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经济学教材的革命：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20.7 经济自由度指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群经济学家试图使用传统经验技巧获得这些洞见。在与米尔顿·弗雷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倾向于市场的经济学家商讨后，沃尔特·布洛克（Walter Block）、詹姆斯·格瓦特尼（James Gwartney）和罗伯特·劳森（Robert Lawson）建立了经济自由度指数，然后把他们的指数与经济增长的测算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成果最先于1996年发表，展示了1975～1995年的世界发展数据。从这时起，格瓦特尼和劳森每年更新他们的研究，其他组织也加入进来，计算不同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水平*。经济自由度指数试图从管理控制、定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理控制水平低、定价自由、货币政策稳定、税收水平低、国际贸易开放，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度；而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理控制水平高、定价受限制、货币政策带来通货膨胀、税收水平高、国际贸易封闭，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低的经济自由度。他们最初的计算结果见图20-1。 正如可以看到的，实施最高自由度指数政策的国家（A类国家）也拥有最高的人均GDP水平。在讨论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的时候，这些总量的相互关系值得思考，但是对于历史记录的审视可以获得更多这些数字背后的东西，可以更详细地向我们显示经济发展的制度前提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偶然因素。 图20-1 经济自由和收入 20.8 私有产权的发展力 这种被观察到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趋势不仅仅是统计上的联系。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了一个系统的偶然因素，人们在享有参与市场进程的自由时能增加财富。这个偶然因素是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在全书中一直解释的东西。经济自由让人们通过自愿交换私有财产--在法制之下一切适宜的买、卖和交易--进行相互协作，这种自由促进了个人和国家财富的发展。这让人们能够寻找他们的比较优势，找到以低成本生产、运输稀缺商品和服务的方法，激发企业家的动力，推动市场进程。 20.9 亚洲记录 对于气候和地理条件带给国家的障碍，人们基本无法改变。但是法制、诚实胜任的政府官员、受过教育的民众、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性，政府对这些事务有很大的控制度。政府做得怎么样？试想韩国的情况。从1960年到1999年，GDP（根据1995年美元现值）增长超过18倍，年均增长率超过12%。根据1995年的美元现值计算，人均GDP从1960年的1256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12056美元，年均增长率接近10%。在这段时间，为了让自己从穷国成长为富国，韩国做了些什么？ 韩国的政府和人民当然对教育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包括对妇女的教育，现在妇女构成了韩国劳动力的1/3。韩国向世界经济开放自己，有效地利用外国人自愿投资给韩国的资金。借着这些年来国际贸易的繁荣兴盛，韩国致力于出口，出口所得被用来购买经济发展需要的其他商品。1960年时，谁会预测到20年后韩国制造的汽车能与西欧和北美制造的汽车在销售上一争高下呢？ 韩国绝对不是政府一边站，让市场分配资源的国家；在关键时刻，政府官员和行业领导者共同谋划，影响资源投资和特定产业的发展。然而，韩国允许供需力量产生相对价格，其政府官员一直关注相对价格，因此经济发展一般遵循比较优势决定的模式。政府支出保持在合理控制之中，因此经济不会受制于不确定的物价飞涨。韩国人民显示出他们自己愿意保持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因此增加了可供国内投资的资源供给。 法制被普遍推崇，甚至带着宗教的狂热。腐败是个问题。不仅低级别的官员，一些最高职位的政府官员也被判收取贿赂、向特殊经济利益授予特权。但是这些滥用职权的行为受到了批评，位高权重的公务员被起诉和判罪，这充分体现了法制。游戏规则为大部分人所知并得以实施，因此人们能够做出经济决策，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承受错误决策产生的成本，收获正确决定带来的收益。
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和中国台湾的记录与韩国的记录相近，不论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还是在普遍实施的政策方面。它们拥有愿意勤奋工作和乐于储蓄的受过教育的民众，它们在稳定的游戏规则框架内运行，从价格体系中获得提示，向世界经济开放，不受过度的政府支出或快速通货膨胀的牵制，它们可以利用由更先进的国家发展的技术进行快速发展，大幅缩短它们和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日本不仅仅是缩短了差距，它还让自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1960年，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35%；1999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8%。 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表现就差得远了。印度的人均GDP--再次根据1995年美元现值计算，通过了购买力平价的调整--在1960年是735美元。到1999年，只增长到2248美元，这大约是40年前韩国人均GDP的两倍。1960年，印度的人均GDP是韩国人均GDP的55%，而在1999年，不到韩国人均GDP的15%。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人口的增长；从1960年到1999年印度人口增加超过100%，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韩国的人口只增加了47%。对于印度的收入增长速度迟缓的解释，大部分要归结于更加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印度不能以哪怕稍微与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相似的增长速度追赶上来？战争和备战会大大地延迟经济增长，印度在这段时间正苦恼于内部冲突和与邻国巴基斯坦及中国的冲突。但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段时间也在军备上花费不菲。答案可能必须在印度政府实施的政策中寻找。 尽管在过去的10年中，显示出一些改善的征兆，但是，在让价格分配资源方面，印度仍显示出极端的不情愿，而于在政府官僚中获得权威方面，印度又展现出强烈的偏爱。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政府使得价格大面积扭曲。出于所谓保护穷人的目的，有些价格被压制，尽管它们并不总是达到保护穷人的效果。正如你能记得的，在前几章中我们说过，政府抑制物价，并不降低稀缺性。它们更像是通过抑制供应者将稀缺性聚集在一起。另外，被法律抑制的物价无法确保穷人能够买到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表面上为了帮助穷人被抑制了，竞争转向了其他利润，而穷人通常不善于在这些利润上进行有利的竞争，就像他们不善于在价格利润上竞争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