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投资者报记者孟帆红报道,仅仅150天,山西省运城市最大的三家企业就集体变身了,变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生产车间。其中包括山西省最大的化肥企业——民营的丰喜集团。
改制,改制,一般说的都是把国有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但现在为什么有人要把已经做大了的民营企业改制成为国有企业呢?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有一类特殊的企业。它们明明是私人投资,但在工商注册资料上却标注着集体或者国有企业;它们曾不惜代价地要成为“公家人”,但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却同样执著地要讨回私人投资者的身份。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帽子”企业。
私人投资为什么要戴“红帽子”?曾经有记者报道,当年,有一家从事餐饮的私营企业,在戴上“红帽子”后,可以少缴管理费、减免税,只要向挂靠单位缴一点点“管理费”,一年就能多得一万多元,这在当年可是个天文数字啊;有一家鞋厂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在戴上“红帽子”后,顺利地从银行贷款18万元;有一家生产电热毯的工厂,产品质量好而且产量大,但当时的政策不准私营企业进入联销网络,这家企业在戴上“红帽子”后,它的电热毯从此一路畅通,进入国有百货大楼。
第二次戴“红帽子”的高潮,出现在南巡讲话前的几年。由于担心国家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很多本来以私营登记的企业纷纷戴上了‘红帽子’”,广东某地的近50家私营企业,有80%的企业主曾多次找当地政府要求戴上“红帽子”。邓小平南巡讲话是一个分水岭。也正是在此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摘帽”行动开始了。
但是在90年代后期,“红帽子”企业曾一度回潮,一些已经摘掉了帽子的企业,又重新开始“戴帽子”。与80年代相比,当时政治环境已经大大改善,私营企业对财产产权划分上的顾虑也比较少了,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行为当中,私营企业还是面对着很多障碍。很多私营企业开始做出口生意,但是那时的外贸自主权是不对私营企业开放的;企业发展了,但是它们突然发现征用土地时的待遇也是不一样的;说到用人,无论在户口还是福利待遇上,私企都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与国有和集体企业同等的分配待遇;同样,私营企业在享受贷款方面也不如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邓小平南巡之后,大家都欢天喜地摘帽子,觉得现在名正言顺了,挣的都是自己的,不用再顶着集体的名字做事了。摘了之后却发现,原来在经营中还有很多障碍,所以就出现了‘红帽子’回潮的现象。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红帽子”企业终于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而现在,上述三家企业,为什么要以放弃自主权为代价,换取大型国有企业的保护呢?为什么丰喜集团这么大的一个私人投资却要不惜代价成为“公家人”,争戴“红帽子”呢?
如果仅仅从企业经营角度出发,由于企业管理不善而向有管理能力的企业靠拢,加盟有经营实力的企业。这的确是一条企业的谋生之路。然而,咱们换个角度看,就觉得耐人寻味了。
投奔大型国有企业的人说,“车间怎么了?有什么不好吗?我们宁愿当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车间,也不用自己势单力薄的去和市场争,那样风险太大了。”“这是‘一人难受,万人欢喜’的事情。董事长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了,能不难受吗?但是,我们还是认为这样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一些地方,民营企业在经营上举步维艰。既有经营战略不对头,产品不适销对路,内部矛盾内部管理困扰的问题。也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政策差距的问题。
很多垄断行业大多是国有企业,他们向银行贷款往往可走“绿色通道”,投奔大型国有企业的人说,“就拿银行贷款来说,以前我们对着银行低头哈腰,对方还不一定搭理你。而银行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态度,甚至都是“麻烦你贷一点儿吧”。;而在人事方面,国有企业aihuau.com列入政府的组织人事部门管理;当国有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地方官员往往会优先帮助国企;在其它方面,国有企业更能享受一些政策优惠。而民营企业,不是今天去求这个部门,就是明天去拜那个官员。网上经常会看到有人评论,民营企业的老板有八成的精力在疏理人际关系和政企关系。民营企业的发展充满艰辛。
金融风暴的冲击,更使部分民营企业日子难熬。一部分处于危途中的民营企业进入国企戴上“红帽子”或者某些国有企业趁机出手收购这些民营企业就不足为怪了。郑山姆老师认为,民营企业的大老板又戴上“红帽子”的现象,咱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它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另一方面,咱们也要反思,在扶持民营企业方面,咱们的力度有没有得到加强,在政策措施方面有没有对民营企业公平公正。
咱们一定要帮助民营企业过冬,因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可以带来充分的就业,可以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对于民营企业的大老板又戴上“红帽子”的现象,咱们一定要从另一个角度多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