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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岳占仁 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在清华经管学院发表的演讲中，以自己的视角解读了十七大后的发展课题。吴敬琏认为，改革开放29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年均GDP增长超过9.7%，GDP总量增加了13倍多升至世界第4位，进出口增长了84倍升至世界第3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大幅提升。但是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存在非常严重的挑战，主要是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的形成对金融稳定形成严重威胁；社会方面的挑战主要是腐败的蔓延、贫富差别的过度扩大以及公权不张和社会失序。吴敬琏认为所有这些问题根本上是“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造成的，政府已经认识到转变增长方式的必要性，也采取了一些宏观调控措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继续推进改革，消除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体制性障碍。 吴敬琏认为，“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遭遇困境是必然的，日、韩、台等经济体的经历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投资驱动模式下，中国的投资目前已经占到GDP的接近50%，（“历史上严重失衡的大跃进期间也才30%多”），同时消费所占比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此导致内需严重不足。我们只能把压力通过出口向国际市场转移，为了增加出口政府采取了产业扶持、汇率低估等手段。但是出口导向的政策在取得一定成就后都会面临外部失衡的问题：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增加，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加剧，本币升值压力加大——这就要求政府调整出口导向政策，而政策调整自然会影响到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政策制定者面临许多障碍和顾虑。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出口导向政策，为了保持本币不升值，就需要大量收购外汇，使得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减弱。大量放出货币的结果是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过剩，这或者会导致通货膨胀、CPI快速增长；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会导致资产价格膨胀，从而造成金融体系不稳定。而如果最终泡沫破灭，就会使得整个金融系统陷入危机。 例如中国台湾地区的例子，吴敬琏引述原台湾大学校长、台湾“经建会”副主任孙震的文章介绍，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采取了“局部自由化”的出口导向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经济界人士认为台湾即将在90年代成为发达经济。但是时至今日，台湾似乎离发达经济的境界日远。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台湾当局在20世纪80年代外汇资产大量增加的条件下，仍不愿让新台币升值，迟迟不放开对外汇形成机制的管制，而是大量收购美元，控制新台币的汇率。大量收购美元，使新台币供给大幅增加，这又引起了台湾地区资产价格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形成。后来台湾地区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泡沫崩溃，最后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出现。 为了解决外部失衡问题，2006年中国政府采取了人民币缓慢升值的措施，但是情况并未得到多大改善，而且现在还在进一步加剧。“为了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2000年的时候，政府每天要买进几千万美元；2004、2005年的时候每天要买进4至5亿美元；去年每天要买进7至8亿美元；到今年上半年，每天要买进14亿美元。” 吴敬琏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调节的空间已经变得非常狭小，根本的出路是转变增长方式：从过去的靠投资、靠国外的需求，转变为靠内需、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而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是能否推进改革，消除四大体制性障碍：1、各级政府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2、以GDP增速作为各级党政领导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志；3、各级政府财政状况与物质生产增速紧密相联；4、行政定价制度和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 进入21世纪后，由于受到既得利益的阻力，改革有放缓的倾向。例如国企改革进行到控股公司、集团公司层面后，到2002年开始减慢甚至背道而驰。1993年开始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其中提出的行政管理、基金管理分开，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另外，法治化进程缓慢。这一方面是由于立法过程缓慢（《物权法》历时14年，《反垄断法》历时13年），一些新出台的法律且存在许多模糊不确定之处；另一方面在独立审判、司法公正等方面也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十七大之后的中国企业也正站在一个关口上，一方面它们面临着诸如完善企业制度、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提高核心竞争力、担负起作为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等课题；目前中国已经有了很强的制造能力和一定的研发能力，又有一个世界最大的市场，我们有机会在一些领域后来居上，涌现出一些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就像诺基亚在第一代移动通信向第二代移动通信变革过程中抓住机遇，改变了整个行业格局一样。” 但是总体而言，十七大之后的课题，“关键的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能否打破阻力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今后中国发展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