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民间机构是全球企业公民建设的主角，不仅仅在于民间运作的效率优势，更在于民间组织的阻力更小。
胡正诚
企业公民建设不一定是阴谋的产物，但是了解“好”现象的另一面，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全球舞台上的竞争：可怕的不是不了解真相，而是以为我们已经了解了真相。 当前，在开拓非洲市场获利的同时，我国工人也多次遭遇有针对性的抢劫、谋杀。多年来中国政府在非洲投入过大量资金和援助，这些不幸似乎与中非政府间的友好交往有悖。但是，这也恰恰体现了过分依赖当地政府的弊端。另一方面，我们所获得的利益往往是西方企业所放弃的，它们无法承受可能的风险。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和政治纷争，并恰当运用自己的财力，赢得各方的理解，而不是过分倚重于政府保护，才能降低企业的风险。
相应地，中国企业开拓美国市场的时候，闻到的虽不是血腥气，但是游戏更加复杂而精彩。 2005年中海油股份公司试图收购全球第九大石油公司美国优尼科（Unocal）。因为1999年10月第一次在美国上市失败，中海油对这次收购格外用心：投资银行选择了高盛和JP·摩根；法律顾问请的是DavisPolk&Wardwell和HerbertSmith；税务顾问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公关和媒体顾问有两家，一家是在并购方面极其擅长的布朗集团,另一家是公共策略公司，其高级主管迈克·麦金农曾负责2004年小布什竞选总部的媒体事务。与民主和共和两党关系都很深厚的AkinGumpStaussHauer&Feld游说公司也加入助阵：其阵营包括前议员、加州民主党人士维克·法奇奥，纽约共和党人士比尔·帕克森，副总统切尼的前助手阿多·马基达以及与国会保守派人士有密切关系的共和党人士巴尼·斯卡尔德尼。 在美国雪佛龙（Chevron）公司加入对优尼科的争购后，通过公关公司安排，中海油团队参加了美国财政部为收购案举行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议，以便争取支持力量；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先后接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等媒体的采访，阐述动机，甚至亲自撰写《美国为何担忧》发表在《亚洲华尔街日报》。然而，尽管中方承诺不会解雇美国员工、不会减产，并会创造更多就业、扩大投资；尽管中方的出价更高，并以全现金支付优尼科股东，但由于美国国会的阻挠，该收购失败。 西方评论员指出，除了运气因素外，中海油依然没有预料到美国政治的复杂性。尽管中海油的顾问们在美国政界势力雄厚，但是国会设置的障碍——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让任何人都无法在短期内逾越。 傅成玉认为，中海油的教训是在公共关系和政治游说方面应该更加谨慎：“也许，首选应该做的就是公共关系和政治游说，见效之后才能谈到交易。”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多次强调，中海油是负责任的企业和全球公民。然而，具有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在美国开展活动始终会让敌对者抓住中国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做文章。要在美国赢得较宽松的发展空间，需要通过美国的各种中间机构，以文化、艺术、教育等非常柔和的手段，与美国民众加强沟通了解。尽管这些活动可以由政府主导，或者暗中主导，但是最恰当的操作者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及他们支持的中间机构，包括那些在美国本土的中间机构。 这方面，中国企业界和政府可以借鉴的是美国在中国的长期布局。 当其他西方国家满足于从击败清朝政府所获得的巨额庚子赔款中受益的时候，美国人极有远见地用中国人的钱（部分庚子赔款）设立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选送和资助最优秀的中国学者去美国留学。那些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精英人士，在其后的几十年里面迅速地占据了中国主要的政治舞台：从宋美龄到教育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立法院长清一色是留美人员。192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协和医学院落成，完全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蓝本，这是我国最早、最现代化的医学院和医院，成为中国医学的种子和骨干。这家基金会在1949年前还资助了这样一些机构：中国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工学院、清华大学文学院、燕京大学教育系和医学预科、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金陵大学农学院等等，在燕京大学法学院资助建立社会学系，支持北京猿人头盖骨挖掘和研究，资助的著名学者包括吴文藻、谈家桢、晏阳初、费孝通、裴文中等人。可以说，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创建了中国的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其中仅支持协和医学院的款项即高达4465万美元，大致相当于今日的5亿美元到8亿美元。 如此扎实的努力用于如此“务虚”的方面，影响的正是中国社会中最精英的高层人物。美国根深蒂固的影响直到1949年之前坚不可摧，美国的企业获得了在中国的极大发展空间。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公关。推动力量是美国的政府和企业界，前锋是作为中间机构的各种“民间”组织。 从1840年以来，中国企业第一次有可能大规模地向外扩张，综上看来，支持中外民间组织的发展，服务于获取海外生存空间的大目标，是中国企业的远期战略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