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大起大落，一直贯穿于改革开放之前近 30 年的新中国发展过程中。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 10 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平稳，经历了发展黄金时期。 ■中国一直是在增长过程当中用增长的方式来解决因快速增长而带来的各种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看上去还算平稳增长的背后，不稳定因素和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当属资源性制约。
文/于江
《当代金融家》：去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国民经济要"又好又快"地发展。虽然"又好又快"与以往"又快又好"的发展只是两字排放顺序之差，您是否可以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一下，做出这一顺序调整的基础条件是什么？ 席涛：从宏观经济走势来看，在谈"又快又好"转换到"又好又快"的基础条件时，先要看看驱动宏观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状况： ■投资：近几年中国的固定资产增长率基本在28%左右。如果从改革之初的1981年看起，1981年～2006年的固定资产年平均增长是20.1%，其中2003年～2006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26.6%。这个投资增长率是比较高的。 ■进出口：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率1979年～2006年平均增长17.2%，2003年～2006年平均增长29.8%。 ■消费：有关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我们有两个数据：1979年～2006年增长14.9%；2003年～2006年增长12.2%。从上面的数据看出，中国这些年的消费增长率出现下降，这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注重投资、轻视消费，或者说以投资为主、消费次之的发展思路有关。可以说，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层面在进出口、投资、消费之间的发展比例还不相匹配。所以中央政府提出了"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基础性问题，注重民生问题。 《当代金融家》：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实质上还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我们提了多年的"两个转变"进展如何？中国宏观经济如果强调"好"，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什么？ 席涛：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一个是从粗放经济向集约经济的转变，另一个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这两个转变中，当前比较突出的矛盾还是体现在第一个转变上，即粗放经济向集约经济的转变进程不尽如人意。 总体来说，从粗放经济向集约经济的转变没有大的起色，反倒是形成了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这"四高"直接形成了对有限资源配置的一种浪费。因此，加速从粗放经济向集约经济的转变，已经成为"又好又快"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开始从速度型建设转变为质量型建设。 这一转变的实质，就是开始重视国民经济的协调问题了。国民经济的协调是建立在5方面和谐关系之上的，这5方面和谐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生态的和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和谐,东西部区域经济的和谐，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和谐。 《当代金融家》：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现状？席涛：从宏观上来看，经济体制已经由高度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供求关系已经由长期短缺经济转变为一定程度的相对过剩经济；经济运行已经由大起大落转变为快速平稳；经济总量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排名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外贸总额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世界排名第27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
此外，从人民生活来看，已经由解决温饱到实现了小康，人均GDP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300美元上升到近2000美元。目前，中国居民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 《当代金融家》：在以上所谈的6方面变化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哪些？席涛：我个人认为，首先，最重要的变化应该是经济总量。因为在全球，中国的发展增长率最快。虽然中国的GDP总量不够大，但是在带动经济发展时，主要是看GDP的增量，而我们的增量很大，带起的发展速度也很高。其次，供求关系变化巨大，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能量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比如，我们现在的微观经济主体中出现了两大增量，一部分是纯粹的增量，即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另外一部分是存量中的有效增量，即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增量效益。现在的国企已经和原来的国企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公司治理机构还是激励机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我把这样的国有企业看作是存量中的有效增量部分。 《当代金融家》：您曾经谈到，中国经济连续4年达到或高于10%的增长而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这主要是指哪一个经济运行区间？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席涛：这是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一个数据。连续4年是指2003年～2006年。这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是少见的。可以说，从建国以来，这4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期，非常平稳。由于这4年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所以我一直把它称为经济高位小波动运行。 这个表述也是比较出来的。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连续4年处于高位。欧盟同期的GDP增长率在3%左右，美国在4.5%左右，拉美国家在6%～7%。再同中国经济以往几十年大起大落相比，中国连续4年是小波动，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波动，因为我们的CPI从2003年到2006年连续4年都控制在3%以下。 50年历史足迹 《当代金融家》：从您制作的"半世纪来中国宏观经济图解"中，我们可以看到建国以来1954年～2006年这53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全貌。如果从经济周期的波幅看，该如何解读这53年的发展与变化？席涛：这张图记录了建国以来（截至2006年）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的高涨与萧条一直交替而行，大起大落也一直贯穿于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经济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史上最大的经济波动出现在1958年至1961年之间。
1958年的经济增长达到21%，到了1961年已经从1960年的-2%跌至-29%，一年经济下滑幅度深达-26%。这一段时间刚好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随后，在经历了大落之后又出现了大起。经过1962年～1964年的调整，1964年的经济增长又恢复到了18%。紧接着在 1965年～1967年又开始出现下滑。虽然下滑的幅度没有上一轮大，但也近乎是直线下滑。从图形上看，那一次的经济波动的确让人心惊肉跳。 从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一共经历了三次波动曲线接近锥状的大起大落。此后，虽然还是有起有落，但是幅度越来越小。我们一直在探讨，到底为什么会导致如此的大起大落？改革开放之前的大起有三个高峰：1958年、1964年、 1970年；大落有三个谷底：1961年、1967年、1976年。对那一段中国发展状况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导致这种大起大落，既有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更有政策影响。 例如，1958年有大炼钢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因此我们的经济大幅增长，但那是盲目的、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导致的一个大增长。到了1964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最明显的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并确定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曲线就变得越来越平滑。尤其是从1999年～2006年，堪称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平稳的一段。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周期与国家的政治波动基本一致，往往是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出现联动。《当代金融家》：如果我们将重点放在改革开放之后，图解又能告诉我们什么？ 席涛：从1977年开始，中国经济虽然有些波动，但总体上是平滑的。第一轮的起落出现在1982年前后。为什么是从1982年算起？这是因为，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刺激了社会消费的增长，于是在1982年出现了短缺经济。这种短缺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双向扩张，即投资扩张和消费扩张。这种扩张持续到1984年便形成了一个大增长。从此，中国经济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 关于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时期，有几点需要强调：首先，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前的25年中，曾经有6年出现负增长，而改革开放之后，迄今为止再没有出现过负增长。其次，中国的宏观调控水平在逐步提高。为什么会出现从1999年开始到2006年持续了近10年的平滑增长？实际上，中国在这一阶段中初步学会了用市场经济手段来调节经济。再次，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巨变，已经从总供给完全滞后于总需求，甚至还出现过需求膨胀的状态，基本上发展到供需大致平衡，甚至转变到了供给拉动需求。这个宏观经济的明显转变，就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当代金融家》：现在业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在20世纪末的时候已经从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席涛：我认为，从中国的城镇来讲，说耐用消费品供给过剩，是因为城镇居民的购买力也旺盛，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已经从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农村目前还没有摆脱短缺经济状态。我之所以针对农村还使用了短缺经济这个概念，不是指供给短缺，而是指农村的购买力不足。中国农民虽然有旺盛的需求欲望，却没有需求能力，因为农村的人均收入非常低。由于中国的农村人口众多，在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农村人口的普遍消费能力低下，已经构成拖累中国消费率增长的重要因素。所以我认为，中国发展所形成的特殊二元经济格局，给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带来的虚高现象不容忽视。 《当代金融家》：尽管如此，中国GDP总量的走势看上去非常健康而完美。您对1978年到2006年的中国GDP增长有一个很形象的描述，即"大块头、高速度、高增长"。如何理解？席涛：请看三组有关中国GDP增长的数据： ■1978年～2006年中国GDP总量在28年中增长了13.3倍（扣除价格因素），从1978年的仅3600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这样大的增长幅度，在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所以我说它是"大块头"。 ■1978年～1990年，中国GDP总量基本上是每5年增长1万亿元；1990年～2000年，基本上是每5年增长2万亿元。而且我注意到，中国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第一个10万亿元，期间花了12年时间；GDP总量在2006年突破第二个10万亿元达到20万亿元时，仅用了6年时间。而这6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平滑的6年。所以我说它是"高速度"。 ■1978年～2006年的28年中，中国GDP总量年均增长率为9.7%。这样一个持续近30年的高增长率在全世界又是一个绝无仅有。所以我说它是"高增长"。 另外，从GDP排名来看，1978年时中国作为泱泱人口大国，GDP总量在全球仅排在第10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2005年以来，中国GDP总量已在全球排第4位。目前，美国GDP总量是以超过12万亿美元在全球排第1位。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取得了很大成绩，差距依然明显。 《当代金融家》：对照"中国GDP总量"与"中国人均GDP"两张图形，我们发现，人均GDP的增长曲线显然要比GDP总量的增长曲线走得平缓，甚至1981年～1994年基本都在拉平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席涛：首先，这一时期GDP总量的增长就比较缓慢，也正好是在GDP总量花了12年才突破第一个10万亿元的时段内。实际上，中国人均GDP增长有三个拐点：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87年，第二个拐点出现在1994年，第三个拐点出现在2000年。基本上是每一个拐点上一个台阶，2000年那个拐点上的台阶比较大，但总体上与GDP总量增长曲线保持了一致。其次，如果说人均GDP增长曲线比GDP总量增长还是要平缓些，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村的人口控制不够成功，当然城市非常成功。如果自己和自己比，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在提升。但是如果横向与国外比，中国人均GDP水平还是太低了。目前，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在全球排到第4位，但人均GDP水平在全球仅排第128位。（排名第1为卢森堡，人均GDP高达6.6万美元；美国排名第7，人均GDP为4.3万美元。） 《当代金融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已经直线增长到2006年的17607亿美元；28年中增长了85倍。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在2005年以前，中国净出口总额增长曲线还非常平缓，2005年以后突然爆发性拉高，如何理解这些现象？ 席涛：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数据变化，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反映宏观经济的结构状况。一是对外开放的程度，二是产品竞争程度。从这两方面还可以了解到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相互渗透的广度和深度。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长期在70%上下徘徊，这不是一个安全的区域，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很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动荡的影响。有关净出口总额的图解显示，中国从1994年开始就没有出现过外贸逆差，而以前则是顺差与逆差交替着。我们一般把中国的外贸顺差划为两个时段： ■1990年～1996年：这一阶段的顺差增值基本在100亿美元左右； ■1997年～2004年：这一阶段的顺差增值在300亿美元左右。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概念是从2003年开始议论，2004年在国际上就基本成为了共识。 ■然而从2005年开始，似乎进入了第三阶段。从图解中可以看到，2005年的贸易顺差增值一下子爆发性地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是前一年的3倍。 当前，"中国制造"这样一个概念在很多国家都引发了矛盾。现在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中国目前这样一个进出口结构是否推进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如何缓解庞大外贸顺差给国际收支均衡带来的困难？ 《当代金融家》：我们在图解中看到，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曲线呈现出高位、平稳两大特征。然而，同时我们也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曲线走势与亚洲周边国家都相去甚远，反倒是与美国有些近似。这是为什么？ 席涛：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1996年～2006年这10年间，基本处于高位小波动运行状态，美国这10年的经济走势也算平缓。除了美国经济自身的成熟性外，中国和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都非“受灾国"，这无疑是重要的原因。 虽然中国因1997年时对外开放度不够大而躲过了一劫，但是也必须看到，自从中国经济医治了1993年～1994年的通货膨胀，于1996年实现了软着陆后，中国的宏观调控开始趋于稳健。即使1996年～2000年经济一直处于下滑中，却下滑得比较平稳，经济增长率最低也保持在7%以上。 同时，不知你们是否注意到，一旦出现了经济危机，以俄罗斯、泰国、印尼、韩国和日本为例，都起码经过了近10年的经济复苏与调整，才开始逐步恢复平稳。尤其是小国，在遭遇危机后不仅经济的起落幅度会更大，恢复到趋于均衡的周期也比较长。因为大国可观的内需容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对冲的稳定因素。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国开放和大国开放有很大区别。 高增长背后？ 《当代金融家》：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2006年的28年中，中国GDP总量年均增长率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9.7%，近年来又持续超过10%,这样的高增长经济会隐含哪些问题？ 席涛：近30年来，中国经济就像呼啸着高速行驶的列车，我们一直也在探索这种高增长经济的规律。总体来说，有这样三句话：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平稳，经历了发展黄金时期。其次，高增长肯定有高增长的问题，然而， 中国是在增长过程当中用增长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因快速增长而带来的问题。再次，中国经济看上去还算平稳增长的背后，不稳定因素和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就是资源性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矿产性资源制约：当前，中国大部分矿产资源都需要进口，这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瓶颈。 ■金融性资源制约：如果将宏观经济三驾马车中的消费看作金融性需求资源的话，当前明显内需不足。按照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适度的宏观经济结构来看，消费总额要占到GDP总额的60%左右，而中国仅占30%。因此，相对于中国经济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来说，居民收入偏低，还没有分享到经济高增长的成果。 ■经济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从国外发展来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要求宏观经济有一个产业结构转化，即要形成新兴消费性产业结构，或者说要形成以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但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化一直比较困难，以化工原材料等基本工业产品的生产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依然难以撼动，因为粗放经济的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不和谐：首先，投资、消费、进出口的比例不和谐；其次，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不和谐，实际上是国内需求 不足；再次，区域经济之间供给结构不和谐，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在向中西部进行梯度转移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 《当代金融家》：我们注意到，每年两会期间，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国务院的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把GDP的发展速度控制在8.5％。然而，改革开放28年以来，中国的GDP平均增长速度是9.7%，近年来也一直持续在10%以上，尽管目前还没有出现大问题，但是中国经济否也过热了？ 席涛：我个人认为，持续10%以上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是偏高偏热了。为什么将8.5%作为一个指导性指标？首先，这个指标预示着，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8.5%的水平上，我们的要素市场就可以保持比较充分的供给，否则供给和需求之间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另外，如果保持在8.5%左右，就有可能以质量来取代投资拉动增长的过程，使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更稳定的内涵。 中国经济当前需要逐步降温，现在GDP每升一个点就需要经济总量增加几百亿。如果以上谈的4个资源性和结构性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会有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