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本刊记者何伊凡
6月2日，对天津市部分政府官员来说是相当忙碌的一天。上午需要组织专家给有融资需求的本土企业进行培训，类似的培训举行过四次，内容五花八门，例如与投资方见面的第一句话应该怎样说，看起来颇为初级却相当实用。下午是一系列筹备会议，傍晚时分，筹备小组向戴相龙市长汇报工作。直到夜间11时，我们才等到了市政府秘书长陈宗胜。而在陈秘书长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67岁的天津市政府前副秘书长刘红升则准备去拜访刚到天津的美国企业成长协会（ACG）前任主席李智信（PatrickHurley），尽管后者对这种东方式的礼节有些惊讶，连连摆手说，“不要了不要了，我看这个时间我最好回床上去睡觉”。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则可能在凌晨两点之后给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发电子邮件——事实上崔就相关事宜的数十封邮件几乎全在这个时间段发出的，有的长达6000字。 如此的工作节奏已保持了将近了3个月。 美国民间的融资会议搬到中国来就带上了浓重的官方色彩，李智信最初对政府扮演的角色感到莫名其妙：“他们(官员)并不处于交易链条上的任何环节。”李告诉《中国企业家》，而对于那些基金管理者来说，中国概念很诱人，但天津却并不在他们了解范围之内。 最终，从海外路演到国内推介，天津市政府兑现了将自己定位于服务者的承诺。组委会在国内走了40多个城市，崔津渡亲自带队，而日程就交给项目组安排，崔称自己“指哪儿打哪儿”。政府资源的介入令会议规模超过了组委会的预期，“最初以为能来60家基金和400多家企业就不错了。”崔津渡说，他本地口音浓重，谦和而诚恳。 这是一次有趣的尝试，“资本对接”的区域布置有点像招聘会，而如果双方都有意深谈则可以进入“快速约会”区域，那是会场一角用深蓝色天鹅绒分割成的若干私密小隔间。从资料到翻译，组委会都做足了功夫，但投资方都是规模在10亿美元之下的中小型基金，多数第一次进入中国，抱着“试水”的心态。而融资方中部分企业还不能区分PE与VC的区别，关于直接股权投资半知半解，对中介机构又带着天然的不信任，“扫盲”的意味也很重。 一家名为DAC的私募股权基金代表告诉《中国企业家》，第一天就收到100多张名片，他准备把这些名片拿回去认真查阅分析企业资料，筛选后再进一步联系。这家只投资制造业和金融业的PE对连续3年实现赢利、中等规模、没有接受过VC投资、资本金达到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才感兴趣。“很多人第一件事是问我们属于投资者还是中介机构，而没有问我们是关注哪些领域的投资者。”他笑着说。 也有许多人对短暂的会面寄以厚望，一家来自深圳，制造高速公路监控系统的创业者告诉《中国企业家》有信心吸引到1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而另一家来自美国底特律的PE方中介公司希望这次能和50家左右的中国企业做深度沟通，“我们希望给客户推荐这样的企业”。该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财务信息、法律风险都很清晰，在尽职调查中没有任何问题，价格能谈拢，有比较好的股权退出方式。” 无法在传统评价体系内为融洽会打分，因为“成交量”之类的指标并不适用于它，也许其开拓意义会超过实际收获。“当然，明年还会来”，一位来自加南大的投资者并没有寻找到合适的项目，但看起来毫不失望，“这是最有效的可以同时了解中国企业、中国资本市场以及中国政府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