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从草根到精英的奋斗历程：俞敏洪传奇》
在北大，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吹拉弹唱，无论是谈吐或者是见识，都天然要比城市来的孩子略逊一筹。这些成长环境里“先天”决定的因素在短短四年的相对隔离社会的大学生活来说，是难以追补的。俞敏洪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就蒙上了《第三帝国的灭亡》这块阴影，并一直影响了他整个学生时代的心态。 因为自卑，俞敏洪不敢追求女生，也就无从体味爱情的甜美与浪漫；因为自卑，他也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英语和读书上面，很少接触社团活动，人际关系绕来绕去也就那么几个人而已。毕竟，对于一个对社交没有太大信心的人来说，面对书本，可以汲取知识获得成就感，要比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担心一言不慎而引来的相处不快要好得多。用俞敏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还养成了另外一个习惯，就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首先我是从农村来的，普通话讲不好；其次又产生了自卑的情绪。所以，除了跟宿舍的几个人认识以外，跟北大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在大学最大的损失之一，就是没有参加任何大学生的活动。后来我深深体会到，大学生的活动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它对一个学生锻炼自己的心志，锻炼自己开朗的个性，锻炼自己与人交往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没有学到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在北大的五年，过了一种比较痛苦的生活。” 因此，俞敏洪的学生时代基本就是“一个人的大学生活”。用徐小平调侃的话形容：“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 很多年后，当俞敏洪回过头来看这段日子，他坦言自卑对于一个人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自卑使人非常敏感，继而懂得察言观色，揣摩别人的心理。这种敏感一旦回归了自信会形成一种更善于与人沟通的能力，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去做事就更容易成功。” 不错，当一个人在乎外界的看法大过于对自身的展示，他会敏感地洞察并且“一日三省吾身”；对他人表现和反应的关注，本身已经是人际交往的核心部分。当学会在交际中让对方感觉舒适时，俞敏洪的社交能力也得以渐入佳境，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在慢慢地实现，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美好的过程。 自卑还有一个好处。俞敏洪自己说：“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自卑过，只是自大、傲慢过，这个人一定很浅薄。”自卑让俞敏洪在很多情况下都能够沉住气，比别人多想到一些，比别人多看到一些。 俞敏洪后来创办了新东方，从海外忽悠回来“三驾马车”，从此新东方走向辉煌。但新东方这个高层和其他企业的高层都不同，高层人员基本都是俞敏洪的同学或老师，至少都是知识界的精英，他们对俞敏洪不存在上司与下属的关系，更不存在雇主与员工的关系。他们从来都是有话直说，并且不分场合，堂而皇之名正言顺，甚至只要公司出了问题，不管是谁的责任，先臭骂一顿俞敏洪再说。即使当着学生的面，当着基层工作人员的面，也从不给俞敏洪留面子。而俞敏洪硬是厚着一张脸皮，表现了极高的素质和涵养，任它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回到当时来看，在北大的时光，对于俞敏洪来说，就是一段被边缘化的日子。一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自己存在的意识和确证，由此获得存在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当一个人完全被边缘化的时候，也就等于剥夺了他获得他人认可，以确证自我价值的机会。 如果客观一点来看，俞敏洪在北大的被边缘化，让他企图“出人头地”的欲望在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里被压抑着，等待一个出口。五四之后，“人文主义精神”已然成为北大的一块金字招牌，俞敏洪渴望融入北大的这股洪流，但自卑和不善同人打交道又将他远远隔离了这道洪流，正是这种欲求而不得的巨大的心态反差，雕琢出了俞敏洪刻苦、百折不挠的品性。 为了让自己在英语系中站住脚跟，他疯狂地练习听力和口语，狂背单词；为了补给自身人文素养的匮乏，他不停地买书、借书，直到母亲威胁他要断绝伙食费…… 另一方面，正因为无法融入北大“忧国忧民”的人文传统，俞敏洪没有把时间花在思考国家未来和民族危亡上，虽然不够崇高，却绝对务实，一心为生计奋斗，踏踏实实地挣钱养家。 正如一位评论人士所言：“如果不是北大这个环境，俞敏洪未必能有今天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