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李鸿谷
为秦始皇寻仙药未果，并导致“坑儒”事件发生的侯生与卢生，议论秦始皇及其制度关键，为后人留下了对秦国家方式最为经典的观察:“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九鼎之力
东周历史，在司马迁看来，只有一样器具值得注意:九鼎。《史记·周本纪》记周最后的赧王之亡，寥寥数语:“秦昭王怒，使将军攻周。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 与春秋战国并行515年的东周，自此（前256年）消亡。此时，距秦始皇一统天下，还剩35年。 取周九鼎的秦昭王，也是急性子，早就想把自己头上的“王”变成“帝”。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叙述这段历史八卦:“公元前288年10月，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并派相魏冉到齐，尊齐王为东帝。这样，秦、齐两国就洋洋自得地称起‘帝’来了。纵横家苏秦由燕到齐，劝说齐王取消帝号，以便拉拢各国反秦……秦昭王从称帝到取消帝号，前后只有两个月。”称帝不成，灭了东周，取天子的象征物九鼎，秦昭王果能“一言九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郝本性的答案是，“象征物转移而已”。 那段既断裂（春秋战国）又连续（东周）的历史，按司马迁的视角，唯有九鼎能将其串联。 九鼎，还引司马迁所叙，“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由夏后氏所铸之鼎，遗留到商代，再转到周人手里，连绵夏商周三代，成为王权符号。九鼎之神奇，唐兰先生引用墨子言:“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在《周本纪》最后，司马迁仍不忘记解释，说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居九鼎焉”——专门为九鼎而筑城。 春秋起点，历史学家选择的事件是西周王朝周幽王之死（前770年），尔后，“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好玩的是，那段历史恩怨中的传奇是，因勤王有功，秦襄公被后继的周平王封为诸侯，秦由此“始国”。后来灭周亦为秦国。曾经“天下公主”的周王室，按司马迁提供的材料，周平王之后的东周，能存续500余年，极而言之，甚至是九鼎之助。当时周室之衰，出乎意表，北大教授叶自成罗列史料:“公元前717年，周境内发生灾荒，周王室不得不向鲁国‘求籴（要粮）’，鲁国自己也没有多少余粮，于是又向宋、卫、齐、郑等国求援;公元前702年，周平王死，周王室又向鲁国‘求赙（丧葬费）’。公元前697年，周桓王向鲁国‘求车’，而按过去惯例，都是周王室给诸侯国以车服。如果说前三例都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公元前618年，周王室公开向鲁国‘求金’，就有些不像话，以至于《谷梁传》评论说:‘求车，尚可;求金，甚矣！’” 以诸侯实力论，春秋战国时期，灭周不是一件太费周折的事情。而事有转机，周竟存续至战国末年——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九鼎。唐兰先生描述:“楚国对于周王朝，本来就是敌对的，他们早就自称为王，对所谓尊王，楚国是不买账的。因此对九鼎，既持蔑视态度，又想掠夺过来。楚庄王问鼎时说，‘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但楚国真实的意图，楚灵王说，‘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强大如楚国尚如此，九鼎于周之运用，自然有了机巧。“《战国策·东周》载‘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颜率说齐王伪称要把九鼎归齐国，让齐国出救兵。到齐国去求九鼎时，又提出很多难题，说梁国、楚国都在谋九鼎，无路可通。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段理由，‘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之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九鼎因此种种说词，而终留置于周，直至周亡。九鼎之价值，或者不仅是历史悠久的青铜器，它与周的国家构建方式相关。 分封与郡县 一般史家论及周朝的国家构建，分封制与宗法制而已。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是，“以亲屏周”。因而须用宗法制辅之，研究者张元城论及，“古代社会，尊祖敬宗祭祀祖先是生活中的两件大事之一，不敬祖先是极可耻可怕的。主祭权牢牢地不可分割地掌握在大宗手里，大宗的地位因主祭权被突出了。通过宗法系统，血缘关系政治化等级化了”。这一制度的细目，其精细程度或许也超过想象，比如天子祭器“九鼎八簋”——九鼎所盛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这种种亦称“大牢”;而诸侯祭器则只能七鼎六簋，大夫、士则依次递减。 周的分封——“分土而治”，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细细剖析，“周朝分封的诸侯，他们与周天子的关系也不是后代的行政管辖及归属性质。天子直接统治区——王畿的面积很有限，而诸侯同样如此，他们也可以把自己的土地分给本国的卿大夫，自己只直接统治国都;卿大夫也可以把封地再分给子弟与家臣，自上而下层层‘分土而治’，结果，从天子到每一个最小受封人都没有多少直接统治的地方”。 分封的衰败，与之相伴生的，兰州大学教授杨恕称，“宗法制却逐渐内化为意识形态并持续地对社会发生作用”。被郑重记录的孔子“适周问礼”，其时周衰已久，其礼制，仍被孔夫子希望“克己复礼”，可见它对那个时代影响的深度。宗法制最重要的器具九鼎八簋，因此而被尊崇。饶有趣味的是，在河南省博物馆，存放着从新郑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祭器，也是九鼎八簋;同样湖北随州也出土战国时期的九鼎八簋。这意味着，秦昭王渴望称帝并非孤例，诸侯各国早就希望自己如周天子一般，可以行天子礼祭祀了。但这些九鼎八簋毕竟没有夏商周三代“历史传统”，最多仅供诸侯自慰而已。宗法制，甚至它的象征性价值，也能帮助懦弱东周生存500多年，直至秦昭王夺之——这同样是一个象征，即使从象征意义上讲，周也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由周入秦的九鼎，最后的下落……流传最广，各类历史笔记传抄的是，“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这一传说，仍本自《史记》。或者推想秦始皇对九鼎尚有好奇与稍稍的敬意，但他对周朝国家构建的最重要方式——分封制，却断然弃之。秦的国家制度方式，由此而别开新面。 秦立国之初，似乎分封制仍可能是秦的选择可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丞相绾等言:“诸侯被破，燕、齐、荆地远，不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制度结构，郡县制由此开始。《剑桥中国秦汉史》称，“这个制度成了后世王的典范（但又稍加修改），最后演变成现在仍在实行的省县制”。时空被压缩的历史叙述，构成了阅读所体会的戏剧感——秦始皇果真一言九鼎垂万世。但以郡县制而论，其来有自。郝本性认定郡县制始自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以马非百先生所集史料看，楚、魏、赵、燕、韩、晋、齐、吴等国先后置郡与县，对周分封制的检讨与改辙更张早已开始。而秦国在秦武公十年（前688）即开始在新辟地区设县。这种制度的更新，葛剑雄论述说，“新设置的郡、县，都是国君直接的统治区，与此前的大小封国或封邑完全不同。随着郡县制的建立，‘分土而治’过渡到了‘分民而治’”。而各诸侯国先后采取这一制度，“统一首先在七国内部完成了”，“一个国家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统一体”。比较之下，秦更彻底，北大教授阎步克研究发现，“秦之封建制、宗法制，也未曾发展到山东列国的那种程度，秦国国君和王族贵戚，皆无尺土之封。”元人马端临曾论道，“盖秦之法未尝以土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议而后始罢封建也”。 回到历史现场，秦始皇选择郡县制真正的挑战，“这意味着必须对原来各国的统治者及其依附的贵族和官员做出处理”，《史记》所载的解决之道是，“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据此，《剑桥中国秦汉史》推测说，“在咸阳为他们建造了新的宫殿，把他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监视之下。这些人可能得到了充分的政府津贴以代替他们原来的收入”。当然，为《剑桥中国秦汉史》写作这一章节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卜德，不是没有困惑，他说，“唯一的疑点是12万户这一可疑的巨大整数”。{page} 除去这种技术上的难题，在始皇年代，质疑并挑战郡县制，被明确记载的只有一次。秦一统天下8年后，“置酒咸阳宫”——在这次大宴群臣的宴会上，博士齐人淳于越看不惯众臣歌功颂德，讲了一通挑战郡县制的“政见”，他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一质疑的直接结果，导致了著名的“焚书”事件。 对郡县制最激烈的反动来自项羽，他尚未完成对刘邦的最后胜利，即分封18个诸侯王，自称“西楚霸王”。之后，中国历史，郡县制与分封制——顾炎武将其解释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虽偶有交叉起伏，但郡县制的主导形态从未消解。 君道独尊 比较之下，建立朝廷，即“中央政府机构”，于战国七国，差不多更顺理成章。郝本性的解释极其自然:“因为战争的复杂性需要，诸侯各国开始有将、相，分别帮助诸侯各国处理军事与行政事务。它的直接延续，即所谓朝廷。”细究秦国历史，“秦武王二年（前309），初置丞相”，甘茂为左丞相，樗里子为右丞相。 地方（郡县）与中央（朝廷）的制度构建，放在春秋战国的背景下，秦的选择似乎理所当然，而秦国真正有价值的贡献在于将其技术化精细化，其缜密程度，才是它的创造性所在。“除引征《史记》、《战国策》等记载秦史较多的史籍外，凡后代正史政书、方志、类书、稗官野史等记有秦事者，虽一鳞一爪，亦采录无遗。”——马非百先生由此而完成的《秦始皇帝传》，其中集录秦始皇政治改革与中央集权内容占全书1/5，没有任何方面超过它的篇幅。因而一般史家论及秦政，结论是:吏道独尊，君道独尊。简单论述，秦的政治制度的技术核心是“三三制”。中央官制:三公九卿。三公，丞相（行政）、国尉（军事）、御史大夫（监督）。依此结构，郡制:郡守（太守）、郡尉、监御史。县制:县令、县丞、县尉。 粗看起来，这套制度并无出奇之处，但如果稍稍进入细部，结合出土的秦简，仅以县之下的乡官为例——分别为:亭长、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亭父、求盗、里宰、里监门、里正与伍老、田典、牛长——其职责精细，井然有序。而云梦出土秦简里的那部《为吏之道》，明确规定:吏有五善，一曰中信敬上;二曰精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吏有五失……一曰不察所亲，不察所亲则怨数至;二曰不知所使，不知所使则以权衡求利;三曰兴事不当，兴事不当则民异指;四曰善言惰行，则士毋可比;五曰非上，身及于死。秦由百姓而至丞相，被严密有序地织进组织网络之中。而这种种细密的规定条文，即使以今天现实社会的组织方式来观察，也不能不感叹其复杂与缜密。 后世研究，多以静态名目来观察秦吏结构，回到春秋战国的争战现实，秦国的这套系统，战争之际，其所发挥的作用，《商君书·画策》的叙述十分精当: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敌首），无返！” 如此现实，得天下断非偶然。灭了六国，秦始皇到了要实现他先祖梦想时刻。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秦始皇为什么去“泰皇”而选“皇帝”，林剑鸣先生的解释是，“有一种意见认为，秦始皇否定‘泰皇’称号，乃是由于孟子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言论。（秦始皇）知道了博士会议所决议的‘泰皇最贵’条文隐射‘民为贵’的哲言，所以特斥不准。这种解释同加强君权的解释是一致的。不过，说博士隐射‘民为贵’的哲言，未免有点牵强，从当时博士在朝廷上所居的地位来看，他们恐不会有这种胆量”。林剑鸣认同的是日本秦汉史学者好并隆司的说法——“秦国居于西方以游牧为主，这种经济形态是产生君权神授观念的土壤”。 “振六世之余烈”的秦始皇，总成其先辈所开始的地方（郡县）与中央（朝廷）结构，并在其上建立了国家元首（皇帝），一统天下的国家制度，终于完成。为秦始皇寻仙药未果，并导致“坑儒”事件发生的侯生与卢生，议论秦始皇及其制度关键，为后人留下了对秦国家方式最为经典的观察:“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之所以能“皆决于上”，那套地方/中央/元首制度，至今仍值得细察——2000多年后，放开眼界与视界，从另一个方向来观察秦与秦制，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G.Creel）的评论是，“还是早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时，中华帝国就已经显示了诸多与20世纪的超级国家的类似之处了”，“在由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加以管理之上，中国远远超过了罗马帝国，并且超过了近代以前所有可比的国家”。因此价值，谭嗣同感叹，“两千年之政秦政也”。 与“两千年秦政”并行的事实是，中国文人思考的核心命题之一:为什么是秦与秦始皇？梁启超视野相对开阔地投向了那个被命名为春秋战国的时代，“天下之趋统一，势也。不统于秦，亦统于他国。而统一之愈分争，则明甚也。天将假手于秦以开汉以后之局，夫谁能御之。而秦与他国，又何择焉。……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 大势之下，秦之微观呢？或者从思想史的角度观察，另有新见。在那个被称为“百家争鸣”的时代，更近距离的记录来自《吕氏春秋》:“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已，孙膑贵势，王廖贵先，良贵后。”这之中，没有任何思想家产生于秦国，其结果，历史学家记录的是由魏入秦的商鞅。《秦史稿》描述:“商鞅到秦国后，第一次见孝公时，向孝公说以‘帝道’。这是属于道家学派的一种政治学说。秦孝公对这一套不感兴趣，商鞅边讲，孝公边打瞌睡。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说以‘王道’。这是儒家学说。孝公仍不愿意听。商鞅第三次求见孝公，说以‘霸道’，这是法家的学说。这一回孝公听后对商鞅重视起来。”在“礼崩乐坏”的年代，诸子百家种种思考社会秩序重建的学说，在秦国，法家胜出了。 商鞅的那套思路既极端也简单，“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君主实行专制，“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秦国的地理环境与成长背景，加之商鞅与秦孝公的结合，放在春秋战国的那个时代，阎步克的观察颇为生动，“周政‘礼’传统的兴衰演变，本是个颇具连续性的过程;但是秦帝国因其特殊历史经历和社会性格，它的政治发展对此进程多少有点‘插入’的意味”。所以，周之九鼎于秦仅止于权力象征而已。
与周王室仅凭九鼎宝器而存续数百年迥然有别，处戎狄之间的秦人“尚武、剽悍”，研究者普遍的观察是，“秦国专制君权较早就发展出了相当之高的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这为其政治体制的专制官僚制化，提供了优于六国的得天独厚的基础”——这是秦无视“礼制”而取“吏道”的社会条件。由于商鞅的到来及其变法，“（秦国）转而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强劲势头”。之后，《战国策·秦策五》一段记录十分精彩: 司空马说赵王曰:“……请为大王设秦、赵之战，而亲观其孰胜。赵孰与秦大？”曰:“不如。”“民孰与之众？”曰:“不如。”“金钱粟孰与之富？”曰:“不如。”“国孰与之治？”曰:“不如。”“相孰与之贤？”曰:“不如。”“将孰与之武？”曰:“不如。”“律令孰与之明？”曰:“不如。”司空马曰:“然则大王之国，百举而无及秦者，大王之国亡。” 所以，后人看这段历史，或许秦之胜出，势在必然。两千年而秦政，似乎也无意外。 同样，将那套地方/中央/元首依次织成的专制官僚体制，放在当时小农经济的背景之下，效率是其长，但其短，阎步克论述道，“小农经济的天然脆弱性，却使这个庞大的专制官僚机器必须在一个难以掌握的平衡点上运转，既要保证资源的敛取，又不能使剥削超过限度，否则千万小农的破产终将造成严重动乱。然后这一体制的结构，却使之难以由自身来矫正政策的偏差。文吏固然训练有素，他们却只具备执行功能，由严刑暴敛引起的动乱反馈至中央，新的指令仍是严刑暴敛，并在无异议的情况之下被再次贯彻……”看似悖论，两千年而秦政，而秦却仅二代——这是背景。 徐复观先生在他的《两汉思想史》里提供的结论是:“法家政治，是以臣民为人君的工具，以富强为人君的唯一目标，而以刑罚为达到上述两点的唯一手段的政治。这是经过长期精密构造出来的古典的极权政治。任何极权政治的初期，都有很高的行政效率;但违反人道精神，不能做立国的长治久安之计。秦所以能吞并六国，但又二世而亡，皆可于此求得解答。” 秦国的崛起、兴盛与二世而亡，太过戏剧性。继之而起的汉帝国，虽“汉承秦制”，但阎步克的观察是，“关怀治道的人们，特别是儒生，一般是将秦作为一个反面样板来加以评论，这种态度，又推动着帝国体制与‘秦政’颇为不同的方向演化”。在这样不断的损益过程中，秦政，两千年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