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金融危机10年后，东亚通过构建更具竞争力和创新性的经济体，完成了自身的蜕变，但现在东亚必须有勇气面对其成功带来的问题，包括不平等现象、社会凝聚力、腐败、环境退化等。
作者：霍米·卡拉思
如果没有规模经济，那么东亚地区中等收入国家将在继续保持其历史性高增长方面将面临艰难挑战。基于要素积累的发展战略很可能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这是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的自然结果。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中等收入地区就是最好的例证，十多年过去了，它们仍然未能摆脱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思想与创新 东亚国家的公司广泛依赖于国外的知识输入，特别是发达国家，它们占到了全球研发投入的80%。东亚国家获得知识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进出口。众所周知，出口企业往往比国内同类非出口企业拥有更高的效率，有时会高出非常多。另外一种可能是，出口企业必须不断创新才能应对来自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这两种趋势在东亚地区似乎都发挥了作用。 许多出口企业，特别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出口企业，是根据国外采购商的特定设计要求来进行生产和经营的。这类的初级设备制造在1990年年代曾经占韩国电子产品出口的70%-80%，占中国台湾计算机硬件出口的40%。通过生产初级设备，这些公司获得了规模经济并在国外采购者的帮助下积累起了自己的技术能力。一旦获得成功，它们就开始发展自己的独立设计能力（初级制造设计）并逐步拥有了自己的产品品牌（初级制造品牌），这样就在价值链中处于更高的地位。这一从制造、设计到品牌的发展路径被称为供方导向的产业升级。 地区内部研发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东亚国家的研发投入翻了一番，现在平均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参见图3）。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更加富裕的经济体（如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更高（2.2%），以国际比较的标准来看，这些国家研发投入的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但是，一些中等收入国家，除了中国和马来西亚之外（这两个国家的研发投入分别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4%和0.7%），研发投入还很少。南亚国家就更少了。由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研发投入将带来巨大收益（有些研究认为社会收益在78%以上），即使对中等收入国家也是这样（特别当研发投入有利于吸收国外知识的时候），因此，这一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就有效性而言，研发投入的形式与研发投入的总量一样重要。许多东亚经济体都采取了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研究模式，即60%左右的研发来自企业内部，20%来自政府，20%来自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国内吸收知识的能力越高，创新的发展就越快。这需要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高水平的学术机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研究机构与私人部门之间的有效分工。具备了这些条件，研发投入才能转化为更多的专利。 金融与风险 当各个经济体是通过中间品贸易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国家之间的扩散影响就会变得相当大。生产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断裂就可能导致整个生产网络运行减慢或者停止。“经济感染”会从一个国家迅速传播到供应链条中的下一个国家。 这正是东亚经济今天面临的重大挑战。健康的金融体系有助于分散风险，减少可能产生的“经济传染”。与此同时，金融机构还要支持地区生产网络及相关贸易的发展，以及为创新提供资金。 当1997年-1998年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冲击东亚地区的时候，经济动荡迅速在国家之间扩散开来。东亚地区的金融体系无力分离或疏散这一巨大冲击。正如格林斯潘所言：“东亚没有备用轮胎。”从那以后，政策决策者下决心建立起抵御经济波动的防护墙：通过更灵活的汇率来降低货币风险，建立大量的国际储备让货币当局能够管理汇率，避免过度波动。就今天而言，亚洲经济的金融体系已经能够有效应对一体化所带来的关键挑战。各国拥有大量的储备，金融资源实现了多元化配置，东亚地区对资本外流和美元-日元汇率波动的抵抗力大大增强。但是，由于公司债券市场还不发达，未达到投资评级标准的大多数公司在进行扩张和创新时很难获得金融支持。东亚最终会有一个备用轮胎，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功能齐全的备用轮胎。 城市与宜居性 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发生在城市里。根据估算，东亚城市的年均产量占总产出的四分之三，占出口总量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不仅如此，大部分产出还主要集中在某一个城市：曼谷占到了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马尼拉占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的30%；胡志明市占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20%；上海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 东亚城市产生的积聚效应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在连接外部世界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120个城市（它们占到了经济总产出的四分之三）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公司落户于这些城市之后，生产率得到了迅速提升。另外一项关于中国城市的研究则发现，与港口的距离是决定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距离海岸超过400英里的城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仅是其他条件类似的港口城市的一半左右。 全球范围的实证研究显示，城市的宜居性指数与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这表明除了经济管理水平之外，只有当城市的居住状况（拥挤程度、污染和安全）逐步得到改善，才能维持长期增长。毋庸置疑，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也有利于商业发展：上海作为非常受欢迎的商业投资地，最近同时也被投票评为中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东亚的城市还能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未来的道路充满挑战。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更大推进，东亚国家已经进入了工业化阶段并达到了相应的人均收入水平。东亚的城市正处于“城市化赶超”时期，而且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城市人口转移。东亚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每个月都将有200万人涌入城市。诸如贫民窟、服务低劣以及大量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等问题会日益突出。超大规模的城市化要求省、市以及国家层面的各级政策决策者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方式加以应对。 社会凝聚力与不平等 许多年以来，东亚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迅速减少了贫困，提高了社会平等。在2005年，东亚有1.5亿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8%）仍然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每天低于1美元），有5.85亿人每天生活支出不足2美元。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东亚很可能在十多年后消除绝对贫困，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解决更大范围的贫困问题。 但是，东亚地区内部的社会凝聚力问题却显得越来越严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收入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受教育机会和获得基本服务等方面。尽管东亚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很大，但整个东亚地区接近四分之三的生活水平差距是由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造成的（参见图4）。在中国，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农村和城市自身内部的不平等都在上升。简而言之，许多东亚国家在加入全球一体化和促进地区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在实现国内一体化问题上却正在遭遇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呢？ 造成一国之内不平等的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城市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在中国和越南，大学教育的收益回报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迅速提高。 城市地区不平等的另一来源是劳动力市场的重组。在贸易和一体化方面取得成功的国家也都经历了更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和重组，劳动力市场成为了一个高度创新的体系。 城市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之一还在于存在大量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有研究表明，中国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占到劳动力市场的40%左右。妇女、流动人口、低教育群体、年轻人和老年人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比例差别非常之大。如果这能够代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化状况，那么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成为了城市发展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 腐败 除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之外，东亚新兴国家的腐败问题都比较严重。这些国家的腐败水平已经接近拉丁美洲国家，而且越来越普遍。当然，准确衡量腐败存在很多困难，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腐败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东亚能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继续维持增长吗？ 有人认为这是亚洲的悖论：严重的腐败与高速的经济增长“携手并进”，这是如何发生的呢？部分的回答是，那里形成了有组织的腐败。政治学家假设，如果腐败是有组织的和集中化的，那么就能够从公司获取经济租金，但同时又不会让腐败过于恶化，以至于公司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无法生存下去。事实上，一个集中化的腐败组织同样有激励去促进经济增长，即使它会从公司那里剥夺走部分收益。 在短期内，东亚国家面临的风险是：虽然“人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抛弃，但“法治”的最终确立尚有待时日。要从高度集中的腐败政府转向分散化的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完美对称，东亚国家很可能由此陷入无序低效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将权力分散之后，政府腐败依旧。 尽管存在上述诸多挑战，而且东亚国家确实也需要继续努力完善贸易、创新和金融等领域基础结构，为地区生产网络的发展提供更大支持，但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东亚各经济体目前都在采取措施来逐步解决这些领域的问题。令人颇为担忧的是如何去应对来自各国国内的挑战。 东亚国家虽然通过全球一体化和地区一体化保持了经济竞争力，并且会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但它们仍然面临着如何通过国内一体化来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挑战，这可以被称为第三种一体化，即在国内层面要维持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 （霍米·卡拉思博士为布鲁金斯研究所访问学者、世行前任东亚地区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博士为世行现任东亚地区代理首席经济学家。《东亚复兴》一书的中文版即将由中信出版社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