"技术能力，依靠外国的规范商业的规则（例如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以及外国投资和技术的溢出效应来扩大财富生产。５５ 她进一步指出，第一组国家的干预主义政策是所有后进国在1980年的时候都在采用的，其理由来自如下的简单事实，即，"这些国家都没有足够的知识资产在世界价格水平上同西方的现代工业竞争，政府干预到处出现的原因是应对竞争力缺乏，而不是因为裙带资本主义的影响，或者需要‘协调‘投资决策，或者取得‘外部性‘的需要，或者其他关于政府干预的教科书里的解释"。５６她认为，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就不可能找到长期的可以维持高盈利的投资机会。这个障碍是政府可以也应该克服的。 罗德里克的观点与他们有相当差异，在某些方面，例如主张对投资进行协调等，他比较接近阿姆斯登教授所反对的立场。罗德里克的核心观点是，贸易自由化的好处被支持者们过分夸大了，政策制定者其实应该"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上面--投资、宏观稳定、人力资源培养和改善治理--而不是让国际经济一体化来主导关于发展的思考"。５７他认为，发展成功的经济体会更加开放，但也指出，通过降低贸易壁垒来增强开放度并不能保证发展成功。相反，过去采纳的高度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政策更有效。他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表现在1973年以前比以后更好，５８而后来的滑坡主要是因为面对一系列冲击的时候没能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特别是两次石油危机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债务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