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一杯沧海：我与青岛啤酒》
1975年我高中毕业，还是"文革"时期。当时青岛有一个新政策，家中的老大可以安排就业，我的运气还算比较好，毕业后被分配到国营青岛啤酒厂。当时，青啤在轻工系统根本算不上热门企业，工资也不高。当年的热门企业是生产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照相机的工厂，就连纺织厂、丝织厂、印染厂都比啤酒厂工资高，卷烟厂更是热门。 我刚进厂的时候是洗瓶工、锅炉工，我是从最底层的苦力活开始做起的。
但是我有个信念，干哪一行就要在哪一行做到最好。洗瓶子就要在这一帮洗瓶工中干得最好，这样你才有可能被选拔去干别的工作。烧锅炉也一样，当时我是锅炉烧得最好的，所以后来厂里挑选我去搞技术。因此，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只要把它做到最好，你就有下一个发展机会。这就是每个人应该实现的阶段性目标。 我至今都很相信这个信念-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你就是成功者。哪怕是生产一粒纽扣，如果做到第一，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我不但要求自己干什么都要拿第一，而且要求速度要快，我会给自己提出时间规划。我一直有一种规划意识，这可能是我与同龄人最不同的地方。 拿洗瓶子来说，我要求自己必须在一年时间内做到最好；做锅炉工时，人家休息的时候喝茶、聊天，而我在旁边看数理化，因为我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到最好。我可以骄傲地说，我看书的习惯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别人看书是为了现学现用，我看书是为未来做储备。这样的学习习惯，使我在技术理论和操作经验上都比同龄人强。这时候，第一个机会出现了。 工厂进行团委改选，组织部门让我去做团委书记，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工段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一个工段长只是一个工人，而全厂的团委书记是一个中层干部，我将从这里走上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台阶还是选择放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 很多人都非常不理解，组织部长和党委委员都找我谈心，但是我认定了，我不想走政工管理的道路，而想走技术管理的路线。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选择，是对未来的职业定位。那年，我23岁。这是我的人生当中第一次犯"傻"。 第二次犯"傻"是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我上大学的时候是80年代初，当时选拔干部非常重视学历。记得1982年有一次调整班子，很多刚来到青啤一两年的大学毕业生就被迅速提升为厂级干部和中层干部，而我们这些高中毕业就进厂的人很难得到提升。当时我想，如果没有深造的机会和高学历，那么我的未来可能就到头了。大学，是我必须获得的一个硬条件。 但是，那时候上学都要申请组织批准，我作为一个工段长，根本不可能有脱产领工资的上学机会，所以我就报了上海的华东电力学院，学了一个热工的函授课程，虽然没有学历，但是我知道至少能够学到技术。 1984年，又一个机会出现了，厂里让我以工代干，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这个意思，就是以工人的身份，像干部一样做管理岗位的工作。1986年，多亏了当时的人事科长，他批准了我成为最后一批脱产上学的幸运儿，于是我考进了电大，学习劳动人事管理专业。 上大学，这是我人生中关键的一步棋。我至今都感谢这位人事科长。 198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被调到了供销处。那时候供销处权力很大，因为啤酒是供不应求的，很多人需要走后门、批条子拿酒。当时每天都有人请吃请喝，但是刚干了三个月，我就要求转岗，别人都说我犯"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