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碳税”大战一触即发
欧盟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对所有到港航空公司征收“航空碳税”。一石激起千层浪，除了欧盟内国家鼎力支持外，其他国家均强烈表示反对。2月22日，26个国家的代表集聚莫斯科，商讨抵制欧盟“航空碳税”事宜。会后，代表们制定出反对欧盟航空碳税的一揽子“报复性”方案，目的是终结或推迟欧盟的征税。欧盟也表态，如果遭到其他国家的贸易报复，自己绝不会坐以待毙。
一场碳税大战一触即发。
《中国新时代》记者就“航空碳税”问题采访可再生能源独立咨询顾问Miriam Schroeder，她表示，欧盟征收的排放费用不应该称之为“税”，这是一种误解。欧盟做的其实是把所有欧盟境内机场起飞或降落的航班全程排放二氧化碳都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mission Trading System）。排放交易体系是欧盟为降低碳排放设定的一种碳排放权总量买卖机制。
总量交易（cap-trade）是指在某区域内，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或逐年降低的前提下，内部各排放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放量，实现减少排放量、保护环境的目的。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实现的方法是，为各行业设置一个排放量的上限，确定纳入排放交易体系内的企业，并向这些企业分配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权，即欧洲排放单位（EUA，European Union Allowance）。如果企业的实际排放量小于配额，则可以将自己的剩余配额放到排放市场上出售；相反，企业实际排放超出配额就必须到市场上购买。实际排放超出配额又未购买的企业会受到重罚。企业每超额排放1吨二氧化碳，可能被处罚上百欧元，而一吨碳排放配额的市场价格最高时约为30欧元。
纳入交易体系，意味着航空公司被限定了配额（Allowance），超出部分就必须购买配额。如果航空公司每年碳排放量超过10,000吨（相当于波音747飞机从伦敦飞到上海13次的排放量），就必须购买排放配额。如果航空公司超排又没有购买配额，则会被处以每吨100欧元的罚款。Miriam Schroeder介绍，2009年EUA配额价格高峰时曾超过30欧元一吨，现在的价格差不多每吨8欧元，目前处于低段了。
Miriam Schroeder说，欧盟这次发起的“航空碳税”并不是税，如果是税的话就等于按照一定比例征收，而排放权交易是为了鼓励减排，达到排放标准就不需要缴纳。如果航空公司不能达到标准，需要购买Allowance，这个Allowance并不是税。
航空碳交易早就被提出来了，2010年碳交易专家、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就曾说，航空被列入碳交易体系，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2009年1月13日，航空业首次被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根据规定，欧盟自2012年1月1日起，开始对进出欧盟以及在欧盟内部航线飞行的航空公司规定二氧化碳排放限额，并对超出限额的公司收费。
原国家发改委、世界银行、GEF中国节能促进项目办公室执行主任王树茂认为，别人的政策是人家的事，欧盟单方面行动欠妥。
东方航空公司董事长刘绍勇在采访中表示，欧盟的诉求是不得人心的，遭到大家的共同反对。中国的航空业是全世界最希望减少碳排放的，我们用的飞机是全世界最好，发动机是最好的，燃气效率最高，排放最少。欧盟的决定遭到反对是因为这是单一方的决定，而且涉及到主权，还是强制性的，这一做法违反国际事务共同协商解决的基本法。我希望航空协会有个好的解决方案，与欧盟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3月12日空中客车公司联合英国航空公司、英国维珍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德国柏林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西班牙伊比利亚航空公司、法国赛峰公司、德国MTU航空发动机公司等8家航空业公司致函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及欧盟主要领导人，呼吁欧盟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强征航空排放配额带来的损失。
空客等9家欧洲航空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声明中指出，由于多个重要市场继续反对欧盟征收超排配额，搁置、取消和惩罚性行动会不断加剧，欧洲航空业及相关产业正在面临报复措施。这9家公司呼吁欧盟能够通过国际民航组织寻找解决办法，尽量减少欧盟这一行为其带来的损失。
空客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恩德斯表示，欧盟行为引起的报复措施，可能会导致空客损失大量客机订单及裁员1,000人，相应的供应链企业也会裁员1,000人。英国航空公司在声明中指出：“在欧洲经济处于极大压力的背景下，对非欧盟国家的航空公司征收超排配额可能引发针对欧盟国家的航空公司以及欧盟对外贸易的报复性措施。”
空客公司的母公司欧洲宇航防务集团3月8日披露，中国已决定暂停购买一批空客飞机，以此作为对欧盟征收碳税的抗议。
在3月9日举行的欧盟环境部长会议上，轮值主席国丹麦气候与能源大臣马丁·利德高表示，尽管遭到多方反对以及有可能遭遇贸易报复措施，欧盟并不打算改变其向欧盟境内飞行的航班征收“碳排放税”的政策。
欧盟之外，也有声音支持这一决定。美国26名经济学家在3月14日向总统奥巴马呈交了一份联名信表示支持欧盟，信中措辞诚恳：“我们恳求你（奥巴马）支持欧盟在排放交易体系之下，对航空业碳排放定价的创新努力，或者，最起码应该停止积极反对这些努力。”
争端的开始
反对者表示欧盟试图让航空业为排放买单的这一举动是单方面的，而且带有政治色彩；支持者表示这一行为对环境负责任，是对全人类的贡献。
双方各执一词，短期内难分胜负。其实，这场战争早就开始了。
环境污染对人类而言在几十年前就不陌生了，工业化带来小汽车的同时也带来了阴霾。1972年6月16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第一次郑重地表示出人类对于环境的尊重。
1992年6月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发大会上得以通过。公约具有法律约束力，规定到2000年，主要工业化（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所有签署公约的国家都承诺，将采取自愿行动来衡量、报告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设想美好，但主要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很难满足自愿减排目标。于是，公约缔约各方在1995年决定有必要进入一个新的谈判阶段，商讨出一个不仅出于自愿并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新一轮谈判将建立限制机制，但仅适用于发达国家，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所列的38个国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原则中，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被称为“非附件一国家”。
1997年12月1至11日，在日本京都举行会议之前，谈判进展甚微，并没有解决最棘手的问题。直到最后时刻，会议还有几小时就结束了，各方仍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第一，温室气体的减排量以及减排目标内的气体种类；第二，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承诺一部分温室气体减排量；第三，是否包将碳交易和联合履约机制纳入其中。
《京都议定书》阶段性的谈判完成后，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复杂的细节谈判和问题解决方案讨论。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不过，《京都议定书》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允许采取以下四种减排方式：第一、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第二、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第三、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第四、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就是基于《京都议定书》设立的，逐渐将各个产业纳入其中，而最近开始的航空排放征收引起了全球的争议。欧盟并没有强制其他国家航空业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权利，而且，从《京都议定书》来看，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进行承诺，也不应该因为超额排放被征收费用。
为了完成《京都议定书》提出的减排任务，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自己的排放交易机制，主要有：欧盟排污权交易计划、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egional Greenhouse GasInitiative）、日本排污权交易自愿计划（the Japanese voluntary ETS）、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温室气体减排计划（the New South Wales Greenhouse GasAbatement Scheme）、挪威排污计划（the Norwegian system）和加拿大阿尔伯塔气候变化和排放管理法（theAlbertanClimate Change and Emissions Management Act）等等。
大国减排主张
全球减排目标落实到各国头上就争议连连。虽然各国都认同人类必须为环保做些事，但是怎么做、每个国家做多少，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经常的情况是发达国家同意承诺减排的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也尽些义务，发展中国家则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选择前者。
欧盟 减排先锋
在对京都议定书的签署问题上欧盟内部几乎没有任何争议，欧盟作为低碳经济的先驱，对全球经济从高碳走向低碳，起着榜样作用。欧盟呼吁到2020年发达国家碳排量减少15％至30％，欧盟自己承诺到2050年将碳排放量削减60％至80％。气候变化已被确定为是欧盟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能源政策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组成。
2002年5月31日，欧盟当时的15个正式成员国在联合国签署了相关文件，原有排放量大约占全球排放量的21%，条约规定要把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8%。根据《京都议定书》承诺，欧盟中的15个成员国同意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降低8％，第一个承诺期是2008至2012年。在2007年和2008年，欧盟15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别比1990年水平降低了5％和6％。2009年11月，欧盟委员会预计，欧盟15国的最终完成量将超过其承诺量。欧盟15国通过《京都议定书》的3个排放交易市场获得2.2％的温室气体减排量，通过欧盟ETS获得1.4％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并通过碳汇获得1.0％的温室气体减排量。随着更多的政策和措施出台，欧盟预计将在2015年使总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13％左右。对于2012年之后的后京都时代，欧盟在2009年4月23日，通过了“20-20-20”气候和能源一揽子计划。
美国 拒签《京都议定书》
作为全球经济领袖，人均排放第一大国，美国在气候变化讨论上经常成为众矢之的。美国是第一批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家之一，却是少数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之一。以1990年的排放量为基准，如果美国同意加入京都议定书，则需在承诺期（2008至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减少7％。事实上，很多措施都被计算到减排量内，例如碳交易和碳捕获，因此美国须满足的减排目标实际低于7％。
美国在1998年11月12日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是，当时克林顿政府没有将议定书提交参议院批准。同时，作为条件之一，“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做出减排承诺”，并没有最终达成协议。克林顿在总统竞选中输给了布什，因此布什成为美国是否加入《京都议定书》的最终决策者。在科学界对气候变暖是否由人类活动造成争论不休时，布什要求学界提供更充分的证据。最后到他手中的是一份美国科学院制作的关于全球变暖的报告，可是显然，布什并没有认真通读这份报告，因为报告第一页最后一段明确写道，“委员会普遍同意IPCC报告中说的，人类活动造成了全球变暖”。布什表示，原则上他并不反对《京都议定书》的思想，不过他认为议定书规定的要求太高会损害美国的经济，他强调“我们不知道气候将要或者可能在未来改变多少。我们不知道变化会发展的多块，甚至不知道我们的行动可能会怎样影响它。”
2001年3月下旬，布什政府正式拒绝了《京都议定书》。美国继续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年度会议，但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相关谈判。 2002年2月，当时的总统布什宣布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在未来10年内，依靠国内的、自愿的行动，将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减少18％，即排放量与经济产出的比例降低18% 。
中国 主张强度减排
中国是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并不需要承诺总量减排。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承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强度下降20%的约束性指标, 第一次将节能减排的定量目标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规划。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十一五”期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19.1%，基本完成了“十一五”确定的目标任务。
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要保障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对于总量减排，大多数业内人士并不支持。
专家认为，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社会财富和人民生活水平已达到一定程度，高税收、高福利社会，人们安居乐业，几无后顾之忧，因此经济增长慢一点无妨，并不会很快直接影响大家的生活质量，这也是为什么近来欧洲虽然危机缠身但国人仍悠然自得的原因之一。在欧洲，民众并不像政府那样缺钱，依然有条件或者宁愿穷点也要享受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和政府自然更加关注环境问题，或者说环境保护比经济增长更重要。而我国尚没有达到那样的阶段，目前，发展仍是首要任务，虽然近年来我们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但中心任务依然是发展，只不过可以稍微慢一点，提高些质量，“不仅关心结果，更要关注过程”。因为在中国现实国情下，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是必须的，否则就会出现就业问题，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稳定问题，而这是中国主政者最不愿意看到的。
王树茂说，减排不能设定总量上限，绝对不能像欧盟一样限定排放总量。欧盟排放量是中国的4倍，就是说他们排放4，我们排放1，如果他们减排到3.5，就要求我们减排到0.9，对我们来说太不公平了。“就像吃饭，他们吃四碗饭，我们吃一碗，本来他们发达国家都吃饱了我们还是半饱。我们只能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不同步，比如经济增长2倍，排放增加1.5倍。国家的排放总量不能减少，但是单位GDP排放强度应该下降。国家总量不能下降，是因为会有新的工厂建设，新的项目上马。然而，企业的排放量是可以限定上限的，这个也应该限定。”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刑国均则认为，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以牺牲有限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刑国均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物资贫乏，我们过去是为了富裕而牺牲了一些资源。现在我们基本保障了温饱，在可以生存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通过牺牲环境来保证发展。
突围低碳困局
低碳经济是不可避免的全球趋势，任何国家都不能逆势而行。减排的强大外界压力与国内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内忧外患，让中国必须在低碳经济中寻找到一条出路。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问题，解决起来同样需要时间。不过，现在中国必须开始学习低碳经济的必修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 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突出表现，也是造成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主要原因。“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让我国环境不堪重负，且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想要实现科学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
2005年，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已于2011年6月1日正式施行。2011年版目录鼓励类新增了新能源、城市轨道交通装备、综合交通运输、公共安全与应急产品等14个门类。同时，更加注重对推动服务业大发展的支持。《目录（2005年本）》中，服务业归在鼓励类中的“其他服务业”类。而2011年版目录中设定了“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商贸服务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等7个门类。与之对应的还有“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服务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刑国均说，“我们国家最大的空白是服务产业，太有发展空间了。而且，服务产业需要的能源消耗相对较少。”
众多服务业中，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尤为落后。固有思想决定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对服务的忽视。中国的企业看重的是产品质量和销量，绝大部分企业认为产品质量好了自然有销量。但是，同等水平产品相互竞争时，服务就是决胜法宝。看到IBM、GE、西门子这样的公司如何从服务业赚钱后，我国的企业才知道原来游戏还可以这样玩。
盛昌绿能科技有限公司就成功地把融资租赁运用到与农户的合作中。公司的经营模式是农户、银行、公司三方签订产、供、销、贷合同，银行贷款，农户生产，公司回收销售。公司负责生产压块设备、提供技术与销售成品。农户购买盛昌绿能的生物质燃料制造设备，利用秸秆、麸皮等农业剩余物制造出生物质燃料成品。盛昌绿能公司还和邮政储蓄银行合作，银行为农户提供设备贷款 ，每户8万元额度，不需抵押担保。原料成本：秸秆100元/吨，生产成本220元/吨；回收成本：运输80元/吨，存放销售40元；销售价格：660元/吨，政府补贴150元。计算下来，三方都能盈利， 经营模式实现了三赢。
融资租赁在工程设备领域尤为流行，很多企业专门成立了融资租赁分公司。2012年3月9日，中国重汽海斗挖掘机融资租赁项目签约仪式在烟台举行。中国重汽财务公司与中国重汽青岛海斗工程机械产品的代理商烟台百舸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1500万元的授信协议。在签约仪式上，财务公司同时与烟台百舸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推荐并担保的终端客户当场签订了工程机械融资租赁合同，财务公司开展挖掘机的第一笔融资租赁业务已正式落地开展。
2011年10月，上海电气电站集团新组建一支团队，这支百人团队承包了4个千人大厂的售后服务，这100多人里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蓝领工人”，全是技术指导的专家，以及销售服务的专业团队。“这是上海电气依托制造业基础和优势，向服务业转型的一种新尝试。”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黄迪南表示。
这支百人团队其实是上海电气电站集团成立的独立运作的服务公司。集团把锅炉、汽轮机、发电机、辅机四大工厂的专业工程团队集中起来，由百余人组成一个服务窗口对外接单、对内管理。窗口统一了，资源调配容易了，服务半径迅速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创新。成立以来，服务公司去厦门检修燃气轮机，到菏泽做融资租赁，远赴印度为上海电气“走出去”项目做技术培训和运行维护。
在瓦房店，公路上常常会见到写着“瓦轴物流快运”标志的运输车，它负责按照销售订单随时将产品送达用户的配送任务。很久以前，瓦轴集团对物流和运输非常苦恼，物流时间占整个制造销售过程的90%。针对这一情况，1998年末公司成立了物流管理办公室。物流部利用瓦轴网站，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汽车长途运输招标，明显降低了长途运输价格。现在瓦轴已实行配送服务的有长汽、鞍钢、铁道部各车辆段等大客户及瓦轴驻外的25个中转库。瓦轴在上海、济南、重庆、武汉、北京等七大城市建立物流配送服务中心。上海流配送中心的配送服务覆盖整个华东地区，客户只要提出需求，24小时内就可及时配送。物流配送服务中心帮助瓦轴以最低的物资成本、最快捷的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
调整能源结构
清洁能源是在中国的低碳道路上最重要的一环。本刊2012年第二期封面文章提到，能源领域很有可能诞生下一轮产业革命。新能源更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各国都希望能抢占这一高地，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掌握国际话语权。
2012年1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第五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提到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以及积极推动能源科技革命。
在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一大部分来自于火力发电厂。要实现低碳经济，必须增加清洁能源在电力产业的应用。2012年2月末发布的《国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未来我国能源发展将向绿色、多元、低碳化转变，向生态环境保护和能源协调发展转变，风电、光伏、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是未来调整能源结构的关键。
几种清洁电力能源中，我国的水电已经开发了24%，虽然比发达国家要少，但技术水平发展稳定。太阳能发电技术水平不足，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很大距离。与其他国家的清洁能源发电量相比，我国的清洁能源发电还有很大潜力。调整电力结构，发展清洁能源是我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途径。
随着新能源行业愈炒愈热，行业内出现低端产品产能过剩的现象。其中风电最为明显，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必然伴随着利润下滑，产能过剩已深刻影响到企业盈利能力。中国风机制造四大领军企业之一华锐风电的2011年财报显示，公司前三季度盈利9.01亿元，同比下降48.51%。
制造环节利润下降，企业就必须另谋出路。对于风机制造商而言，投资风电场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2011年华锐风电先后与希腊国有电力公司和爱尔兰企业以及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开展海外合作风电场项目。
记者从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公司从三年前开始，风电设备生产板块的盈利大幅下降，目前公司的盈利主要依靠投资风电场获得。从金风科技最近的动态就能发现，风电场投资成了重头戏。日前金风科技宣布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建立一个总投资近2亿美元、规划规模超过100兆瓦的风电场项目，预计2012年6月实现并网发电。对于大型风电制造企业而言，投资风电场是一条不错的选择，但这并不是最终解决方案。
与风电产业的情况不同，生物质能源并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北京凯捷鼎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朱晓林认为，新能源也需要独辟蹊径。生物质能的利用不应该求大，而应该着眼小处。生物质发电不如核电和风电稳定，所以生物质更适合应用在农村的取暖和做饭上。
同样是生物质领域的北京奥科瑞丰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更注意将业务范围延伸到整条产业链。除了为客户提供锅炉，还提供生物质燃料成型设备。公司的工作人员跟记者介绍，除了为客户提供各种型号生物质锅炉，公司另一个很重要的业务板块是生物质固化成型燃料加工制造，打造全产业链是公司的目标。
生物质原料供应的稳定性是生物质能源发展的基石。朱晓林介绍，我国的生物质能源储量丰富，但是不能保证价格和供应的稳定性。由于供应不稳定，很多客户在选择的时候都非常犹豫。
根据生物质能源产业的特点，奥科瑞丰公司建立了一套集生物质成型设备和生物质锅炉制造、生物质原料收储运、生物质固化成型燃料产供销及合同能源管理为一体的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全产业链运营体系。公司拥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在生物质相关领域取得了6项发明专利和19项实用新型专利。公司分别在北京市密云县和平谷区建立了自己的高技术集成基地和产业试验示范基地，并在河北省固安县和河南省郑州市建立了两大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生物质成型燃料设备制造企业盛昌绿能公司从2006年开始做生物质燃料设备。起步并不容易，公司前三年亏损，从2011年开始盈利，而盈利的主要原因竟然是获得了财政部对秸秆能源化利用的财政补贴720万元。公司开发出生物质颗粒燃料成型机、生物质民用采暖炉、炊事炉和生物质工业锅炉等产品。对于产品的销售，公司走的不是寻常路，而是实践了从原料收集、燃料生产、运输和终端应用等整个产业过程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及服务模式。
原本核电是我国清洁能源的重中之重，但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核电审批暂停。一年之后，核电在两会上被重新提起，多位代表们建言：在能源紧缺、水电风电太阳能暂时无法成为新能源支柱的情况下，重启核电发展成为必然。
在2012年3月10日举行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明确地说：“中国政府会在今年恢复核电站项目的审批。”在此之前，3月5日，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对于核电重启，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董事长王计表示，中国全靠化石资源发电显然是困难的。水电资源有限，风能和太阳能由于技术问题目前还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因此真正能够稳定、持续供电的就是核电。
能源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和战略产业，也是高技术产业，因此，技术仍是这个产业的核心。温家宝在讲话中说，科技决定能源的未来，科技创造未来的能源。从长远看，最终解决未来能源问题，并不取决于对能源资源的拥有，而是取决于对能源高科技的拥有，取决于能源科技革命的突破性进展。
提高能效绝对值
一位业内专家对记者称，节能、减排、低碳这三个概念既有重合，又有区别。节能是减排、低碳的源头，节能特别是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量，可以有效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这个意义上说，节能就是减排、就是低碳；减排不仅包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还包括减少污染物排放，有环保的概念在里面；而对于低碳或减碳，不仅要靠少使用化石能源，还要靠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具体来说就是减少化石能源供给，增加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供给。
专家认为，中国只能承诺强度减排，但节能却可以是绝对量。总量减排可能限制经济发展，而提高能效则是没有这方面的后顾之忧。“十一五”时期，我国政府把节能减排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采取了强有力的综合性举措，保持了较快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单位GDP能耗显著降低。“十一五”时期，全国单位GDP能耗降低19.1%，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十五”时期的1.04下降到0.59，扭转了“十五”后期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上升的趋势。
从能源技术效率看，我国能源生产环节、中间环节和终端使用环节效率都有很大的节能潜力。1980-2000年，我国包括能源加工、转换、储运和终端利用各个环节在内的能源效率由26%提高到33%，但仍比欧洲国家平均效率低1到8个百分点，特别是终端用电设备效率低。我国终端用电设备中包括风机、水泵、压缩机等电机拖动系统的电耗约占全国用电总量的60%。我国中小电动机平均效率87%，风机、水泵平均效率75%，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5个百分点，系统运行效率低近20个百分点。此外，电耗占全国电力消费总量13%左右的照明器具，低效照明产品仍占相当比例，由此造成的年照明电力浪费估计高达数百亿千瓦时。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戴彦德介绍，如果将市场上存在的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6亿吨节能潜力挖掘出80%，可形成5亿吨标准煤节能能力。我国高耗能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在余热回收、电力节约、可燃气回收等领域还有着巨大的节能潜力挖掘。目前，国家重点推广的众多节能技术普及率不到30%，市场上存在的技术可行、经济上合理的节能潜力高达6亿吨标准煤。
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目前又处于经济发展的处级阶段，全社会节能意识不强，企业能源管理粗放，能源浪费严重。加之我国节能服务机构也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北京博创家和节能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为企业进行锅炉改造，实现节能。博创家和工作人员对记者称，中国所有的企业都有节能潜力，而且是很大的潜力。这些企业的节能，并不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往往是流程管理严谨些，设备稍微改造一下就可以有很好的节能效果。公司目前所接项目开工时间已排到明年，公司业务情况很好，唯一的担忧是资金链。如果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公司的发展前景会更加好。
“十二五”将推广节能服务业务的合同能源管理纳入重点节能工程。2011年，国家首次对节能服务公司开展备案登记，财政首次对符合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进行节能奖励，税务总局首次发布针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节能服务产业发展首次纳入国家发展规划。
一位节能专家对记者说，节能其实并不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只要比客户强就能实现节能目标。或者，只是在某个环节上做的好，就能节能。比如辽宁一家公司，在变频器操作上很有经验，客户的机器一年非故障停机4次，他们操作只停机2次，这就为客户节约了。
博创家和对记者称，公司现在进行的链条炉改造就是把原来烧好煤的炉子改成烧差煤的，因此节能。即使是只能烧好煤的锅炉，也能通过运行方法把燃烧效率提高，起到节能效果。
戴彦德撰文，未来10年与前10年相比，虽然工业能耗增速可能放缓，但迅速增长的是交通、建筑、民用方面的用能，这一消三涨的结果使未来10年能源消费的需求仍有可能会保持在每年2亿吨标准煤。在当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规模受到诸多限制的情况下，必须依靠节能来大幅度消减能源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