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杂志汇 - 价值中国网
巴西“平民总统”卢拉也是“新自由主义者”。
过去10年中，拉美政治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左翼政党在各国大选中不断取得胜利。近50年前，拉美左翼政治运动的精神领袖“指挥官切·格瓦拉”曾经告诫过他的追随者们：“只要和平的手段没有穷尽，那么游击战争就是不可取的”。如今游击战所无法取得的胜利却通过和平的方式在拉丁美洲全面铺开。玻利维亚，格瓦拉当年战死的地方，一名来自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裔左翼领导人——莫拉莱斯在总统大选中获胜。而曾经见证格瓦拉事业巅峰的古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大改善。这对九泉之下的格瓦拉而言，真不知是安慰还是讽刺。 “新自由主义”并非“右翼”专利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的拉美左翼已经不再是50年前的传统“革命”左派了。此一时，彼一时。如果只是“远观”拉美左翼运动，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90年代拉美各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宣告失败，才给了左翼翻身的机会。但实际上，除了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外，目前拉美各国所有执政的左翼政党，都停留在“新自由主义”——民主化改革的框架之内。他们是以反对党的身份通过大选上台，而非“革命夺权”。即使有意无意的借用了拉美的左派传统，在竞选期间打出了反美的旗号，但左翼政党几乎都只是反美但不反贸易。
以左翼执政最为成功的巴西为例，现总统卢拉被中国媒体认为是通过“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而使巴西经济在过去的四年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实际上，即使是“卢拉政策”，也仅仅停留在“通过降低利率、税制改革、增加出口等措施恢复经济增长，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卢拉主张继续巩固南方共同市场，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坚决捍卫巴西的利益，加强同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经贸关系。卢拉的内政、外交政策与“新自由主义”并无二致。 对于阿根廷的梅内姆政权的批判也存在类似的误解。有人认为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才导致了基什内尔左翼运动的崛起。曾经的“世界经济改革样板”——梅内姆改革其实并非“新自由主义”。他虽然实行了美元和比索之间的自由兑换，但却采取了固定汇率制——仅仅是为了确保中央银行不滥发纸币。与此同时，梅内姆不断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所谓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也流于表面——虽然邮政，电信等公共事业纷纷实行了私有化，但却设立了无数的管制机构以限制“过度竞争”。原来国有企业的领导层，摇身一变成为管理机构的官员。这样的改革，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只是挂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旗号而已，对于经济发展没有实质作用。 左翼政党“中性化” 在上述的改革背景中上台的拉美各国“左翼政党”，已经与过去的面貌大不相同。街头政治家们的革命情怀，并不能在一个日渐成熟的民主机制中解决实际的经济、社会问题。拉美各国的民粹主义传统，也不会允许在一个民主政治中出现将自由从人们手中重新夺回的现象。政治家们必须迎合选民，而不是“领导”国家。左翼政党正在逐渐向中间靠拢。他们依然相信政府在减少贫困中应该负有重要责任，而不是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自发调节。但他们同时相信，如果没有一个以贸易为基础的，强大的外向型的经济，政府也无力承担消灭贫困的责任。拉美的经济现实是，中美洲各国已经走上了集体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道路。9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左翼政党执政智利，则是在自由贸易上走得最远的国家。智利不仅与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而且与中国、韩国、新加坡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甚至委内瑞拉都准备加入“南方共同市场”，以更好地参与拉美经济一体化。而乌拉圭一度准备退出“南方共同市场”，以便参与美国所领导的更为自由的“泛美自由贸易体系”。 在国内的经济政策上，左派政府也有“中性化”的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初特别赞扬了巴西总统卢拉，说他能坚持实施“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减少国际债务并实施浮动汇率制度。这在以往的拉美左翼政府是不可想象的。巴西和智利更制定了政策促进大型国有企业互相竞争。实际上，除了更为广泛和细致的社会政策以外，已经很难从经济政策上将这些执政党归纳为简单的“左翼”，至少他们绝再不是“经济社会主义者”。 “反美斗士”查韦斯 拉美左翼领导人中唯一的“异类”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如果说阿根廷、智利、巴西的左翼执政党已经逐渐演变为西方媒体所说的“温和的、负责任的左翼”，那么“国际大嘴”查韦斯则是唯一继承拉美革命左派传统的卡利斯马型领导人。查韦斯的底气来自不断高涨的国际油价。实际上，尽管查韦斯在1998年就赢得了大选，但直到2002年前，委内瑞拉的经济表现不佳，贫困率甚至出现了大幅上升。随着国际油价从2002年开始不断攀升，持续增加的财政收入让查韦斯可以通过随意扩大社会福利的手段保持自己的支持率。这种表面的高支持率能否持久很值得怀疑。委内瑞拉已经开始为这种不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付出代价，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将达到16.2%,为拉美各国之最。国际油价已经开始下跌，如果价格持续下滑，那么谁来为委内瑞拉的社会福利买单？ 卡斯特罗依然是拉美各国左翼政党的英雄。巴切莱特、基什内尔、卢拉、查维斯、莫拉莱斯等每一个左翼总统上台后都愿意邀请他来观礼，但也仅限于观礼。至少对于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卡斯特罗的作用仅仅在于让选民相信，上台执政的左翼政党们希望与美国保持距离。而查维斯希望成为下一个卡斯特罗，全球反美运动的新“旗手”。从“门罗主义”宣布以来，美国就小心翼翼地防止第二个大国染指拉美事务。这也是冷战时期拉美左翼运动开花而不结果的重要原因。任何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上台，都被美国视为潜在的“苏联的滩头阵地”，古巴革命之后，美国人一直高呼“我们决不允许第二个古巴出现”。冷战以后的“左翼运动回潮”，乃至查韦斯这样的“反美斗士”能够最终在委内瑞拉站住脚，与美国战略焦点的转移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前苏联支持的左翼运动，很难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直接威胁。 除了巴西、智利外，后冷战时期的拉美成功案例还包括哥伦比亚、墨西哥这样美国的坚定“右翼”盟友。在今年的大选中，即使面临着左翼候选人的强劲挑战，两国的执政党都最终赢得了胜利。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拉美各国在21世纪都取得了可喜的经济进步。但左翼和右翼政党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赢家，而避免成为输家。左翼政党上台执政取得成功，并不意味着对“华盛顿共识”的反对，而是对“华盛顿共识”的补充。毕竟，政治较量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