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方方 本刊记者 “某某集团是一家大型地下钱庄，收放高息贷款，资金短缺者请致电8943;8943;”、“在本市为资金短缺者提供高利息贷款，月息3%8943;8943;”。在政府对地下钱庄的打击越来越严厉的同时，地下钱庄却越来越兴旺。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理解为对地下钱庄一味打压的管理模式不是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 “地下钱庄”是否可以合法化 地下钱庄是有一些众所周知的罪状。比如地下钱庄对于洗钱和非法换汇的生意，比如地下钱庄日渐庞大的经营规模似乎已经到了能够淡化国家金融政策效力的地步，比如压缩了官有和官许钱庄盈利的势力范围，比如对国家法律的尊严构成了挑战，等等。虽然这些不良效应在理论上最终会被转嫁到全民身上，不过毕竟太过间接了一些，地下钱庄的客户群不放在心上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为地下钱庄在法律上没有名分，一旦发生交易纠纷，地下钱庄客户群的权益主张恐怕很难得到法律援助，却是地下钱庄客户群无法漠视的因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地下钱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大多是正规金融机构不屑为之的。“现在民间借贷受到越来越多需求者的青睐，特别是浙江、福建和广东等民间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由于国有银行服务滞后和民营银行的空缺，使一些资金进入了地下钱庄或‘标会’。目前全国地下融资规模已超过了1万亿元之巨。民间借贷颇受青睐，融资规模趋大。”安徽省工商联会长王鹤龄对记者说，地下钱庄正是填补了正规金融机构在服务上的空白，也正是正规金融机构对市场的放弃，从根本上造就了地下钱庄的生存土壤。把地下钱庄的业务一分为二，将其中可以见光的部分予以合法化，会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解决方案。届时地下钱庄将在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个方面上同时失去社会的默许和同情，打击成本势必会显著降低，而且纳入监管的管理才会是更加有效和更加节省成本的管理。 “今天地下钱庄打而不死，甚至火爆发展，反观中国的金融，制度性缺陷凸显。”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认为其原因，一则银行体系不合理，外汇的合理需求没有方便顺畅的机构来办理，繁缛的手续和过高的门槛把中小企业和个人挡在了门外；二则外汇管制太严格，国家外汇储备量到底多少是合理的，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果以紧缩来牺牲市场和忽视市场需求，那么就需要做一定的改变；三则银行的经营机制没理顺，有空白点就有人来填补，有需求就有市场，靠打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根据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第6条对民间借款利息做出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也就是说，如果由于高利贷还款问题产生纠纷，法律只保护在银行贷款利率4倍以内的利息收益。 “事实上，国家政策是鼓励民间合理信贷行为的。但是由于我国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使得民间金融市场不够规范，处于一个‘民不告，官不究’的尴尬状况。对此，国家应当尽早设立专门的民间信贷法，以完善民间金融市场，将民间金融行为规范化。”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宪铎说，国家应当尽早立法，合理规范民间金融市场。“民间金融的存在，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不能因为存在着资金链脆弱等问题，就一棒子打死，而应该尽快通过立法的手段，将其纳入正规金融体系，克服其危害，并利用其优点，来合法填补国有金融体系的空白。” “疏”与“堵”并举“地下”变“地上” 一个看似匪夷所思但却属实情的判断是，如果不考虑名分的因素，至少在真正关切资金安全性和赢利性方面，地下钱庄比地上钱庄更像是一个合格的金融机构，更像本真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洗钱是非法业务，地上钱庄也有参与洗钱的，但客观地看，地下钱庄无疑更易于涉入洗钱业务。用道德水平和监管力度解释这种差异会比较牵强，地下钱庄的破窗心态应该是个强力因素。 最让监管者头痛的，是地下金融体系所存在和带来的巨大风险。可以想见，在单纯的民间信用在缺乏有效评估的状态下，出现地下钱庄卷款消失、高利贷、非法洗钱等问题自是难免。但曾有专家指出：除了洗钱业务，地下金融机构的许多业务从《合同法》或者《民法通则》的角度来看还属于合法的民间合同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最本能的冲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下金融的行为是合理的，至少是合乎逻辑的。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合同行为，如果这些地下金融活动用单纯的合同方式来安排的话，即使监管当局恐怕也难以从法律上界定其是否违法。
近年来，浙江中小企业面临新一轮发展，资金需求量极大。以台州为例，2006年新增小企业贷款115.61亿，增幅达34.6％。根据不完全的估算，当地民间贷款总量有几百亿元。“民间金融的活跃是件好事，即使是‘灰色民间金融’的活跃，也并不见得完全是坏事。”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教授熊继洲说。他认为，民间金融活跃是地方经济繁荣的一个表现，其背后的资金供需现状必须予以理性的认识。 对地下金融体系这可能危及国家金融安全的“洪水”，我们是否应该换一换思路呢？对该堵的坚决堵上，比如说洗钱。对该疏则应该疏导，让这些地下金融机构转变为合法的接受监管的民间金融机构，作为合法商业银行的补充，充分满足民间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这样会不会更好呢？ 这些年，中央出台一系列指导性文件要求发展民资金融机构、村镇银行等小金融法人就是最好的证明。但从此类金融机构的批设现状看，情况并不理想。在江浙等地，民间资金要求独资或合资设立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呼声一直不断，但真正得到获准的寥若晨星。 “监管的要求是尽可能减少风险的发生，思路指向趋于保守，而培育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要求诸多金融创新的发生。在监管权、审批权合一的状态下，审批权可能会屈从于监管权的要求，导致金融机构新设环节上的种种问题。”熊继洲说。 “该放开的都应尽快放开！”熊继洲认为，要解决当前“灰色金融”中存在的潜在风险，一个重要途径是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条例，让民间金融尽快浮出水面。 据了解，我国目前没有任何针对小额信贷的政策和法规，因此不规范的放贷行为屡有发生。但另一方面，小额信贷试点的工作已经开展一年有余，这类贷款模式被证明存在广阔的生存空间。因此，有关部门正在起草《放贷人条例》。相关条例的出台，或将使民间信贷逐步合法化，而同时也有利于完善当前小额信贷组织等存在的法律环境。 在央行日前召开的“2007年金融法制工作会议”上，副行长刘士余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研究、推动消费者信贷权益保护、民间借贷等法律制度建设，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金融法制基础。”不难看出，央行正在抓紧推动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