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汪丁丁
效率，就是让最稀缺的资源流入能以最低成本提供最高价值的人手中。
对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有所了解的经济学家最初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市场常常失灵？这个最初遇到的问题，有些“伪”，因为它不对“市场”加以界说。所以，3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开始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市场远比在西方社会里更难以生存？ 在问了这一问题之后，经济学家就不再是经济学家。因为他追问的，是一个社会理论问题，这一问题要求经济学以外的解答。经济学家韦伯解答了我们的问题：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市场，它是一套社会制度，包括独立的司法和新闻，独立的会计、统计、审计，独立的执法和官僚制度等等，统称为“支撑系统”——SupportingSystems，注意，是复数。韦伯说，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有效运行，完全依赖于这样一个支撑系统的有效性。所谓“独立”，首先是独立于政治和宗教，其次是独立运行从而超越人情与利益关系的规则和程序。 于是我们的问题转化为：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市场”？言外之意，在一个韦伯所谓“非西方社会”里——那里几乎没有西方的宗教传统和政治传统，也没有与西方历史相应的支撑系统的历史，因此没有支撑系统，什么是市场？ 也是面对西方的社会理论问题，奈特写过一本影响很大的书《竞争伦理》，这本文集在阿罗的博士论文中多次被引用，并且直接导致了阿罗的博士论文《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后者包含了今天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内容，所以它的影响在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社会里“越来越大”——此时立宪选择和公共政策的理论根据对大众和政府而言都显得特别重要。 事实上，奈特毕生专著很少，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当然是专著而且已经极著名了，其余多为文集。他的另一本文集，《自由与改革》，不仅对阿罗影响很大，而且对我和我的学生们影响也很大。那些最重要的思想家，如社会学家米德和经济学家奈特，往往不写专著，因为意义不够大——在他们生活的学术和社会情境内，在我看来。 奈特的博士论文，国内同时出版了两个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的较好些。其中的第一章，斯蒂格勒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最出色的概括。出色到什么程度？斯蒂格勒用了一个词——“无出其右”。奈特在这一章里概括的，其实是“市场”——它要求什么以及它可能做什么。 关于市场可能做什么的介绍和探讨，几乎就是充斥着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了，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威廉·波墨尔的近作《资本主义创新机器》（已经有中译本出版）。关于市场要求什么的介绍和探讨，很遗憾，由于西方社会已经是一个稳态社会而非转型期社会，所以既缺乏读者也缺乏作者，这一主题逐渐被忘记了，直到“两大阵营”瓦解，出现了新的转型经济及其问题，这一主题才重新回到学术论域之内。 市场要求韦伯所说的支撑系统，市场还要求奈特所说的伦理和情感方式。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两者都缺乏，如果不是都没有的话。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什么是“市场”？这是一个问题。对于要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哈姆雷特面对的那个问题，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 在多年琢磨这一问题之后，现在，我觉得，寻求这一问题的中国解答的合适途径，是把握市场的“功能”，从市场功能的界说入手，就与西方社会理论建立了可比性，然后深入研究如何在中国社会里落实这些功能。 市场，它的争议很小或者毫无争议的功能是“竞争”，谁会反对这一看法呢？市场的好处，如果不是全部好处，以及它的全部坏处，都是因竞争而来的。艾智仁表达了一套看法，我频繁引用过：凡有资源的稀缺性，就会有竞争，凡有竞争性，就有歧视，因为歧视无非就是根据特定的标准选择优胜者，从而落选者遇到了歧视。竞争伦理，就是关于竞争标准的伦理学。有歧视固然不公平，不过远为重要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有歧视，因为反正人类总处于资源稀缺状态所以总要有歧视。远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打算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实行歧视，我们可以根据美貌、暴力、阶级、知识、身高、情感丰富的程度甚至残缺和丑陋的程度来实行歧视，于是导致极端不同的经济绩效。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在于，它以效率为歧视标准，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的。 怎样才是有效率？工程学家有自己的定义，例如：吨煤钢产量，平均亩产，每平米建造成本......这些定义不是经济学家所谓“效率”的确切涵义。后者必须在“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才可以定义。以这一分析框架为“背景”，用白话解释，效率，就是让最稀缺的资源流入能以最低成本提供最高价值的人手中。如此安排之后，下列事情就会同时发生：⑴每一单位资源都可获得最高的报酬；⑵每一有价值的物品都可按最低价格出售；⑶每一市场都可达到供求均衡。 汪丁丁，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