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特约记者|杨志荣 人民币与其被动步步升值，不如主动适当强度升值。 7月份，中国通胀率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CPI达到5.6%），其中尤以粮食价格上涨带动肉品更大涨幅为最。 近点来看是美国乙醇联盟和去年以来粮食歉收，远点来看实际上是国际矿物资源及房地产、股市等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在狭义通胀领域的延续，通过边际生产成本的提高来实现。因此，本轮通胀实际上是全球性的普遍价格上涨，只是因价格机制传导时滞的不同而在短时间内表现为结构性通胀。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全球渐趋同步性的5年经济景气、美元贬值和低利率日元而膨胀泛滥的货币，而是因国际定价机制发生重大变化通过成本推动来实现的。
换位思考人民币升值 而众所周知的是，现存国际定价机制的主导者正是所谓推动国家原油、铁矿石、铜铝等矿物资源价格轮番上涨的西方发达国家。放在国际金融、生产和贸易体系的产业链上去考察，不难看出当前国际矿物资源与高技术商品哑铃型的收益结构，金融资本链上则表现为一头独大的火柴梗状的收益结构，西方以结构化的金融理财产品及金融衍生工具占据着火柴头。美国房地产次级债券正是这种火柴头危机的集中反映。 在国内，去年底以来，普通老百姓实际上均已经感受到了越来越猛烈的通胀压力，起初是粮食价格的上涨，然后才是肉品价格的飙升。不尽合理的CPI、PPI指标无法提前指示出这种通胀压力。究其原因，近10年来的工业圈地运动和房地产开发热潮虽然缓慢但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产品边际生产成本的提高，继而推动CPI上涨，在国际矿物资源连年上涨以及因美国乙醇联盟已实现与之挂钩的粮食价格上涨的带动下不断强化。 因此，过分打击通胀实际上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惟有消除资产价格意义上的广义通胀，才能从源头上治理狭义的通胀。我们可以对楼市和股市的资产价格上涨泰然处之，但却对CPI的上涨畏若如虎，这是不正常的，也是治标不能治本的。且从国际生产贸易分工产业链上来看，在加工贸易为主导形态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人民币升值能够通过降低国际大宗原材料进口成本来有效地降低国内通胀压力。 另一方面，当前股市和楼市不断创出新高，尤其是说股指期货效应，还不如说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如大家热衷的房地产股和银行股的暴涨。这也是众多证券研究机构和基金所认同的。 人民币缓慢升值趋势使这种赌博效应不断积聚，具有一定强度的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可以使这种利好出尽，从而引导资产价格市场实现价值回归。某些经济学家判定“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导致大量的投资资金的涌入，这必然会给经济带来冲击”、“汇率大幅升值会使国内经济付出巨大代价，但结构性问题并不能因此而解决”，这些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可从不久前加息和调低利息税导致股票市场因利空出尽而带动大盘连涨近1000点的市场变动中体会到。 人民币升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合理的人民币定价机制导致的重大汇率水平变化的不合时宜，包括应当发生重大汇率变化的时机却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往往很担心美国人企图导演一场中国版的广场协议，却不去深究日本版事件的发生机理。 实际上，合理强度的汇率水平变化对出口竞争的影响并不一定是消极的，这从国家大幅度调低出口退税率变相使得人民币升值而推动产业升级和持续外汇增加的事件中可以感受到。只有那种不植根于产业分析、高强度不合时宜的汇率变动（如当年日本日圆从240：1美圆升值到120：1）才会对主要出口市场的贸易条件发生破坏性的恶化，从而给出口企业乃至国内产业竞争力以致命打击。 当前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导形态的经济实行的是成本加成定价模式，西方品牌商通过几家中国OEM商的激烈竞争把成本搞得非常透明。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的OEM厂商只是获得产业链上不到百分之几的微薄利润（还没算上环境代价和只能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工资水平对中国人力资源积累的消极影响），人民币升值导致的成本上升只是使居于产业链高端的西方采购商让渡出一部分利润。在这种定价机制下，适当强度的人民币升值（如10-20%）不可能打击中国OEM商的出口竞争力，但却可以推动西方物价的上涨压力（宣告享受中国价廉物美商品时代的结束）。正如西方垄断资本推高国际矿物资源价格打击中国购买力而导致居高不下的原油受制于中东危局一样，打通美国菜篮子价格联动增长机制的美国乙醇联盟，在企图降低中东突变给美国造成重大能源危机的同时，实际上却推高了通胀率。 世界经济在享受了中国“世界工厂”价廉物美的商品造就了的低通胀高增长的几年后，终于迎来了高通胀但可能并非高增长的历史阶段，经济和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已经积聚到了相当的程度。美国进口虽然占GDP比重仅为17%，而且美国进口的产品只有16%来自于中国，但美国所进口的中国产品主要在于日用品领域，对核心CPI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正如2000年中韩大蒜纷争，虽然中国大蒜出口总金额仅为900万美圆，但影响的却是中国几百万农民的生计问题，不可谓不大。 次级债券危机还没完 世界各国央行为应对美国次级债券危机注入了4000亿美元的贷款救市，实际上只是暂时缓解了次级债券在金融衍生工具领域的交易损失，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房地产贷款者的信用危机。 从80年代中期格林斯潘入主美联储，开始实行“稳定的价格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好措施”这一政策以来，利率一直是这个超级金融资本主义国家调控通胀和经济增长的杀手锏。然而在资本过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美联储在金融寡头和广大民众的矛盾中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如果美国国会判定，人民币适当强度的升值（如15%）在传导机制上不会增加升息压力打击房地产次级债券继而引发美国金融危机，而只会有助于美国提高出口竞争力、减少逆差、改善美国民众的购买力，为成长为美国在全球的“利益攸关者”，并切实提高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也因国内有诸多如治理通胀、引导资产价值回归、改善贸易条件等利好，为缔造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适当强度的人民币升值正当其时！ 具体可通过市场化的大量抛出美元买进人民币或其他强势货币配合汇率管制在短期内予以实现，这样有利于把外汇储备贬值的风险和国外投机资本的冲击减少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