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张维迎
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爱这个国家，就要扶植民营企业，给它们公平竞争的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对国家利益最大的损害。”
张维迎：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硕士学位，1992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1994年8月回国在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对于“什么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企业家、社会学家、政府官员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作为经济学家，我想强调一点：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次大的经济发展浪潮，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第1次浪潮在1980年代，主要是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包括乡镇干部）开始创办企业。这是推动1980年代经济高峰的一个浪潮。第2次浪潮在19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从商的前途。这批以官员、知识分子下海为主体的企业家队伍，是19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第3次企业家浪潮是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可以说是21世纪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家的成长。 但在企业经营中，我们给外资企业好多特殊权力，而民营企业却没有，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能很好地发挥他们的潜能，这是不公平的。现在的官员心态很复杂，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好像政治上冒的风险少，但是卖给民营企业冒的风险大。有些案例中，同样的土地，给每亩比外国人多出10万元，但是政府就卖给外国企业，不卖给中国的民营企业，因为政府有另外的盘算。 我主张应该给中国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同等的机会和权利，否则，会出现很多怪事，例如假外资。这就跟晚清的时候中国轮船挂着法国国旗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挂法国旗？因为挂中国旗得不到保护，土匪来抢，警察不保护；但是挂法国旗就是外交事件了，警察就要管。1980年代私营企业戴“红帽子”，现在的假外资，都是经济歧视政策的结果。 我的意思，不是国家一定要给民营企业特殊的优惠，但首先要做到不歧视它。如果早有这样的政策，我们的产业环境会比现在要好多了。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写了一本书，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分析，为什么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如此之多、如此之广？是因为中国限制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争气，没有办法填补这个市场空缺。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国家的经济安全，关心民族产业的发展，就应该给民营企业进入各种产业以自由和平等的条件。如果离开这一点谈什么保护，对外资限制，我觉得毫无意义。 “十一五”规划中把自主创新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创新也是跟企业家联系在一起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讲得很清楚，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企业家只有进行“创造性的破坏”，才能带来财富的不断增加。现在很多人把创新理解为科技行为、政府行为，这是误解。发达国家之所以创新做得好，是因为企业家在做。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来企业家应该做的是技术创新，包括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政府应该做的是体制创新；结果我们倒过来了，大量的企业家是做体制创新，而政府成天忙着叫喊技术创新。 创新不是政府能设计出来的。我也不主张政府投入太多的钱搞创新。政府搞创新经常会变成我们前面讲的形象工程。上海交通大学“汉芯”的问题，实际上是与政府行为有关的。政府迫切需要你这个东西去显示一下，树立典型。也许当事人不是一开始就想着造假，但想到领导对自己有这么大的希望，自己没做出来对不起领导，于是就想赶快弄一下，这个时候就可能琢磨造假了。 另外还值得担心的是，现在有好多政策，打着宏观调控、治理产能过剩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限制企业投资，破坏企业产权，使民营企业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比如你原来跟银行有一笔3亿元或5亿元的贷款，一搞宏观调控，银行就要你提前收回来，你说怎么办？这就是侵犯产权。侵犯产权不是简单的偷和抢，随时破坏游戏规则也是侵犯产权。
我一般不太用国家利益这个词，因为好词被坏人用得太多。但我还是想说，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爱这个国家，就要扶植民营企业，给它们公平竞争的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对国家利益最大的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