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张炳良
“香港边缘化”是港人的一种担心，这种担心是否就是最后的结局，有赖于我们自己，特别是要避免心态上的自我边缘倾向继续蔓延。香港今后的出路既要在“一国”内寻找新的发展平台，还要在“两制”内正确定位与内地的关系，明确既有别于内地却又能相辅相成的身份和定位
二○○六年香港其中一个焦点话题是“香港边缘化”问题。有人认为这是暮鼓晨钟，开始焦虑香港作为特区的生存空间和价值会随着中国整体的崛起而萎缩。但亦有人相信这只是虚惊一场。
香港是否已经被边缘不能一概而论 “香港边缘化”的讨论始于政务司长许仕仁去年三月，他当时警告香港必须正视被边缘化的危机，各行业如不能掌握内地在“十一五规划”下的新发展走势，及早准备，将错失全国发展的新机遇，并失去香港原有的优势。 一石激起千重浪。“边缘化”愈说愈盛。虽然，包括总理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相继肯定，香港不会因内地发展而被边缘化，但前阵子人民币兑港元突破了一比一的关口时，不但传媒关注广东市面出现拒收港元的个别过敏反应，也有内地官员私下担心，香港人心里难受。 “香港边缘化”是一个吊诡的问题。从经济分析，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系持续快速增长，在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内地经济逐步迈向全面开放，直接与全球经济接轨。以往，香港与内地产业结构不同，在金融、贸易、物流、信息及工商业支持等产业要求比较高的服务业方面，香港具备优势。但随着内地经济发展，特别是“十一五规划”力促加快开拓服务业、发展创新和科技型经济、推动连接全国的大型基建计划，如何维持香港的竞争力及区域的优势，开始成为一道课题。事实上，温家宝总理在安抚香港人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提醒香港要切实提高经济的内在活力，把香港建设成一个“现代的中心、先进的中心及有竞争力的中心”。从香港的小局着眼，“边缘化”忧虑有客观根据。 不过，若从国家大局看，香港仍是全国市场经济最成熟、资本主义最发达、国际化最高的城市。香港不但在国际金融、航运基建等方面发达，在法治、廉洁、自由、公平竞争及管治等“软件”质素亦走在全国前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就把香港列为全国200城市的首位。而且，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及其它多项国际排名中，香港也经常“名列前茅”。故此，即使在经济层面，香港是否被边缘化的问题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香港人的心态并未完全回归 本来，在全球化的大前提下，区域竞争加剧无可避免；香港对自己的竞争力有危机意识也是及时的。但如果单单因为其它内地省市（特别是上海）发展迅速而动辄担心香港被取代，用香港总商会主席艾尔敦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在“香港商业高峰会”上的讲法，是港人以往“我做得到”的拼搏精神，已被凡事“不可为”的心态取替，事无大小均“向北看”，渐渐失去自己的特色和地位。 社会上关于“边缘化”的论述背后存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香港某程度上陷于“自我边缘化”的郁结，其所反映的是香港人集体的身份和定位迷失的危机。这首先源自香港回归中国后身份认同的困窘和矛盾。香港人从殖民管治到现在，身份上、心理上始终没有依归。港英年代，香港缺乏民族、国家身份，经常自觉“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但是，由于市民普遍接纳港英管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更觉得与内地的社会、文化观念有距离。与此同时，由于九七前香港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繁荣进步，在港英当局的鼓励下，香港人能以经济成就而骄傲，找到自己在华人世界、甚至在国际社会上的优越感和地位。这是以经济身份去补偿政治身份之缺陷。故此，香港人以往喜欢“向钱看”，甚至有“大香港”等本位主义和视野狭隘的弊病。回归之后，《基本法》强调“港人治港”，容许香港在经贸、金融和其它功能性事务，以及体育、文化层面，维持原有的独立成员身份参与国际机构。香港人在“一国”的新国民身份框架下不用失去本土属性。但实际情况是，香港从过渡期到回归初期一直力求“不变”，回归之后，港人的身份和心理状态并不能随着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易帜而一夜转变过来。在香港人未能完全认同/拥抱以中国内地为主体的祖国身份的时候，香港遇上了亚洲金融风暴。 香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更依赖金融、地产为经济支柱。虽然香港的金融体制健全，但泡沫经济爆破后，香港陷入结构调整和经济衰退，从心理上、印象上，香港“繁荣神话”被打破，意味着香港人自身价值和定位的失落。更凑巧的是，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正值累积到高峰期，由于内地经济当时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对外开放，相对于香港及其它周边国家，金融风暴对中国内地经济的打击很少，某程度上受惠于其它亚洲国家的竞争减弱，故得以在区内显得一枝独秀。 香港必须在“一国”内寻找新的发展平台
中国崛起本来有利于刚回归的香港人找到“现代中国人”的新身份。但对于复杂和立体的香港定位困局，却带出另一相关的迷思。 香港发展历程中与中国内地有着复杂的关系。从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快速发展开始，香港便乘了时代的顺风车。由于“冷战”以及中国内地当时陷于政治运动，发展停滞，对外封闭，韩战后更受到美国等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制裁，香港于是从转口贸易中得益。上世纪八十年代内地开始改革开放，香港的工业和进出口贸易当时是饮了中国发展“头啖汤”，不过，这只是中国与全球经济接轨前，香港可以稳抓的最后一把而已。说穿了，以往是因为“中国不好、所以香港好”。但中国已正式加入世贸5年，须按协议实行全面对外开放；另外，中国内地与东南亚国家也签订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故此，香港以往扮演的“中国对外窗口”或中介人的角色，已有变化。 今天，香港经济在内地改革开放过程中已逐步跟内地经济融成一体，加上全球化下加强区域融合的需要，以及CEPA等具体安排，香港除了需要适应内地已直接与世界接轨的新形势外，还应该适应“中国好、香港才好”的新时代，培养全国性、区域性的发展视野，把握大/泛珠三角融合中香港可以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崛起的区域机遇。换句话说，从前香港因处于中国内地的边缘，故为香港取得发展契机，但现在及今后，香港须在一个崛起中及已接轨世界的中国内寻找新的发展平台。不过，如何在不受“内地化”下开拓香港的新视野，按“两制”的伦理体现一个与内地有别却相辅相成的身份和定位，仍是香港各界精英与民众未能完全掌握的问题。 港人不能孤芳自赏，亦不应妄自菲薄 当然，社会观念的转变要经过时间发展的。端视近年时不时谈到“上海威胁”论，从港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怀旧潮流（从电影“花样年华”带动的“六十年代热潮”，到最近保护中环警署、保护“天星”码头钟楼等有香港历史象征意义和本地记忆的建筑）等怀旧现象，在在反映香港社会仍未能寻找到回归后的新身份地位，故只能从过去的本土历史记忆中去肯定今天的自我存在价值。 “怀旧”本身是正常的潮流，世界各地时不时都会流行，但香港的怀旧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反映着深层的迷茫。正视“香港边缘化”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避免心态上的“自我边缘化”，香港人既不能孤芳自赏，也不应妄自菲薄，要尝试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未来及香港的未来去寻找一个进取的“香港人”身份。这样，香港才可以无惧边缘化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