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缔造国际影响力 冷战结束使中国有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经过以“请进来”为主要特征的引资促发展的初始阶段，中国经济力量已经积累到一定规模，“走出去”成为目前扩展经济影响力、保障中国原材料供应的必要手段。中国和美国、中国与非洲、中国与欧洲、中国与中亚等等，这些关系无不体现经济空间拓展的战略意义。外交层面，随着冷战结束和国内政治风波的平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邓小平针对当时国内国际形式，提出“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的外交方针，其核心是“韬光养晦”，后来又加了四个字：“有所作为”。胡锦涛当政之前，中国一直遵循这一外交方针，尽量避免与中国有矛盾冲突的国家发生碰撞。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南海撞机”和大使馆被“误炸”事件对中国人民族自尊心刺激加剧，有人认为这种思路使中国失去了大国的风度，灭了中国人的志气。而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规模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使全世界惊骇，“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正初露锋芒，以外交促经济的活力得到释放。 神秘的中国外交 北京——紫禁城入口，毛泽东蒙娜丽莎般的微笑俯视着巨大花岗石筑成的天安门。冷战结束，苏联成为了历史，柏林和布拉格的紧张局势已被商业和旅游取代。而中国——这块充满专制者和对农民起义镇压交织历史的神奇大陆，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历史斗争的深化。 天安门和紫禁城给人的感觉是：壮阔、神秘，充满了潜在的威胁。这是秘密操作下不可抗拒的力量。从商业CEO到电影制作者，从语言专业的学生到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中国最大的神秘令全世界每一个人惊奇。 现在，美国的单边主义像发烧一样在消褪，新的“多极化”趋势向我们走来。中国在一些个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的平衡力量，能够为我们提供政治机会。在联合国需要停火执行者的时候，它会在更大程度上将目光投向中国——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对联合国会费13个最大的供应国之一。当非洲国家需要在石油管道和体育设施上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时，他们会邀请中国参与。当美国需要在朝鲜将栗子从烈火中取出时，他不得不恳求中国的帮助。的确，在贸易和外交领域，北京正依靠金钱在世界所有地区和美国赛跑。 现在，我们需要对自从1970年代，尼克松和基辛格设计的对中国采取的亲善政治作进一步思考。中国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 接触-遏制 克林顿时期，针对中国竞争霸权有两种观点。一是悲观派，自称为“蓝队”，强调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军队现代化，建设“蓝海”海军，在台湾问题上要获得战略性利益。他们对政府部门内的“红队”特别反感，因为“红队”支持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中美贸易在1990年代翻了六倍，从20亿美元增长到120亿。美国还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北京的经济交往在更大程度上不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必须面对的。 小布什给人的感觉是，他是实现“蓝队”梦想的候选人。他将克林顿时期视中国为“战略合作伙伴”的提法修改为“战略竞争对手”，并支持中国反对的导弹防御计划，表现出对待共产主义粗暴的一面。布什还向台湾出口武器，因为这样做好像能对针对台北的“战略野心”的倾斜有所遏制。总统候选人通常在对华问题上采取强硬姿态。但位居椭圆型办公室高位的总统们在将目光对准北京时，又不得不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特别是9·11后，中国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并非名义上的提法）。在对付全球恐怖主义、应付朝鲜核野心和经济增长规则的制定上，这些问题得到华盛顿和北京更大程度上的合作。 布什仍然没有加入“拥抱熊猫的队伍”。从华盛顿的预测来看，中国还是一个在地平线上升起的威胁力量。四年一度的美国国防部2006年防卫评估报告提到，中国是“美国军事潜在竞争力量”，并乐观地将中国视为“共同安全挑战的合作伙伴”。报告中，国会还在中美关系方面抱怨中国没有成为国际社会的“责任担当者”。“作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中国并没有承担起与之扩展的力量相匹配的责任。”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LarryWortzel说。 美国政府对中国显然没有一致的看法。中国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华盛顿二者兼顾，对华政策融合了围堵和合作——也就是接触-遏制政策。作为朋友，中国有利于对付共同的敌人，作为敌人，中国的军事力量在全方位扩展。如果不是对美国产生极强的竞争力，中国是不会让我们如此关注的。 现实主义的胜利
中国说服朋友和影响敌人的外交政策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胜利。在联合国处理邻居或伙伴关系时，中国采取了从容的外交政策，他尊重主权国家，使用硬通货获取外交参与的入口和资源。中国也没有到处分散力量。中国驻联合国大使WangGuangya告诉记者WangGuangya，“中国将自己看做弱小国家的伙伴，我认为，中国在未来30年里还会如此，你知道，中国的力量有限。” 中国外交政策自文革以来发生了戏剧性变化，10年前，北京在朝鲜和美国爆发战争方面被旁观者关注。这些改变部分证明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使用所谓“相关力量”上的变化。苏联崩溃，全球化加剧，美国的失败，以及索马里、卢旺达和波斯尼亚恐怖主义猖獗，使多边军事安全系统的建立变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与过去根本不同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令人称奇地迅速在新的机会中获得自己的利益。与俄罗斯修补了关系，在联合国成为平衡陪国霸权的和缓性力量，中国抓住了全球化机遇，国外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和中国自己早期本能的外交政策及美国早期孤立主义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已经成为抵消傲慢的美国“牛崽”力量无声的典型，他在全球观众面前赢得了好感。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给人的印象比美国的态度更为积极。 中国外交政策的改变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影响。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进口和中国货物外部市场提出了需求。在谈到正在崛起的中国消费模式的危险性时，美国政府都抱怨中国人过于节省。许多在中国开设制造基地的企业不得不将在中国以外寻找消费者。从MardiGras珍珠到美国国旗，慷慨的美国人欣然接收了大量为自己量体裁衣的商品，华盛顿与北京之间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已经超过了美国同任何国家的贸易逆差。 先攘外，后安内？ 中国的经济动力仍然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政治结构中。与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东欧和俄罗斯转型的悲惨相比，中国更依赖国家和政治控制提供的稳定机制。当然，中国不再是1970年代列宁式的国家模式，1988年，中国开始了村民直选，现在已经普及到了75%的人口。与1988年相比，1998年，中国律师人数增加了200倍，司法系统的改革推动了中国法律规则的直接改变。新兴公民社会出现的非政府组织在经济和管理问题上表现出极大兴趣。中国人甚至欢迎共和党对中国政治改革进程提出建议。 从财富的两极分化到农民不满，扩大的经济规模已经成为中国回答这些内部问题的借口。经济发展也依赖于稳定的安全环境——比如避免在朝鲜半岛或南中国海爆发战争。这也推动中国尽可能与很多国家建立有价值的联盟关系，而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政治意识形态或是否有反华历史都不在考虑之中。中国认为，如果你忽视了这些问题，他就不会对你给予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