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减外贸顺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此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双重目标
文/周政华 马艳
6月份,部分东南沿海港口度过了一段昼夜繁忙的日子。“码头工人已经没有休息日了,每天18小时工作制,实行轮班休息。”上海港码头工作人员这样描述当时的港口工作状态,即便这样,仍然无法满足源源不断等着出港的货物。 6月,随着最大一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即将到来,出口贸易企业开始上演“最后的疯狂”——抢订出口集装箱,争抢尽量出货,从而保证自己的利润。用一位报关员的话来说:“完全疯狂了,港区是一片混乱!” 这是当时很多外贸公司面临的状况,赶着在7月1日前出货。由于6月18日新出口退税政策从颁布到实施只有10多天时间,根本就没有一个缓冲期和过渡期,这让很多公司都遭遇了措手不及。 为应对持续扩大的外贸顺差,自今年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新的出口退税政策,“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取消,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将进一步降低。 曾经引以为荣的巨额外贸顺差,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个包袱。压力既源自连破贸易逆差记录的美国政府的抱怨,同样也与当前国内流动性过剩、物价高企、内需低迷相互牵扯。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在7月12日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国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旺盛和国内消费能力低迷——中国经济内外失衡,乃是造成巨额外贸顺差的重要原因。而此前,舆论则是习惯性地将这些事情倒果为因。 速战速决 目前顺差的数字仍在扩大。据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外贸顺差1125.3亿美元,与去年同期614.5亿美元的顺差规模相比,大幅增长83.1%。其中,6月份外贸顺差达到269.1亿美元,超过去年10月份创下的238.3亿美元的纪录,创历史新高。 此次调整中,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做出取消过渡期安排的决定,这使出口企业通过提前出口“规避”不利政策的时间大大缩短,企业也很难通过更改合同、调整企业的出口策略、预留利润空间等方式降低政策影响。 财政部有关人士表示,去年9月,财政部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时,考虑到减少企业损失,保证政策的平稳过渡,特别规定了三个月的过渡期。但在上述规定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假合同,影响了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效果,也造成了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因此,此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没有设置过渡期。 出口退税的调整总是伴随我国贸易顺差的增加而来的。每次贸易顺差增加,国际舆论就指向人民币升值,然而在目前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状况下,过快的升值可能性微乎其微。由此,调整出口退税就成为了政府利器。 首先遭受冲击的就是纺织行业。纺织行业历来是我国外贸顺差的主要创造者。2007年上半年,纺织行业贸易顺差超过500亿美元,几乎占据我国贸易顺差的半数。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曹新宇表示,本次调整不设过渡期的安排,企业目前执行的合同和未来四五个月内即将执行的合同都将面临利润的损失。2001年以来,国家已经4次调整了纺织品的出口退税率。尽管受到欧盟、美国配额限制,2006年我国服装出口金额增幅依然创造了历史新高。欧盟业界在年初就提出,要求中国2007年设限期满后采取自限等手段控制出口,美国也在密切观察中欧动向。这些因素都导致了2007年是我国处理纺织品服装贸易国际关系的关键一年。 分析人士指出,导致国内纺织业频频遭遇出口阵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身技术含量偏低,产品替代性较强,以低价形式出口、以扩产方式带动业绩提升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行业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档次、走内涵式增长道路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业内数据显示,此次服装业出口退税率将从原来的13%调到11%,2%的下调幅度预计将造成服装行业100亿元的利润损失。“退税率下调2%,国外的进口商最多承担一半,剩下的一半就得由出口商与面料供应商、辅料供应商、加工厂共同承担,大家的利润空间将进一步压缩。”一家做服装产品国际贸易的企业负责人如此表示。 据悉,浙江纺织服装企业一般的利润只有4%左右,根据退税政策一调整,行业的利润空间更加狭小。中纺集团副总裁李灵敏表示,不管如何降低出口退税率,国外市场对中国服装的需求不会改变,涨价也得出口。 因此,加大纺织服装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将是行业企业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占领国外出口优势起见,现在已有大批国内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东南亚国家。 有保有压 削减外贸顺差的同时,引导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此次出口退税调整的另一重要目标。 与此前历次调整相比,本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力度和范围都是空前的,被列入调整“大名单”的2831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晓华表示,中国外贸顺差过大的问题已经累积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如果政策调控的力度过小,将难以取得预想的效果。 据了解,财政部此次出台出口退税的调整政策,也是曾到各地对各类企业进行了调研后做出的决定。采取有保有压的政策是此次调整的突出重点。在此次调整中,水泥、肥料、染料等553种“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被取消;钢铁、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等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下调;10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改为出口免税政策。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外贸出口中出现的资源型产品大量出口,以及通过出口空转等形式骗取退税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此次大规模调整商品出口退税,既是对出口退税政策的总体调整,也考虑到改善我国商品出口结构等问题。 经过此次调整,我国相关出口商品的成本将会增加,财政部相关官员也表示,这会对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由于政策采取了“有保有压”的区别政策,释放了国家产业结构、出口商品结构调整的明确信号,有利于引导企业减少“两高一资”的出口,减少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加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从而引导企业调整投资方向,避免盲目投资和产能过剩。 “对长三角地区企业而言,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产品议价能力,已迫在眉睫。”江苏省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远鹏表示。以浙江为例,该省的主要出口产品家电、纺织、轻工、五金、造纸等,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除了家电产品出口退税基本没调外,大多数在此次下调范围之内。杭州一位私企老板表示,无论是出口退税调整,或者是人民币升值,对于已经开始成长的浙江企业来说,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毕竟这是任何企业在壮大过程中必将遇到的“青春期烦恼”。 “大规模调整出口退税率将加快一些仅*出口退税盈利企业的退出,从而改善优质优势企业的外贸环境。”刘尚希表示,调整出口退税率使企业的成本上升,利润减少,对于出口依赖性企业打击非常大,一些挺不过去的中小型企业就会被行业龙头企业吞并,促进了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 效果难测 出口退税调整能否削减巨额外贸顺差?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搞清楚外贸顺差究竟来自何方? 渣打银行最近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中国生产力的扩张、旺盛的出口需求和低迷的内部需求是促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原因。”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陈旭敏认为,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相当一部分就归功于日益深入的全球化。随着贸易和投资的日益国际化,一些跨国公司纷纷将其产业基地转移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从而成为出口主体。陈表示,当前中国的外贸顺差主要来源于外资企业出口部分,而全球经济已经在享受到中国顺差的好处。 7月11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新培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顺差激增,主要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他表示,今年上半年外贸顺差激增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另一方面,由于7月1日起调整出口退税的政策因素,许多企业抢关出口的现象严重。 有关分析认为,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有其客观必然性。主要是国际上大量制造业产能转移到中国,扩大了中国的出口,提高了中国的进口替代水平。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高技术出口管制,也抑制了中国的进口增长。一增一减,外贸顺差自然拉大。 海关总署的专家预计,下半年我国贸易顺差的增幅将出现回落。但2007年全年我国货物进出口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将超过21000亿美元,增长20%左右。由于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的因素一直存在,全年顺差仍将保持较高的水平。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贸易顺差才是核心竞争力,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持续减少甚至逆差,将会使国际资金质疑这个国家的清偿能力,早早离场,从而引爆金融危机。但是,贸易顺差过快增长会导致外汇储备规模大幅增加,引致人民币发行量增大,市场流动性过剩,可能引发投资反弹和通货膨胀,影响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 在此背景下,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效果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资本经济公司的马克·威廉姆斯在研究报告中指出,这次调整对中国的外贸顺差“不会有立竿见影的影响”。 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晓华表示,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对于缓解贸易顺差过大问题,效果肯定有,但是效果具体有多大还要等政策执行一段以后反馈回来的数据才能说明问题。她认为,解决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还需要配套措施,比如将环境、资源等社会成本转变为企业内部成本,解决出口商品成本虚低的问题等等,这也是国家研究一揽子政策措施的原因。 对于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出口商品,由于降低出口退税率增加的成本,很容易通过涨价方式转嫁给国外进口商,出口量未必会有明显减少。而对于竞争力比较弱的商品,如果企业采取压低采购价格等措施来压缩自身成本的话,也能自行消化一些降低出口退税率的影响。 显然,减少外贸顺差,只做出口的“减法”还不够,进口的“加法”也不应遗漏。商务部主管外贸的副部长高虎城认为,中国不能简单采取抑制出口的方法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而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和外贸增长方式,同时扩大进口,动态和发展地调整中国贸易顺差增长过快的趋势。 此外,关专家表示,缓解顺差压力尚须多点发力。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外贸顺差将继续保持高位运行的状态,要解决这一问题,宏观调控必须坚持稳健偏紧的政策取向,总量政策要从利率、汇率、出口退税率、劳动力成本、土地资源、环境成本等多方面调整要素价格水平,着力控制贸易顺差扩大和投资增速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