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钟朋荣
企业家的确在追求利润，但只要他遵纪守法，只要他的利润是通过公平的市场交易而获得的，那么，他追求利润的结果便与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结果殊途同归。
吴晓波在《企业家可以是知识分子吗？》一文及《被夸大的使命》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两种角色的不可兼容性。
这一问题关系到企业家社会职能定位及社会对企业家的评价标准，值得深入探讨。 一、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定义 吴晓波在文中和书中用两个大标题对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进行了定义：知识分子——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企业家——那些天生的妥协主义者。 在讲到知识分子时，吴晓波引用了国外不少知名学者的定义： 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 知识分子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 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代表公众，以及向公众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 知识分子对抗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 在讲到知识分子与企业家两大社会角色的分野时，吴晓波从以下几个层面对二者进行了区分： 知识分子强调的是反对精神，而企业家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 知识分子以真理追求为唯一目标，而企业家则是资源的配置者； 知识分子属于弱者，企业家往往代表富裕的既得利益群体； 在知识分子看来“原则永远大于利益”，而企业家却“只有利益而没有原则”。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知识分子与企业家加以比较： 1．社会分工：知识分子为知识产品的生产者，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从事真理的研究与发现，从事知识产品的创造与生产；而企业家则是社会需求的发现者、社会资源的整合者和生产过程的组织者。前者重于思，后者重于行。 2．目标追求：知识分子追求国家的利益，甚至整个人类的利益，企业家更多的是追求企业的利益；知识分子追求的是长远的利益，企业家追求的更多的是近期的利益；知识分子追求的是真理，真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企业家追求的是利润，利润是可以计算的；知识分子更多体现社会责任感，而企业家更多体现企业责任感。 3．性格特征：知识分子因为其职业特征及所追求的目标，一般都具有刚直不阿的性格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而企业家则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为了把生意做成，尤其是在中国，为了打通某一个环节，企业家往往不是把真理或原则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可行性放在第一位。这一点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的区别，不如说是理想家与实干家的区别。实干家不光是企业家，包括政府官员等从事具体实务的人。 二、企业家与知识分子能否兼容 吴晓波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知识分子与企业家是两种无法兼容的社会角色，前者或后者，你只能择其一。目前中国商业界及知识界很多的困扰，都是因为这两种角色的混淆而产生的”。他认为，“在一个成熟的商业世界中，企业家可以是慈善家、政治家、艺术家，却不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 近年来，由于从事咨询工作，我接触了不少企业界人士。根据我对众多企业家的深入了解，我感到知识分子与企业家两种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中国的企业家，至少我所接触的中国企业家，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知识分子的特点。 首先，从社会分工来看，如前所述，知识分子是生产知识、发现真理的人，企业家是整合社会资源，从事生产、经营管理的人。但企业家在从事生产经营的具体工作中，照样会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既有关于自然规律的发现，也有关于社会规律的发现。人类社会的知识，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从事实际操作工作的企业家发明和发现的。从这方面看，企业家也承担了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功能。
企业家的确在追求利润，但只要他遵纪守法，只要他的利润是通过公平的市场交易而获得的，那么，他追求利润的结果便与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结果殊途同归。
其次，从双方所追求的目标来看，知识分子以真理为重，以社会责任为重，但知识分子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也要吃饭、穿衣、住房，因而他们对金钱、对个人利益不可能毫无兴趣。
任何人从事任何工作，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在生存问题尚未解决之前，更多的知识分子是为挣稿费而写文章。当生存问题解决之后，特别是在不为钱所动时，更多的人就会由为稿费写文章转向为真理写文章。 人们从事社会活动有双重目的：一是名，二是利。如上所述，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定阶段为稿费写文章，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不是为稿费写文章，但他们可能是为名而写文章。无论名还是利，其出发点都是自我。我们不排除有一部分人，他们从事研究工作，既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一开始就是为了社会利益。但这种人只是少数。这样的人不仅是在知识分子中存在，在各行各业中都存在。如在部队里有雷锋，在官员中有焦裕禄，在企业家队伍中也大有人在。 作为企业家，他们的成长过程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刚办企业时，在企业规模比较小时，他们办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赚钱的目的是为了买房、买车，为了自己享受。但企业办到一定规模后，房子、车子等问题都已经解决之后，任何一个人，就算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也会发生异化——他再也不是完全为自己办企业了，他是在为社会办企业。他在为社会增加就业，在为社会创造某种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他在为国家提供税收。在这一个过程中，虽然他的财富在增加，但这种财富只是一个法律概念，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有时间和兴趣消费这些财富。这种财产可以称为私有公用财产，从其客观功能来讲，与公有财产没有什么两样。 小老板求利，大老板求名；小老板为自己干，大老板为社会干。对于许多老板来说，或许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随着财富的增加，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他们已经发生了异化，他们已经变成了公益使者。 在研究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的角色演变中，有两个大背景不得不注意：一是知识的商品化、知识分子的商人化；二是企业家的知识化。 先看知识的商品化和知识分子的商人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都会染上商品的气息，只是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商品化的程度不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吴晓波所说的那种纯而又纯的知识分子。 近年来，人们动辄以某某教授、某某专家兼了某公司的顾问或独立董事为依据，就认为这些专家教授不可能再有知识分子的公正性和学术良心，因而已经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资格。 其实，当今中国社会没有哪一个知识分子不隶属于某一个利益团体。财政部的研究员如果总是写与财政部观点不一致的文章，我看很难长期呆下去，至少难以受到重用；国家发改委的研究人员也不能总是写文章批评发改委的政策；人民银行的学者不可能在《金融时报》或其它媒体写文章对货币政策说三道四。道理很简单，你拿了这个单位薪水，就得替这个单位说话，最多你可以保持沉默。就是在国家机关、甚至在社科院、新华社工作的学者，都不可能将眼睛紧紧地盯着真理。不要说一个学者，就连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大将军在“大跃进”问题上说了真话，结果又怎样！{page} 就是一个不追求任何个人利益，试图想将眼睛紧紧地盯着真理的人，在当前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他也很难成为“原则永远大于利益”的人。当他的小孩上学时，他不得不请老师吃饭；当他的家人住进医院时，他不得不给医生送红包。所有这些，就算他不会，也得硬着头皮学，硬着头皮干。 另一方面，一个真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因为在某个单位兼了某个职务就丧失起码的正义感和原则性。企业家的确在追求利润，但只要他遵纪守法，只要他的利润是通过公平的市场交易而获得的，那么，他追求利润的结果便与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结果殊途同归。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知识分子中，特别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中，亦学亦商的学者将会越来越多。据我所知，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社科院等研究机构的专家，都不同程度地在社会上兼职，或者自己办公司，或者自己炒股票，或者在企业做顾问，五花八门。吴晓波所说的那种盯着真理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我看几乎没有，或者说越来越少。
在那种眼睛只盯着真理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的同时，眼睛既盯着利润又盯着真理的企业家则越来越多。 后者之所以越来越多，首先是因为企业家的知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我国的企业家队伍中，现在不仅仅有大量的企业家是本科生、研究生，有许多人还有博士学位或教授头衔，还有些人（如袁隆平）是国内外知名专家。一般情况下，知识化程度越高的人，对真理的认知度也越高，对真理的追求也越执着。随着企业家队伍知识层次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不可能仅仅盯住利润，不可能不考虑国家大事，不可能都是见利忘义之徒。他们中更多的人将是既盯利润，又盯真理。只不过，有的人70%的眼神盯利润，30%的眼神盯真理；有的人50%的眼神盯利润，50%的眼神盯真理。 其次，现实生活中企业家的角色已经多元化。除了做企业外，有的在人大、政协兼职，有的成为全国或本地媒体的明星。社会活动的增加和社会影响的扩大，会使企业家产生更大的社会责任感，各种外在的力量促使他们既要盯着利润，也要盯着真理。 吴晓波在书中非常失望地感叹：“我们错误地把一种不可能的社会角色和责任赋予到了企业家身上；我们错误地认为，商业的发达必然带来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我们错误地幻想一个因改革而崛起的财富阶层会自觉地带领我们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们错误地轻信，错误地仰望，错误地追随，最后在错误中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和被抛弃”。 看来晓波先生过于悲观了。其实，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会随着财富的增长而提高，至少大多数人是这样，大多数企业家更是这样。 虽然在我们这个社会也出现了少数为富不仁者，但应看到，大多数企业家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财富的增加，其社会责任感也在相应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期，温州不少人靠造假为生。今天，温州的企业大了，大家都在创品牌。不少比较大的企业老板，甚至有一种民族责任感，要振兴民族工业，创民族的品牌，为国人争光。根据我与他们的接触，这种社会责任感决不是“美丽的幌”，而是发自内心的。在浙江比较大的老板中，如鲁冠球、汪力成、南存辉、邱健宝、陈金义等，他们都有这种真正的民族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已经不是挂在嘴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中。格兰仕的老板梁庆德先生有一句名言：“虽然我们不能让中国人富起来，但我们要让中国人辛辛苦苦赚的钱更有价值。”围绕这一理念，他将微波炉的价格由每台数千元降到只有几百元，让微波炉由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变成了大众产品。 企业家的确在追求利润，但只要他遵纪守法，只要他的利润是通过公平的市场交易而获得的，那么，他追求利润的结果便与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结果殊途同归。 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开头就讲到，商品生产者追求的是价值，使用价值只是作为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被生产出来。但为了获得价值，他不得不把使用价值这个物质承担者生产好。比如，餐馆的老板一大早起来炸油条，其目的不是怕别人挨饿，而是为了赚钱。但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不得不把油条炸得非常好。一批人为此目的而炸油条，整个社会的早点问题就得到了很好地解决。同样，一批人为了赚钱而养猪，整个社会都能吃到更便宜的猪肉。 在计划经济年代，利润被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因为主张企业应追求利润，被关了7年，差一点丧命。当时的概念是，企业不能追求单位利益，不能利润挂帅，每个企业经营者都应直接追求社会利益。“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要求每个企业经营者都直接以大河满为己任。结果，大河始终也没有满。改革开放以后，发展商品经济，每个企业追求利润，即追求小河满，结果大河很快就满了起来。企业家的确在追求利润，但只要他遵纪守法，只要他的利润是通过公平的市场交易而获得的，那么，他追求利润的结果便与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结果殊途同归。
我国到现在还有一部分领域没有市场化，比如教育，到现在还不能提产业化，不能把追求利润作为目标。因为教育是公益事业，应该直接以社会目标为己任。结果，整个社会上学难，稍好一点的学校，包括中学甚至小学，收费奇高。我敢肯定，如果中国的教育彻底放开，甚至中小学都以利润为目标，广大学生所支付的费用会大大低于今天，教育质量会好于今天。
三、怎样看待“儒商”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商人被冠以“儒商”的称号。正如吴晓波所说，张瑞敏被称为“儒商”，因为他像哲学家一样思考；李东生被称为“儒商”，因为他“宽容”、“厚道”、“平易近人”；王石被称为“儒商”，因为他很有文化味道；刘永行被称为“儒商”，因为他爱读书，喜欢思考，有一股“儒商”的气度。《中国经营报》记者发现，中国的地产巨头几乎都自诩是儒商。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儒商”现象，吴晓波认为这是一个最美丽的“幌”。他的看法是： “所谓儒商本身就是一个不严密的，带有浓烈封建气息的颇有粉饰和自我期许意味的名词”。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个不无光环的名词还成为很多智商极高而道德感极淡薄的人士别有用心的商业道具”。 吴晓波的上述判断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但我们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后“儒商”概念之所以盛行，至少有以下几个背景： 其一，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不仅在政策上受到歧视，在广大国民中也尚未形成正确的看法，因此，一部分企业家以儒商的形象出现，有利于减少社会对他们的仇富心理。 其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一大批大学教授、科研人员、机关干部“下海”经商。他们虽然已经成为企业家，但他们的角色转换有一个滞后期。在这期间，有一个儒亦商的过程。在经济学圈内，这样的人就有一大批，如田源、卢建、韩志国、赵尔烈等等。他们虽然身在商海，但经常也写写文章，经常也参加一些学术方面的会议，脑子里经常也思考一些应当由总理、部长或教授们思考的问题。再加上他们初涉商海，商业经验欠缺，商人气息还很少，虽然是在经商，但更多地不像商人，而像学者。正因为这些，人们将这些人称为儒商。 其三，也有一批人，像牟其中之类，比上述那一批下海的人年龄更大，经商更早。这些人或是当年被打右派，或者是文革中受冲击。这些人的特点是，有一定的文化层次，比较有独立见解，有社会责任感。加上长期以来接受“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育，他们虽然已成商人，但仍然把“国家大事”作为己任，仍然在思考那些应该由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牟其中就很典型。他所办的小报《南德视界》，几乎每期都有牟其中的高论。无论他理论水平的高与低，学术观点的对与错，但有一点应当肯定，他的老习惯——喜欢研究理论，喜欢思考国家大事，这种在文革之前就已经被培养出来的“关心国家大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维习惯没有改。 四、当一个好企业家就够了 在吴晓波的论述中，有一个重要思想我是赞成的，即将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社会角色进行剥离，是为了使各自更为有效、更为理性地承担责任。 在吴晓波提到的儒商中，的确有一部分人以“儒商”为幌，但也的确有一部分人既做商又做儒，存在着使命错位问题。错位的典型要算牟其中。企业家的确在追求利润，但只要他遵纪守法，只要他的利润是通过公平的市场交易而获得的，那么，他追求利润的结果便与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结果殊途同归。
老牟（牟其中）是个商人，但也是个不务正业的商人。号称中国首富，既没有看到他生产什么像样的产品，也没有看到他提供什么像样的服务。他的精力全花在“救世”上。今天提出要改造一万家国有企业，明天提出要劈开喜马拉雅山脉引入印度洋暖流。而他的企业除了花钱就是花钱。钱从哪里来？银行贷款！
吴晓波通过对众多企业使命的收集发现，“中国企业的使命表述，往往与一些伟大的社会责任纠缠在一起，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式的崇高感，仿佛公司就是为了完成某一项遥远的社会使命或实现某一个“国家目标”——如成为中国第一个跨国品牌而存在的”。 中国企业的使命表述，往往是不聚焦的，很难体现专业化的执着，从使命表述中，你基本上搞不清楚它到底专注于哪一个领域，它在哪一方面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它期望在哪一部分成为该行业甚至全球的领先者。 中国企业的使命表述，还往往与股东无关。从中基本上看不到公司对其出资方所应当做出的承诺。这种对“有限公众利益”的漠视与它常常表现出来的对国家及至民族利益的高调宣示，形成了一种对照。 我很赞成吴晓波关于中国企业使命错位的上述分析。 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错位现象不仅在企业有，在整个社会都有。例如，许多医院病人看病需要排队几小时甚至几天，医院不是想办法解决看病排队问题，而是让医生到大街上搞所谓义诊；许多机关干部不是坚守岗位，办事效率低下，老百姓办一件事要跑几十趟，这些机关不是在提高效率上下功夫，而是把干部组织起来，今天到这里搞现场办公，明天到那里搞现场办公；有些领导干部，身边有众多的专职调研人员，但不注重发挥他们作用，甚至不让他们讲真话，而自己却要深入基层花大量的时间去搞调查研究，把一个高层决策者变成低级调研员。 可见，企业使命的上述错位，是整个中国社会使命错位的表现，而整个中国社会使命的错位，与中国社会的文化和近几十年来大量形式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有关。 在商品经济社会，无论企业还是企业家，其使命都可以从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方面进行定位。 作为商品生产者，所追求的首先是价值。但为了追求价值，为了赚钱，不得不生产其物质承担者——使用价值。 一个企业生产什么使用价值，这是分工的结果。我们这个社会是分工的社会。在这个分工的社会里，通过每个人、每个企业的专，构成整个社会的全；通过每个人，每个企业的专而精，构成整个社会的全而精。只要每个企业家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前提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就尽到了。这方面，我们要向格兰仕学习，向沃尔玛学习，向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学习。 格兰仕专注于微波炉，用十年的功夫把微波炉的价格由每台三、四千元降到只有几百元，让普通的百姓都能用微波炉，整个国民的生活质量因此而提高。 沃尔玛刚到大连时，其口号是给每个大连人涨一级工资。沃尔玛当然不是帮大连人涨工资，但沃尔玛通过向大连人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使大连人用同样多的钱能买到更多的东西。如果中国所有商业企业都能做到沃尔玛的水平，相当于商业企业给全国人民涨了一级或几级工资。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通过种种措施，使同一航线的机票价格只有其他航空公司的1/3甚至1/5。虽然价格这么低，西南航空公司利润还比较丰厚。如果中国的航空公司都能做到美国西南航空公司那样的水平，较多的中国人都能坐得起飞机，整个国家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总之，企业家是通过合理定位参与社会分工，在社会分工体系中，通过把自己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做精、做优、做便宜，来达到贡献于社会的目的。产品做得好，价格又便宜，自然会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在一个规范的商品社会里，企业家赚的钱越多，说明他对社会的贡献越大。 有些企业家一辈子兢兢业业的地工作，创造了巨额个人财富，但由于忙于工作，或由于个人节俭，自己却很少消耗财富（例如步长集团董事长赵步长，据他自己介绍，他一年的花销不超过2万元），结果，大量财富被积累起来，法律上归他所有，客观上却为社会所用。这种财产叫私有公用财产。从价值上看，衡量一个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他向社会提供了多少私有公用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