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旧发展模式已不再有效适用，温总理的“四不”：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凸现了向新模式过渡的重要性。温总理就其对国家经济状况的忧虑，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息，中国即将向新增长模式转移。
摩根士丹利 史蒂芬8226;罗奇
3月5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紧随每年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直截了当地就中国经济的状况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中国的宏观情况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我从没见过任何高层决策者或政治领袖像他一样把话说的这么坚定而之后又没能克服这种自加的挑战。所以说，温总理已将自己的声誉押上了。我认为中国在试图控制其急速增长和失衡的经济的过程中，除了继续紧缩调控，现在已别无选择。 翌日，中国央行便少有地在周六发出公布，即时收紧货币政策—在11个月内第三次调高利率，与在过去9个月五度提高银行储备金比率相呼应。此次的政策调高了借贷利率27个基点。突然间，一度让人摸不清的中国政策机关现在是出奇地透明—不但承认其宏观调控问题的严峻性而且着手启动了政策限制。我认为此次转向政策限制的决心最终会被认识出是长时间以来最坚定的一次。
在某程度上，这种转移是由数据主导的。尽管中国的1-2月份数据由于受到春节假期的影响向来不是非常可靠，但毫无疑问经济和金融活动在2007年初出现了加速势头。在今年年初的两个月，出口按年同比计算增长了41.5%—比2006年已经急速的27%步伐又快了很多。相似地，2007年1-2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了23%—虽比2006年的24%稍低，但比当局期望在这个已占中国GDP45%以上的过热行业里所能看到的水平还差很远。与此同时，工业生产增长在本年头两个月加速至18.5%—从2006年底不足15%的水平逆转回升，接近去年6月19.5%的高峰水平。此外，虽然当局看似决心收紧银根，银行贷款增长在1-2月份却加速至接近17%—显著高于2006年13%的水平；单是2月份的人民币贷款已比去年同期超出近三倍。最后，紧随着出口急速增长，2月份贸易顺差上涨至近240亿美元—是一年前整整的九倍；这些都被大部分北京高级官员认为是外汇储备在2007年初将迅速膨胀的信号。如属实，这只会把中国已十分棘手的流动性管理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简而言之，2007年初所得的数据显示出中国的经济再次违抗了过去三年实施紧缩调控的努力。三年来，除了有几个月表现偏软外，白热的中国经济大部分时间对自2004年春起断断续续推出的收紧措施毫无反应。北京谈到宏观调控问题时，态度坚决，可惜纸上谈兵不能收到理想成效。持续的过剩流动性与仍然高度分散的银行体系，再加上投资决策程序主要还是落在省和市政府层面上，这些都削弱了政策所能起到的拉力作用。依我所见，北京的决心已经非常坚定要在2007年把宏观调控问题处理好。 这些问题大体上也是前不久结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焦点所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一年一度紧随人大会议结束后在北京召开的会议，是为中国官方提供机会澄清或阐述信息。本年度论坛的议题是不解自明的“迈向新增长方式的中国”。很明显，国务院，其下属的发展研究中心也正是论坛的官方赞助人—已认同中国经济到了关键的时刻。旧的发展模式—主要是把庞大的国内储蓄循环转投到同样庞大的投资活动中，给强劲的出口机器提供所需支持—已不再有效适用。中国官方不单认识到产能过剩和无节制出口可能会触发保护主义势力反击，还日益忧虑现行模式引起的负面外部问题—也就是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过度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素质下降等。北京已经在新模式的基本轮廓上达成了明确的共识。正如一年前颁布的“十一五”规划所强调的，目标是使经济更平衡地发展，更多地依靠个人消费的支撑，以及对储蓄和投资进行更合理的市场配置。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很多讨论都强调了从发展数量向发展质量的转变。在确定未来体制改革时，资源保护和环境问题成为了中心的议题。对于未能达到一年前大张旗鼓地宣布的能源保护和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中国高级官员表示很失望。这被归咎于中国领导层所说的“结构性污染”—环境退化，这是过分注重制造业的旧增长模式的结构性不平衡所必然产生的苦果。争议的焦点不是从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变的结果，而是管理这一势在必行但又日益紧迫的变革所需要采取的战术。所达成的普遍共识是，近几年来在宏观管理和再平衡方面说得太多，做得却不够。正如一位高级官员对我说的，“2007年必须是行动的一年—这利害攸关，马虎不得。” 与中国高层决策者交流意见，始终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亮点。国家发改委主任、国家主要的宏观经济管理者马凯，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承认，温总理已“提高了我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虽然他暗示将会采取更多的行政措施—强调可能会加强对土地的控制和提高对影响环境和高能耗项目的审批门槛—但他并没有拍案赞成紧缩，他对中国经济状况表现出的态度很有信心，但又很放松，这与中国总理坚定得多的口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怀疑，马主任很快得改变自己的语气了。只要国家当局要加大紧缩的力度，而货币政策的效果依然不清，那么紧缩的压力将越来越多地落在国家发改委这一主要的中央规划部门。 这一结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闭幕式上—也就是每年的总理会见上，更为明显。据我观察，温家宝总理在过去四年里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今天，在谈到中国宏观问题争议时，他讲话的语气要比几年前更坚定，更自信。这不仅体现在他讲述这些问题的方式上，而且还体现在他对挑战和解决办法的一种新的驾驶感上。他欢迎借此机会解释他因对中国经济状况感到忧虑而给的形容词。他所说的“不稳定”，是指投资过热、流动性过剩和经常性项目顺差过大。他所说的“不平衡”，是指城乡和东西部地区的差距问题。他所说的“不协调”，是要提醒人们注意宏观经济的地域差异、过剩的制造业与不发达的服务业之间的明显差异，以及投资过多与消费不足之间的差异。而他所说的“不可持续”，则是强调环境退化和能源消耗过多所造成的双重威胁，以及收入分配上持续的紧张关系。这些已被统称为“四不”的问题成为了增长模式必须改变的有力佐证，而增长模式的改变则是今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主题。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在讨论时所提出的，“中国在发展历程的关键转折点总是会实行新的模式，而这正是其中的一次。” 当我坐下来思考今年高层论坛所传递的信息并设法与我在过去六年所听到的内容作对比时，我惊讶地发现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实行向新模式转变的决心要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一种新的和重要的感觉是，时间越来越紧迫。中国坦率地承认2006年未能达到节约能源和改善环境的目标，就是在强调这种紧迫感。2007年再度出现的快速增长亦证明了这一点。温总理毫无疑问是在强调这个新的重点。另外，他还着重指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战略转变。”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表态了。 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更新对中国看法的重要信号。要少想一想无限制的不平衡增长，要多想一想略微放慢但更加均衡的发展。要少想一想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模式，要多想一想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和“更绿色的”增长转变。还要多想一想为加大紧缩力度以实现这些目标而将被越来越多运用的宏观稳定政策—这不仅仅包括中央银行的政策，而且还包括国家发改委的政策。但是千万不要认为，中国将会在推动了近三十年巨变的改革征程上走回头路。在其发展的历程中，中国一再地利用改革的方式来实现关键的转变。我认为，类似的转变即将出现。最后，温家宝总理在2007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结束时一语道出了这一切：“我们的计划已经有了，现在需要的是行动。”我认为，这正是今年一年中将会发生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