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刘建辉
《斯特恩报告》第一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气候变化的后果以及控制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一个空前严重的警告：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温度上升将把世界带入超出人类经验所能认知的境界
“我们如果对温室气体排放不加限制的话，将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5%-20%的GDP的损失。”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在接受《经济》记者专访时一再强调。斯特恩所讲的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或称《斯特恩回顾》）的核心内容。
《斯特恩报告》由英国财政部支持撰写，并向财政大臣和英国首相报告，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肯定，目前正在世界各国进行推广。报告的负责人尼古拉斯·斯特恩是英国政府经济服务部门的负责人，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报告》2005年7月开始撰写，2006年10月30日发布在英国财政部的网站上。11月初，斯特恩来到了北京，就报告的内容与中国政府、学界以及媒体进行了交流。 这份报告的特别之处在于第一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气候变化（主要是由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变化）的后果以及控制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分析。斯特恩告诉《经济》，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且寻求解决之道，这也是经济学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然，斯特恩并不是一味展示黯淡的前景，“如果我们现在就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实施控制的话，仅仅会造成1%的GDP的损失。” 20%是怎么得来的 《斯特恩报告》使用了大量的数据和模型来预测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控制与不加控制所导致的不同的结果。 《报告》所引用的数据表明，未来几十年中全球平均温度上升超过2摄氏度的几率至少是75％，也许还会高达99％，温度变化超过5摄氏度的风险几率至少是50％。温度的上升将对人类生活、经济活动和环境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大概有15％－40％的物种可能会在变暖2摄氏度后面临灭绝的命运。还有海洋酸化将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当全球变暖3—4摄氏度时，本世纪中期可能有2亿人会因为海平面上升、洪水越来越严重、干旱更加严酷而永远离开家园。变暖还可能导致区域天气模式的突然改变，例如南亚的季风或是厄尔尼诺现象。 根据外推法计算，到本世纪中期，仅是极端天气的成本就可能达到世界每年GDP的0.5％－1％。在英国，一旦全球平均温度增加3－4摄氏度，每年仅仅洪水的损失就将从今天占GDP的0.1%增加到GDP的0.2％－0.4％。欧洲2003年的热浪导致35000人死亡，农业损失达到150亿美元，到本世纪中期，这种热浪将变得司空见惯。另外，温度上升后，发达经济体面临大规模冲击的风险将不断增加。例如，极端气候事件的成本不断上升将导致保险成本提高，而且因其起伏不定而影响全球金融市场。 斯特恩说，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温度上升将把世界带入超出人类经验所能认知的境界，而且气候变化的影响分布并不平均，最穷的国家和人民最早受到损害，损害程度也最深。斯特恩认为，气候变化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威胁。在国家层面上，气候变化将会减少税收，增加开支，使公共财政情况恶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穷的国家，都高度依赖农业，而农业是所有经济领域中最容易受到气候影响的部分。再加上收入低，穷国在适应气候变化时尤其困难。 斯特恩解释，之所以《报告》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的预计会比此前大多数研究所显示的要严重得多，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之前的研究往往把一些最不肯定但是可能最有破坏性的影响排除在外。斯特恩领导的研究团队直接地使用概率来研究这些风险，将它们也考虑在内。 斯特恩说，过去大部分正式模拟都把起点定在全球变暖2摄氏度－3摄氏度的情况上。但是，早期模型对变暖的预测过于乐观了，最近的证据显示，如果按“照常营业”的情况继续排放的话，到本世纪末温度变化也许会超过2-3度，下个世纪全球变暖很有可能达到5-6摄氏度。现有的模型在考虑到突然、大规模气候变化的风险之后，估计温度上升5摄氏度-6摄氏度将造成相当于全球GDP5%－10％的损失，而穷国遭受的损失成本将会超过GDP的10％。斯特恩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说，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不应该只是狭隘地集中在GDP上，其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有时被称为“非市场”影响）导致的后果有可能非常严峻。 第一，如果考虑到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直接影响，那么我们对气候变化总成本的预测就必须照同样方法把全球人均消费量的减少从5％提高到11％。 第二，如果考虑到甲烷排放和碳吸存速度减弱这两种因素，气候反应的潜在速度有可能把气候变化的成本从全球消费量的5％增加到7％。如果把上面所讲的两种非市场影响因素考虑在内的话，成本则将从11％增加到14％。 第三，世界贫困地区所承担的气候变化负担不成比例。如果适当地进行加权，气候变暖5－6摄氏度所造成的全球成本估计要比没有加权高出四分之一多。 《报告》由此得出一项重要结论：如果分析中考虑到所有的影响和可能结果，也就是说使用了基本风险经济学，就可以看出“照常营业”的气候变化所减少的福利将相当于使人均消费减少5％－20％。 用1%换取20% 斯特恩说，科学和经济学中有些很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我们知道最少的领域，但是大部分风险可以通过一个有力的缓解政策来减少。 温室气体的排放一直并将继续由经济增长驱动，不过《报告》指出，世界并不需要在避免气候变化和促进增长和发展之间做出选择。能源技术和其他应用技术的进步已经减少了收入增长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依赖性，在一些发达国家尤其如此。如果能够做出有力而周详的政策选择，就有可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实现所需的“去碳”规模来稳定气候，同时保持经济增长。 《报告》认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减少对排放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需要，增加效率，采取行动减少非能源排放（例如避免砍伐森林），电力、供暖和交通向低碳技术转化。 提高减少排放和成本效率的技术潜力是巨大的。过去100年来，发达国家能源供应的效率提高了10倍，进一步提高的余地远没有穷尽。国际能源机构的研究显示，到2050年，能源效率有可能成为能源行业中节约排放的最大的单一来源。另外，非能源排放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的1/3。如果有正确的政策和体制结构的话，采取行动防止砍伐森林与其他缓解形式相比成本很低。不过，要在中长期大幅度减少减排，就必须大规模的采用一系列清洁电能、热能和交通技术。 斯特恩在接受《经济》采访时也提到，虽然目前已经有很多能够实现目标的技术，比如说利用核能和风能发电，但是优先重点是降低这些技术的成本，使这些技术在碳价格政策机制中和化石燃料相比也有竞争力。 要想大幅度减少排放就会有成本，《报告》估计，到2050年前每年的成本大概占GDP的1％。斯特恩指出，用1%去换5%甚至20%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更何况低碳、高效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扩大也将带来很多的商业机会。 斯特恩说，碳减排不仅仅是产生成本，同时也存在着相当的新机遇。到2050年，低碳能源产品的市场价值可能会达到每年至少5000亿美元，而且可能还不止。各公司和国家应当调整自身定位，以利用这些机遇。 气候变化政策有助于根除现有的低效率。在公司层面上，实施气候政策可能会使公司更加节约。在国民经济层面上，气候变化政策可能成为杠杆，用于改革低效的能源体制，取消产生扭曲作用的能源补贴。目前世界各国政府每年在这些方面的支出约为2500亿美元。气候变化政策也有助于实现其他目标。例如，如果气候变化政策制订得好，就可以帮助减少由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和死亡，有助于保护森林。这些联带益处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经济成本。斯特恩告诉《经济》，解决气候变化这一难题有其特殊之处，它需要所有政策必须置之于全球集体行动的框架之内，需要跨国管理共有资源，避免“搭便车”的现象。国际合作必须涵盖减少排放量政策的所有方面，既包括定价、技术、扫除行为障碍，也包括对因使用土地而产生的排放采取行动。遗漏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将大大增加行动的成本。 斯特恩说，根据收入、历史责任和人均排放量的计算都表明，富国应当承担起责任。要为这些成本提供援助就需要大大增强交易机制（诸如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的雄心。现在，私营领域的交易机制处于国际碳资金流动的核心。私营领域是世界各地技术创新和传播的主要推动力。政府可以帮助促进国际协作，克服在这一领域的障碍。 斯特恩在接受《经济》采访的最后强调：“从经济角度来衡量的话，尽早采取措施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可行的；有效行动开展得越早，所需付出的成本就越小，收益也越大，而当损害一旦出现，想扭转这个过程就太迟了，因此我们必须放眼未来。” 关于中国 《斯特恩报告》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了中国。比如说：“中国正面临水资源短缺，但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增长，这种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尤其在宁夏、甘肃、陕西和吉林等北部省份中国所有的冰川都确确实实在融化，那里的泉水流量几乎提前了一个月气温上升将导致中国的温带北移，干旱地区也随之向北扩张。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将面临更频繁和更严重的热浪袭击中国北部和西北最脆弱的7个省份农产品的净值会减少” 斯特恩在接受《经济》采访时对中国所采取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他说：“我此行会见了中国国家能源领导小组的成员和中国50位主流经济学家，还见了能源和铁道部的同事。中方认可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没有任何等待观望的态度，而是非常积极地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他举例说，中国的“十一五”规划中强调提高能效，建设节约型社会；中国努力阻止森林砍伐；在发电行业中采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在汽车尾气排放方面采取非常高的标准。“中国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在2006年至2010年之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减少20%，并且推广使用可再生能源，”斯特恩说。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少森林的砍伐，并增加森林再造。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的林地面积增加了1800万公顷，林地面积由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6%增加到18%。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每年净增的森林面积居世界首位。中国增加的森林面积是过去五年全球森林砍伐面积的近一半。 斯特恩还说，中国可以比另外一些国家在减排上花更少的钱，因为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巨大。中国在未来几十年有望大幅度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仅中国就将占全球能源总投资的15%左右。如果使用低排放技术，由于少排放废气所节约的费用将可以被分摊在这一资产的整个使用期内。建造一个使用低排放技术的新的资产设备要比翻新改造肮脏的股本便宜的多。斯特恩认为，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 除了碳市场和技术外，斯特恩还谈到位于上海附近崇明岛上的计划中的生态城市——东滩。他说：“该生态城市为世界上那些处于快速城市化变迁时期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榜样。”这个面积达86平方公里的社区将利用可再生能源资源和其他被动能源系统建设高效能建筑，并对废物进行循环利用和堆肥。 《报告》的不确定性 《斯特恩报告》中使用了很多经济模型来分析气候变化的风险和成本。斯特恩告诉《经济》，建立气候变化全面影响的正式经济模型是个巨大的挑战，从行动到实效之间的时差很长，为行动提供信息而进行的定量分析将依赖于这种时间跨度很大的模拟。因此，并不排除以后对模型进行修正的可能。 斯特恩说，气候变化的分析，从本质上讲要求我们向前看，要看50年、100年、200年或更远。《报告》详细地考虑了跨行业减少排放的技术和措施的潜能和成本。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一样，这些考虑也有很重要的不确定性。其中包括预测未来几十年的技术成本以及化石燃料价格在未来的发展都很困难，而且很难知道人们对价格变化会做出什么反应。 斯特恩还介绍，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平均预期成本可能从本世纪中期起就维持在GDP的大约1％，但是这些围绕1％的估计对此后的推测就分歧很大。有些认为到2100年将大幅度下降，有些认为将大幅度上升。 《斯特恩报告》的中国部分的主要撰写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教授在接受《经济》专访时称，《斯特恩报告》第一次比较综合、系统地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评估，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据邹骥教授介绍，《斯特恩报告》中的资料和基础观点基本上都是由参与撰写的各地的经济学家或者环保学者提供的，但是报告的最后执笔和总的结论还是由英方的专家来完成的。邹骥教授认为，《报告》中对中国的描述还是比较客观的。 中国政府对于《斯特恩报告》给予了充分的重视。邹骥在接受《经济》专访第二天就要去向国务院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的成员汇报，他们分别来自发改委、外交部、科技部、国家环保总局等部委。邹骥教授说，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责任也有义务需要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另外，国内很多生态环境问题都和温室气体排放有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也可以缓解其他相关环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