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杨政文
2007年到来前后，中国成为海外媒体特别关注对象，“中国世纪”之风吹遍全球。为使读者对这一话题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本刊特精选外媒对中国的精彩评论，供读者评判。
“中国世纪”多棱镜
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孙子兵法·虚实篇》
盛极必衰，否极泰来，这是中国人信奉的朴素辩证法，王朝的兴衰在治乱循环中演绎出一幕幕人间活剧。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此前的中国封闭于自成系统的“天下”，对中国人来说，域外皆蛮夷，惟中华独尊。所以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近代以来，中国面对的“天下”不再是华夏为中心的小范围区域，而是全球。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将中国民族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前两个时代，中国的强盛为西方所不及，但中国在近世史遭遇的“压迫”下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动荡。 曾仕强在《中国兴盛和衰落的主要原因》一文中分析，每隔700年，中华民族就会出现一次大兴盛的繁荣景象，历史上共出现四次，而公元14世纪正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大兴盛时期。据曾仕强推论，公元14世纪，再加700年，正好是21世纪。当我们听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时候，会不会联想到历史？ 然而，与历史不同的是，中国近现代史在制度、文化和资本的纠葛中显得步履蹒跚。 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改革也是革命），上个世纪，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革命将“红色”与资本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它们忽而对立，忽而结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页。1956年，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构想。在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之后，真正实现这一中国式“新经济政策”的领导人是邓小平及其继承者。资本与政权关系的矛盾和统一贯穿了这个时代的始终，并还将延续。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抓住了20世纪末的发展机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消退，“红色”与资本不再对立，二者俨然一体，勾勒着中国21世纪全新的政治经济生态格局。 从中国“崩溃”到接触中国，再到正视中国崛起，西方媒体也经历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转变。1994年，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文章，题为《围堵中国》。当时，其他一些美国主流媒体也都发表了大量有关“围堵中国”的醒目文章。2007年1月22日，《时代》周刊刊出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为题的封面文章。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实力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海外投资和对全球资源的需求左右了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国在外交上正采取积极姿态，而美国的力量相对下滑。因此，正视中国的崛起，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是21世纪极具战略性的问题。 经济增长的强劲无疑壮大了中国的实力，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的外交战略正实现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战略转型，在拓展经济版图的同时，中国以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姿态打造全新的经济、外交战略版图。 “红色”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容回避。当前，中国政治体制仍是高度集中的模式，市场经济也远不及发达国家的规范。然而，正是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带有计划特征的经济模式正创造出令人震撼的“奇迹”。在编译大量外刊对中国评论的基础上，本刊将在经济增长、对外经济关系、外交等方面，就“红色”中国全方位扩张为读者奉献全新的视角。 外患频仍，内忧未已，在“崛起”过程中，中国也面临对内对外全方位挑战。对内，尽管中国经济以10%的速度高速增长，但2005年人均GDP仅1700美元，不及美国42000美元的二十分之一，而且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失业人口问题严重，社会保障制度残破不堪，贪腐问题日益猖獗，国内民众不满情绪高涨，等等。对外，外交拓展遭遇重重阻力，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出口贸易顺差考验着“红色”中国外交思维，要求政治改革的外部压力正在凸现。 “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周易》）。组文在“警示录”中还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部分隐忧进行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