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在中国古代，谣谚是民人诉求的表达形式 谣谚来自民间，大多浅近自然，淳朴富有情趣，生活气息浓厚。明代李开先《市井艳词序》说谣谚：“语意则直出肺肝，不知雕刻。”[1]清人刘毓崧《古谣谚序》更进一步说：“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都强调了民间谣谚的语言本色。如《民为淮南厉王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2]语言完全来自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如话家常，自然朴实。在缺乏信息传播途径的古代社会中,正是因为谣谚与现实生活如此贴近，因此谣谚成为表达社会下层民人诉求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随着近年来人们的研究视角从精英文化层面不断下移，开始从大众文化中寻求还原历史的线索。民间的价值观念和民人诉求不仅仅反映了个体或者是个别小群体的生存状态，而是代表大众需求的时代产物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以民人诉求为核心的民间文化是千百年来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真正奉行的信念，是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集中凝聚。它根源于现实生活，指导大众行为，作为一种公序良俗真实地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核心观念。 谣谚作为民人诉求的外化形式，虽然大多来自于社会弱势群体，但是面对正统教化的强势地位，并未一味逢迎和服从，而是基于现实状况有选择地接受，成为与正统教化相制衡的异质言说。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心声与正统教化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相互调适的微妙平衡状态。 二、民人诉求对正统教化的重新解读 民人诉求往往是人们实际生活中物质和精神上的基本需要。面对正统教化，人们并没有一开始就将其拒之千里之外，全盘抵触，而在基本认可基础上作出符合人性的重新解读。 自孔孟以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便把儒家思想借为己用，大力宣扬重义、忠君的思想。“君子尚义，小人言利。”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并将其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唯一标准。但是作为社会底层的民众，生存是他们人生的第一需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3]这样高尚的道德要求对于每天挣扎在物质匮乏边缘的民众来说实在难以遵守。生活在物质生产第一线的底层民众历来对物质的丰匮与人情冷暖之间的关系有着最深切的体验。有谣谚为证：“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憋得猴上杆”、“有钱一条龙，无钱一条虫”、“有钱王八大三辈，无钱爷爷矮三分”等等。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道德标准，且不说每天忙于生计的底层民众，就是衣食无忧的上层贵族与士大夫也远远做不到。民间百姓对生活富足的向往和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是无法回避和掩饰的，从人性的角度上讲也是无可厚非的，但相对于正统教化而言确实完全违背的。因此民人在表达诉求的时候往往对正统教化进行限定或延伸性的重新解读。流传于世的诸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亲兄弟，明算帐”等等，就是将正统教化下的苛刻伦理道德要求与现实需要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平衡。体现了民间社会在化解民人诉求与正统教化之间矛盾的智慧。 另外民人对正统教化的重新解读某些时候也是对统治者将孔孟经典矫枉过正的还原。自朱熹对儒家思想进行深入发掘以来，其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并非孔孟之道的本原。统治者对朱熹思想的推崇是意在禁锢民众的思想，加强其专制，方便管理。而民众结合现实生活对正统教化的变通则是使正统教化中不符合人性要求的成分得到有效抑制。然而并非民众对于经典的重新解读都是值得肯定的，例如民间对“中庸”观念的解读就失之偏颇。儒家经典中所倡导的“中庸”之道是调和之意，反对过犹不及。但是在民间社会中，人们往往把中庸之道认为是不辨是非，明哲保身，失去了经典的本意。 三、民人诉求与正统教化的相互制衡 由于立场和出发点的不同，民人诉求往往与正统教化所倡导的某些道德标准大相径庭。正统教化大力宣扬忠君思想，民众的智慧才华都以献给帝王家为荣耀。然而现实生活的艰辛，却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官府失望，对皇帝失望。有谣谚为证“灭门刺史，破家县令”、“县官漫漫，冤死者半”、“官粮办，便无饭”。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官方伦理宣扬官兵是保卫人民的,而谣谚则指出官兵甚于强盗，“贼如梳，军如蓖，兵如剃! ”“强贼放火，官军抢火，贼来梳我，军来蓖我。” 在高度专制集权的传统社会，普通民众没有发表诉求的民主权利，统治阶级也决不允许下层百姓对其政权染指。因而，谣谚作为一种发自民众内心诉求的呼声在街头巷尾间悄然传播开来，成为表达普通民众自身利益诉求的最直接且成本最低的一种途径。生活的艰辛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一直以来所信奉的道德准则是否正确，正当的生活需求被野蛮的剥夺，基本的生存欲望被压抑，使得正常的社会心理被扭曲，甚至产生了对正统教化道德标准的偏激性叛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以及“宁我负人，人毋负我。”等听起来毫无道德信义可言民间俗谚正式人们在高压政治之下，无可奈何谋求生存之道的偏激表现。 民人诉求与正统教化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正统教化向民人思想进行渗透和投射,民人诉求也对正统理念有所反馈和折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儒家伦理观念深入人心，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深层核心。对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普通百姓心中是敬仰且认同的。在谣谚中不少内容和语言显然是从主流文化中借鉴而来的。如《增广贤文》和《名贤集》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古代上层贤明之士的言论训条,但是后来却为民间所吸收成为谚语。如《增广贤文》中的“登高必自卑，涉远必自迩”[5]，《名贤集》中“泰山不取却微尘，积小累成高大”，都是从名贤之言变为群众之谚。不仅如此,文辞上不事雕琢的谣谚有时还在语言上吸收官方文化中华丽典雅的形式。如《瀛奎律髓》卷十六中有一则谣谚“香橙螃蟹月，新酒黄花天”就借用了十分典雅的语言表达方式。[6] 在国家意志向民人思想进行渗透和投射的同时，民人诉求向正统理念也有所反馈和折射。“摇木铎采诗于道”。在我国统治者很早就已经开始重视从民间歌谣谚语中了解黎民百姓的思想情绪，专门设有到各地“采风” 的官员，将谣谚视为下情上达的一条重要渠道。南北朝时期的史书记载，梁武帝“诏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反映民人诉求的谣谚传播速度快，流传范围广容易形成社会舆论,广为流传, 以至于被引用上奏, “言路闻之, 至入弹章, 亦足见人言之可畏矣。”[7] 反映民人诉求的谣谚所具有的社会舆论作用是由谣谚本身产生、发展、传播等诸多因素决定的。民间流传的不少谣谚往往是民意的表达，代表了民众的声音，反映了一个时期人们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基本诉求和对所关注事物的真实评价。一般说来, 这些以谣谚形式流传的诉求，因其传播方式具有匿名性的特点往往并没有太多正统教化的痕迹。比如《尚书·汤誓》中记载的一则谣谚:“时日曷丧, 予及汝皆亡。”夏桀的暴政招致民怨沸腾, 这则谣谚表达出民众对夏桀的怨恚仇恨, 流传甚广, 以至于后来这一歌谣还成了商汤伐桀的借口与檄文。在夏王朝未亡之时, 这种充满仇恨的诅咒显然与正统教化大相违背。更多的谣谚并没有采取这种直接诅咒统治者的极端形式，而是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寄希望于改良，颠覆的目的不强。作为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谣谚以民间舆论的姿态, 并不仅仅扮演着官方舆论补充者的角色, 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这些谣谚成为了官方舆论的制衡力量。[8] 谣谚反映的观点通常是社会公众对现实事态的相对一致的诉求与评价。具备了作为社会舆论的一般要素。当然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谣谚都具有社会舆论的功能，有些谣谚单纯是对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和记录。如“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熟读王叔和（魏晋时期的名医），不如临症多。”那些可以作为反映民人诉求和评价的谣谚所反映的内容也必须是针对现实生活的，必须是社会公众对特定事物的公开评价，是针对当时的特定事物的一种作为舆论的表达形式。 承载民人诉求的谣谚因其社会舆论性不得不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有些具有政治智慧的统治者更是善于认知和利用这些谣谚来了解民人诉求，修正统治政策，完善正统教化，以加强自身的统治。 例如“(雍正五年七月朱批) : 谚云:‘积谷防饥’,朕平日谆谆谕尔等留心积贮者,正为此等处也。”[9]雍正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对民谚的经验总结的重要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以民谚作为了执政方针得当与否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 类似的还有，“(雍正八年上谕) 闻得山西武乡县知县张宪龄, 年巳七旬, 目巳昏翳, 审事不能剖断, 百姓有‘泥土地’之谣。”这里雍正将知县张宪龄年事已高，不堪重任的情况以民间谣谚的形式，揭示出来，代表民众意愿，更具有说服力。[10] 民人诉求与正统教化之间的张弛关系和不断地调适，推动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反映社会生活常态与底层人民心声的谣谚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谣谚作为来自于民间，反映大众生活和民情民意的语言样式，集中反映了民间力量和民间智慧。无论是“眼光向下”对反映民众生活资料的搜集，还是“自下而上”站在民众角度，评判历史，讲评人物，谣谚都是最集中、最本真的历史的真实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李开先.市井艳词序[A].李开先全集[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2] 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管子·牧民[M].中国书店出版社，1976. [4]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5]李正堂.增广贤文[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6]贺宾.由谣言所见的民间伦理观念[J].南京师大学报，2006，（5）. [7]周一良，黄惠贤，卢开方.中国大百科全书·名家文库南北朝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8] [10]潘洪钢.传统社会中的民间谣谚与社会政治生活 ——以清代谣谚为例的讨论[J].学习与实践,2008,(6). [9] 雍正朱批谕旨:卷12下[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