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潘天翠
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于2006年11月13日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首播，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也是这几年来中央电视台少有的大思路，大制作。该片从2004年春节后立项到与观众见面，历时近3年，就像该片总编导任学安所说的，是一次艰难的跋涉。
《大国崛起》播出之后，迅速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互联网，议论经久不息，观点褒贬不一。观众如何辩论，我们暂且不谈。关于大国崛起之谜，各国的学者提供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但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他们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就这个话题，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尚杰。 记者：《大国崛起》播出之后，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来采访之前，我从google键入该片片名，有101万项符合查询的结果，有赞扬也有批评。作为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您对此片有何评价？ 尚杰：这是这些年来中央电视台少有的比较像样的作品，它能引起轰动，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电视台很少拍摄这么宏大的政论片，所以播出之后还是能给人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 说到耳目一新，其实是一种遗憾。这部片子之所以能引起这么热烈的反响，让普通观众震撼，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教育非常欠缺。这其实是我们中学世界历史教科书里的内容，里面讲到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本来人们就应该知道的，但我们不知道。从这个角度去看，这部片子倒是起到了某种启蒙的作用。它的成功之处就是说教比较少。如果按照过去的习惯去做这样的片子，就会有许多“应该如何如何”，可是这部片子没有那么多“应该……”，大部分是在用历史事实说话。 记者：就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央电视台推出这样一部片子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尚杰：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期，播出这样一部片子，是容易引起国人注意的。因为里面的话题是强国、民族、文化、思想、自由等，这些都是当下中国人比较关心的。而且它真正从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角度，以一种开放式的姿态作比较，这里面虽然很少谈到中国的事情，但我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中国。 记者：您觉得这部片子的薄弱之处在哪里？ 尚杰：作为一个研究法兰西文化以及哲学的学者，我认为这部片子所包含的学术思想和立场还不够新颖，比如在讲到大国的强盛、以民族国家为主题的这样一种思想为导向时，它讲了很多可以说永远正确、又没有多少新意的东西。其实，当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趋势不是以国家为主，也不是以民族国家为主，反而是超越国家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欧盟，欧盟就是超越伏尔泰和卢梭所代表的近代的或者２０世纪前期的现代国家那种旧的启蒙传统。超越国家的意思是，不以国家主权高于一切，因为还有一种更大的公正。这种更高的公正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实现自由、平等、博爱。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最新学术问题，这些问题对影片的编导者来说，显然相当陌生，更不要说一般观众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孙中山当年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是，快100年过去了，孙中山当年所追求的理想对我们现在来说，竟然还是新鲜的，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记者：据说制作这部片子的起因是20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9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世界上9个主要国家自15世纪以来的兴衰史。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反复强调：我们的发展，要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的确，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以什么样的胸怀和态度来看待曾经在近现代历史上引领世界潮流的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可以从中借鉴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课题。尚杰：先说借鉴吧，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制度上的创新。这里面提到的有几个关键的东西，英国的《大宪章》，诞生在1215年，一个封建专制的时代，革命还没爆发。那时的英国贵族就以这种“准社会契约”的法律形式限制国王的权力，这些“组织起来的”贵族成为日后英国国会的雏形。 再一个就是荷兰的股份公司、证券市场的建立，制度上的先进直接导致国内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国家的强盛。虽然荷兰很小，但它仍然能够引领世界的潮流。相反，如果制度上落后，国家再大也没有用。 我们以中国为例吧，历史上中国长期实行封建专制。虽然唐朝很强大，但唐朝之后国人的精神风俗在多少个世纪中基本上是不变的。不变的表现，就是历史循环。如果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就可以避免历史的循环。英国国会限制君主的权力，它实际上对近代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以至于现代民主国家的形成，都有榜样的作用。 各个社会力量之间的妥协和现代化与传统的融合也是我们要借鉴和思考的。从９个大国的兴衰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凡是进行逐步、渐进的改革并融合传统与现代化的国家，发展都比较平稳，进步也很快。而没有进行理智思考就匆匆展开激进变革的国家，都会出现大的波折，甚至倒退。 中国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在体制上怎么避免腐败，从根本上杜绝腐败，怎么去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如果一个王朝兴盛了，因官员和朝廷极度腐败导致人民反抗以至造反，最后导致整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王朝上来又重新开始，周而复始，循环下去，那么这个国家在精神文明上也将是循环的，也就没有新意。《大国崛起》告诉我们，近现代以来，世界大国的崛起，靠的是思想和体制的创新。 有人说中国的民主遇到了很多障碍，即使有种种消极因素，这一步也要往前迈，否则就没有出路。 记者：除了体制的创新之外，我们还关注到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也很大。尤其是法国这一集，给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如专制政体和文化艺术发展之间不存在对立，像路易十四这样的专制体制竟然孕育了最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您很熟悉法国这段历史，请帮我们解解其中之谜。 尚杰：我们先从法兰西这个民族的性格开始说起，我们所看到的像路易十四这样的专制与我们的封建专制一开始就不是一回事，它的基督教传统与希腊文明相互补充，与中国的文明有不同的精神渊源。虽然都叫封建，但含义完全不同。法兰西１７、１８世纪能诞生这么一大批启蒙思想家，是和他们当时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的几百年的人文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争论一开始就是思想层面上的，比如说人权和神权的争论，不光在１８世纪，１８世纪只不过达到顶峰而已。 法兰西民族的性格是开放的，他们一向求新求异，迷恋异国情调。伏尔泰当时是那样的赞赏中国，把中国描述得像一个乌托邦一样，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他说得那么好。而伏尔泰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对异国文化抱着一种很宽容的态度。 当时的法国各地都有科学院，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在第戎科学院的年度征文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获奖的原因是他的论文提出的观点独特，言之有物，而他的观点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人类堕落的根源。在公开的场合鼓励和允许最大胆的思想，即使是批评政府的思想，这些法国在２００多年前就做到了，这是法兰西文化始终富有创造活力的重要原因。这当然要有伏尔泰和卢梭这样的知识分子付出代价。一个国家不重视和鼓励人民独立思考和批评，长期下去，人民就会丧失这样的能力，当然也就失去了创造性。这对一个民族是一场灾难，因为会失去文化上的竞争力。启蒙时代的法国还有很多首创的东西，如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以编撰百科全书的形式传播启蒙思想。但有一点，他们都是自下而上的，当时“沙龙文化”、“咖啡馆文化”之所以那样盛行，这实际上跟当时社会有一大批精神贵族有很大关系。像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他们都很有钱，但同时他们也是精神贵族，他们都有很好的人文素养，这与他们整个文化层面都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对中国有启示的话，就去关注民间的精神上的开放和精神上的情趣。我甚至觉得，如果有一天，中国的“财富贵族”们同时也是全社会的“精神贵族”而不是趣味低下的“土财主”，那中国就有可能真的成为世界大国。但现在不是，因为在当代文化上中国还不是世界大国，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一点。记者：法兰西民族充满了激情和浪漫，而中国人比较含蓄，两个民族表达情趣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尚杰：很有趣，18世纪法国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词Libertin，就像前几年我们国家年轻人中流行说“酷儿”。Libertin的意思有两层，不信神和放荡。放荡是一种精神的解放，当然是广义的，这一层含义连我们的哲学史教科书都不讲。联系到《大国崛起》能引起这么大轰动，我认为是不正常的，因为我们大、中、小学的各种教科书中对历史的解释，有很多是陈旧的观点，甚至有的还没有告诉青少年历史的真实。这是教育部门的失职，误人子弟。百年树人啊！我们应该从民族精神素质的高度思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的教育中人文课程太弱，已经到了危及国民人文素质的程度。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该是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整个社会风气的世俗化，这也是开放和解放的一种标志。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现在的社会风气过于俗气，缺乏高雅的情趣。吸引有钱人的应该是高雅的情趣，中国现在有钱人很多，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并不高雅。从一个人如何消费，可以看出他的品位。 启蒙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在咖啡馆里谈论的，很多都是一些具有哲学味道的情趣和心情，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对这些场景描写得十分生动，可以找来看看。法国的18世纪也被称为伏尔泰的世纪、哲学的世纪。当然这里的哲学是非常广义的，诸如情调啊、情趣呀、幸福啊、痛苦呀，全都是周围的人关心的东西。法国人纠正了这样一种偏见，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把那些可敬却不可爱、离人很远的观念视为学问，疏远、藐视那些身边的心情，那些冲动、激动人心的欲望。法国人的启蒙之所以伟大，在于它影响了后来其他民族的精神风俗。这样的启蒙不是学院里的东西，不是书本中的东西，整个是一种社会风气，这些东西一直延续到现在。法兰西的民族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充满激情和浪漫。艺术和哲学甚至是人们最看重的能力，而不是比谁的官大、什么名牌。启蒙时代的精神风俗高雅而不俗气，精神上永远求新求异追求个性，他们总是在追求一种高雅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像伏尔泰这样有钱的人，他同时追求精神上的富有，他的全集有100多卷，包括哲学、历史、小说、剧本、诗歌、词典等等。就像恩格斯说的，这些启蒙思想家有百科全书式的头脑。 记者：中法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有很久的渊源，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秉持的是什么态度？
尚杰：法兰西民族很重视中国文化。法国思想启蒙时代是中国清朝鼎盛时期。启蒙思想家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很多东西，当时欧洲的文官考试制度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的文化，他们认为是好的，就会借鉴。当然也是有争论的，他们分两派，伏尔泰是友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是反对派，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专制的国家。但有一点，他们始终是以一种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在对待中国的文化。这可以说是当时法国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改革开放”。古老中国文明的“异国情调”对伏尔泰非常有吸引力，甚至有的学者研究把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他们的基督教文化融合在一起。在汉学的研究方面，法国在西方国家里面是十分出色的，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和法国是世界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的两个国家。他们还说只有法国人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的细腻。这意味着中国人和法国人都很细腻。法国人的浪漫和中国人在精神上的某种懒散有相似之处。中国也是很重视法国的，中国人非常欣赏法国人的独立自主意识，法国从来不一味地跟着美国跑。在文化上，法国比美国更有民族自豪感。我说这些，是想让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信心。 记者：18世纪的法国群星荟萃，伏尔泰和所有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如同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枷锁，开启了科学和理性之门。伏尔泰去世后，他的棺木上刻了这样一行字：“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我们该如何去理解“精神自由”？尚杰：伏尔泰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地位？因为他一直在和愚昧、宗教、神权专制对着干，他始终坚持精神是自由的。他跟卢梭是死对头，他批评卢梭，但与此同时，他又为卢梭说了很多话，他认为卢梭很有才华。伏尔泰可以不同意卢梭的观点，但他要捍卫卢梭说话的权利，这叫精神自由。精神自由和言论自由实际上是一个意思的两种说法而已。所谓自由，是批评的自由，也就是允许人们在社会公开场合发表这些批评的自由。 启蒙最大的精神成果，就是让全体人民知道，社会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势力或者任何一种政党有资格告诉人民应该怎么思想，这是康德说的，也包括伏尔泰；自由的另一层意思是，运用人自己的理智，是人的一种天性。社会要顺应人的这种天性。启蒙首先要解决的，不是人的思考能力而是思考的胆量问题。人本来就不是谁比谁笨多少，只是长期的禁锢使人们没有这个胆量去放开思考一些问题。这是启蒙要解决的，说到底还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言论自由和精神自由不解决是非常严重的，它会使整个民族丧失了精神上的创造能力。在新世纪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可不是当时那种靠殖民地的方式来掠夺你的财富或直接奴役你，它是靠人的那种创新能力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创新能力，那么竞争能力也就随之失去了。那你的国家就只会输入，而没有输出。你只有模仿而没有创造，这样长期下去，你的文化、使用的所有产品都是别人的东西，这是一种变相的竞争结果。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在很大的程度上真的失去了创造力。为什么会失去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的文化产品缺少创意。我们没有能影响世界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尤其是公共思想家严重缺位。我们的文学作品有几部能在世界上产生影响？我们现在市场上的畅销书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吗？我指的是文学本身没有突破性的东西。 有一个年轻人不无感慨地跟我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他从王国维，一直数到钱钟书，再到我的老师、我和他这一辈，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年轻人有能力欣赏古典诗词，对那样的艺术语言有深刻的理解？有很多人，甚至学者，连中国话都写不通。缺乏思想锻炼，说到底和教育习惯有关。毛泽东曾说，教育要革命。这句话是对的，教育确实要革命，但不是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 记者：“精神自由”属于哲学的范畴，它与科学的发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尚杰：一种社会能否产生伟大的思想家，这要看这个社会是否有发表言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和争论的自由。言论自由的含义不是人们私下里胡思乱想的自由，而是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各种思想的自由。如果你的思想长期都不能变成公共语言，也就是说你的一些另类的想法永远得不到发表的话，即使你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思想者，你的思想能力也会萎缩的。既然思想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而无聊的娱乐恶搞甚至腐败可能是畅通或阻力很小的事，而人的本性又是趋利避害的，结果就是现在的社会风气，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说。那么这个社会就永远不会再有伏尔泰了。真正的思想家不仅是官方思想家，更是像伏尔泰、卢梭和萨特那样的自由思想家。 我们所说的自由思想家，一定是在体制之外的，在体制之内就很容易受到制约。萨特不去领诺贝尔奖就是这个意思，他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誓死捍卫他的精神自由，这和伏尔泰以及法兰西的传统是一致的。一个社会没有精神自由，终究会制约这个社会自然科学的发展。事实上，我们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素养不高，已经限制了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因为自然科学和哲学是密不可分的，科学上的创造能力离开了哲学上的自由想象力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最尖端的科学肯定是与哲学有关系的。 记者：记得你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法国人的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20世纪是萨特的世纪。萨特与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是死对头，在他眼里，戴高乐简直就是精神专制的化身。可是，就是这个戴高乐，却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不能把伏尔泰关进监狱！’”这意味着什么？尚杰：这意味着你不能把一个与你思想不同的思想者关进监狱，因为思想是人类的最大尊严。不尊重思想，是最大的不尊重人权。伏尔泰在18世纪被称为精神王子、精神自由的创造者。萨特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总代表，他继承了法兰西精神自由和浪漫主义的传统。也就是批评的传统。法兰西民族之所以能有层出不穷的在文化上的创新能力，而且在20世纪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与19世纪相比已经今非夕比。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还能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抗衡，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独立的东西，精神上的原创性，法国是货真价实的文化创意大国——如果美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化产业大国的话。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要是缺少创意，那作用就只相当于一个大工厂，设计图纸是别人控制的，那结果的严重性要几十年后才看得出来。 文化大国的标志之一，就是它有一大批像萨特那样的知识分子。人们一提到法兰西就会想起这些人来，他们不光是在哲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还有文学界、艺术界、电影界等。这些人支撑起了法兰西文化大国的架子，他们的声音总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府也是允许他们批评的，所以戴高乐说“你不能把伏尔泰关进监狱。”他的意思是说，萨特如此地抨击他，作为一个政要他也很恼火。但他没有把萨特关进监狱，伏尔泰还进过两次监狱，这说明政府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那种特定的关系，法兰西民族以及他的政要们本身拥有很高的人文素养。那法国现任总统希拉克，不仅对中国诗人李白很有研究，还是一个鉴赏中国青铜器的行家。{page} 允不允许知识分子的监督，允不允许有不同声音，这是衡量你的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的最重要的标志。在中国历史上，如果一个知识分子禀性天真，也就是太过于真实，讲真话，那这个人的命运、结果总不会太美妙。具体来说，就是具有西方式知识分子这种秉性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比较天真的，而他们的结果都不是很好。这样一来就泯灭了人主动的或创造性思想的积极性。要人们学得更圆滑，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迫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要去说假话，做两面人，使自己的人格很不健全。士大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理想，甚至是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当官，否则周围的人甚至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是没有出息的。很多大诗人，因为官场失意，就在诗中写自己的颓废，一不留神却传下来很多名诗。但这些诗人的本意是对自己的人生不满意，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严重的问题：只有歌功颂德的传统而鲜有批评的传统。它使中国很难产生纯粹的独立的思想家。在我们的精神风俗中，最能光宗耀祖的还是官，排官的座次，有多少几品官。 记者：与伏尔泰同时代的还有另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法国篇”的解说词说，他的棺木中伸出的一只手，握着一支火焰浓烈的火把。这支火把很快就点燃了巴黎乃至世界。记得你的《〈社会契约论〉导读》一书中用了一段很精彩的话来描述卢梭精神和思想的不朽，他的思想到底有哪些迷人之处？对今天的中国来讲又有哪些可以思考和借鉴的？ 尚杰：卢梭与伏尔泰的区别在于，卢梭同时关注到了社会的异化现象，也就是２０世纪哲学和文学艺术才真正重视起来的人的焦虑、绝望、厌倦等一些属于“光明”背后的东西。卢梭敏锐地感到，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是一种堕落。这话当时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实际上他这里面涉及到了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批评，这是伏尔泰所没有想到的。伏尔泰还嘲笑卢梭，说卢梭想要我们回到用四肢爬行的时代。卢梭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人类朴素的自然状态。卢梭思想的覆盖面比伏尔泰更宽广，他的《社会契约论》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根基，他的《爱弥尔》是西方启发性教育的奠基性著作，他的《忏悔录》是西方近代以来浪漫主义传统的代表作。他的著作不算多，但每一部都是开创性的。记者：如何解释“进步的同时也是一种堕落”？ 尚杰：进步的同时又在堕落，这句话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我们所理解的传统历史观的一种重新解释。传统历史观是社会发展规律，社会是一步一步向着美好的方向，最后到达共产主义，我们要为将来美好的社会去奋斗。而卢梭则认为社会可能不是按这个直线去发展的，也不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曲折地前进，最后到达一个理想的社会，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他批评了现代文明可能造成的种种后果，比如工业社会导致人的片面的发展，人附属于机器，附属于异化的东西，使人本身丧失了属于人性方面的东西。卢梭更关心人自身的那种价值观。现在回过头来看，他是启蒙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观点比伏尔泰超前。 记者：“法国篇”的解说词最后讲到：“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法国之所以人才辈出是因为他们尊重思想。现在的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影响世界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今天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原因何在？ 尚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比较，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变得实惠多了。尤其是６·４动乱之后，知识分子热衷于出国、当博导、住大房子、挣更多的钱，但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并没有相应地提高。专家型学者越来越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能力也在下降。有预见性和创新能力的公共思想家更是凤毛麟角，主要原因是缺少这方面的土壤。 大学的教育体制也有缺陷，对教师的约束太多。这些年来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因为学者很浮躁，急功近利。大学就像一个培训基地，一片“繁荣”景象，没有严肃和严谨可言。教育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百年大计，我们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西南联大条件那么艰苦，培养出那么多让现在国内大学感到汗颜的杰出人才。这是一种追求。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精神境界、高雅的情趣和追求，他的精神产品能够达到的高度肯定有限。这对整个民族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是社科精英汇集的地方，也是出智慧出思想的地方，尤其是哲学是启迪人们去思考的学科。可是当国家大事小事发生的时候，却很少听到你们的声音，为什么？ 尚杰：社科院文史哲类的学科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是被冷落的，因为这方面的话题比较敏感，又不能直接变为物质利益。不是社科院没有这样的人，而是他们讲了电视台不会播，报纸不敢登，出版社不敢出版。如果长期不鼓励他们发言，那么有能力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就会越来越少。当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出现时，知识分子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们的社会，应该允许有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不同的声音。这应该是知识分子和公共媒体共同的责任。我这里重申一遍启蒙运动最重要的精神成果，那就是启发人们具有运用自己智慧的勇气。学者要考虑现实的文化问题，比如现在国内对几亿观众有潜移默化影响的电视节目的质量，就非常成问题。即使是娱乐节目，喜剧，也有高雅与低俗之分。我们的电视剧怎么翻来覆去拍大辫子，怎么不去拍点现实的东西？２０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可以说是一座能产生伟大思想和伟大文学作品的金矿，但我们为什么挖不出来？为什么在深重的精神创伤面前丧失了反思和表达的能力，而只是一味地模仿外国的东西？ 举个例子，影视中对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就非常缺乏思考，太模式化，很少从中引出积极的精神成果。在全社会，文化大革命这１０年几乎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被抹掉了。也许我们的民族痛苦太多，反而变得麻木而善于遗忘。历史过去了，但我们的精神绝不能只留下空白。我们不应该以人为的方式不让人们去想这个东西。向前看，并不意味着对过去要糊里糊涂。现在还有很多做法仍然带着文革的遗风，包括说话的方式、套话。为什么要去回避呢？当我们的后代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回答？孩子错了要被大人打屁股，要是大人对不起孩子呢？最要命的是，我门的精神风俗中，没有大人向孩子认错的习惯，父母官从来把我们当成他们的孩子，如果认了错，面子往哪搁？对文化大革命我还要说一句，这是民族的灾难、心灵的创伤啊，缺少反省和忏悔。 在《大国崛起》的“德国篇”中我们看到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冒着冰凉的寒风来到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跪倒在地，为他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向全世界人民忏悔。解说词说得好啊：“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 记者：您认为中国在迈向世界强国的路上，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尚杰：现在中国在国家物质实力上越来越强大，这是２０世纪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努力追求的。我和每个中国人一样为此感到自豪。现在中国的改革到了攻坚的阶段，一个十字路口，也就是国家管理体制的创新。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说得好：“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中国的大国形象已经树立起来了，但我们内部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说制度方面的创新。马克思说，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就是制度。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所以我们最紧迫的任务是要解决好体制方面的创新。这种创新要有勇气，有胆略，有智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官员腐败。细想起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腐败，主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他们钻了制度的空子。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如果腐败不解决，最终会亡党亡国。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以一个偶然的方式导致必然的结果。我们谁也不希望出现苏联那种情况，一个早晨一个庞然大物就这样坍塌了，没有任何人想去挽救它。 所以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强国，更多地取决于中国能否和平地处理目前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取决于中国能否妥善解决国内的安全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要出现大的动荡，中国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处理这些年来积累的社会不满、腐败、改革中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不公正等内部问题，不要因处理不当引发大的社会灾难。 链接：尚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哲学博士。著有《语言、心灵与意义分析》《德里达》《解构的文本：读书札记》《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社会契约论导读》《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精神的分裂——与老年德里达对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