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了抑制资金非法流动，深圳银行业被迫设置提现限额，这种因噎废食般的做法揭示出地下金融活动危害不浅，一度被视作小打小闹的地下钱庄正在对金融安全提出严峻的挑战。 由于脱离在监管之外，中国的地下金融规模难以估计，一个可供参考的数字是，中央财经大学发布的首份地下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5亿元至8164亿元之间，在此之外，另有各种洗钱性质的资金交易不知凡几，此前深圳警方成功破获的一起非法外汇买卖案件，短短一年半内涉案金额即达43亿元之巨。 除去监管等原因，中国的地下金融规模庞大活动频繁，侧面反映出正规金融体系难以完全满足当前经济之所需，这种供需间的矛盾可大致归纳为：一方面，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带来的金融需求多样化客观上要求金融部门尽快摆脱同构性；另一方面，以所有制歧视和价格管制为标志的系列政策人为阻滞了金融产品供给趋于优化。应该看到，此一快一慢间所留出的逐利空间，正是地下钱庄赖以存在并扩张的根本诱因。 2003年起，人民币开始遭遇升值压力，汇率及资本流动管制随之出现部分松动，形势变迁进一步刺激地下钱庄“发展壮大”，尤其是跨境资金汇兑呈攀高之势，打击地下交易所面临的困难更加突出。有报道称，中国每年记录到的外汇汇款中或有50%以上通过非正式渠道划转。外汇管理部门对此难以两全的尴尬是，加强监管的努力可能反而助长地下钱庄无须申报、手续简便的“优势”。 相当时期以来，针对地下钱庄扩展趋势，相关部门连连出击，成果斐然。只不过，如上所述，中国的地下金融活动更多地内生于长期扭曲的金融安排，因此，那些基本以事后查处为主要手段的应对措施虽能解一时之急，但从长期来看，若无金融体系整体改善为基石，围绕地下钱庄而展开的取缔与反取缔，难免走入此消彼长的怪圈。 打击地下钱庄的实质是打击非法金融交易，由此派生出的必要前提是，依据实体经济发展状况划定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以及在合法合规的限度内保证正常需求得到满足。具体来说，当下应着手进行的工作主要有： 第一，告别“双缺口”时代，中国的外汇储备连年攀升迭创新高，加之伴随一国经济高速增长，其本币逐渐国际化以及资本项目逐步放开正合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中国有必要继续放松资本管制，给予企业居民更大自主权。 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组织结构的多元化要求金融部门相应实现组织结构的多元化，主管部门应该制订完善适应于自然分工规律的金融政策，推动构建起满足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规模类型企业发展所需的多层次融资体系。
第三，现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应真正实行公司化转换，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不断增强风险定价能力。毕竟，银行不能实行完全竞争，银行风险与银行规模呈反相关关系，银行规模越大，创新能力越强，因此，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应以存量改革为主干。 第四，地下金融活动因其隐蔽性而难以监测，但是，中国的地下金融活动如此庞杂且有可能长期存在，因此，监管部门应努力设法将其纳入监测体系，惟其如此，经济决策部门才能全面掌握真实信息，对于地下钱庄的打击也才能作到对症下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