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未来可能上升30%以上，加上大量的人才流失，中国的优势因素日见显著
作者：文/本刊见习记者 刘长江
中国软件产业的变化在悄悄地进行。 表现最显著的是东软集团，这家中国最大的解决方案提供商和离岸软件外包公司，在2006年的收入已经超过31.5亿元，其中离岸软件外包收入超过了1亿美元。最近IAOP（国际外包服务专业人员协会）公布的“2007年全球外包100强”排行榜，它不仅名列其中，并且首次进入前25位，成为全球25家最优秀的外包提供商中惟一的中国公司。 “来自国际外包客户的需求一天比一天多，而我们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足够有经验的工程师来完成。”东软集团副总裁兼CTO方发和先生告诉《经济》，东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已有日本客户希望不断扩大外包的规模，另一方面来自欧美新客户提出更大规模的外包需求，而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软件人才投入到外包中去，所以大力引进和培养既有IT专业能力又有国际沟通能力的软件工程师，架构师以及桥梁工程师是我们当务之急。 IDC《中国软件开发离岸外包2006-2010年市场预测与分析》也显示了这种变化：2005年中国软件离岸外包市场获得55.6%的高速增长，市场收入达到9.3亿美元。该机构预计，中国市场未来5年的年复合平均增长率将超过40%。赛迪顾问的预测则更为乐观：到2010年，中国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将达到70.28亿美元，占全球软件外包市场的8.4%，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0.2%，软件外包将成为推动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新力量。 5月11日信产部经济运行司副司长王秉科在无锡表示，软件产业尤其软件外包业已成为信息产业增长动力之一。2006年，中国电子销售收入为4.75万亿元，软件占据10%，其中软件出口外包贡献了50亿元，年增长率高于50%。 由日转欧 由于地缘文化的相近性，中国的软件外包最早是从日本市场开始的，而政府最早的政策也是以面向日本市场为导向。 距离韩国和日本只有1小时的航程，拥有大量精通日语人才，十分普及的宽带网络，美丽的公园以及世界一流高尔夫球场的中国东北城市大连，成为中国软件外包第一次浪潮的引领者，它被誉为中国的“班加罗尔”。 荣获《金融时报》与高盛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城市的喜爱：“我必须亲眼去看看大连，中国的班加罗尔。大连不仅在中国很出色，摆在硅谷也会十分抢眼，有宽阔的林荫大道，美丽的绿色空间，林立的大学与技术学院，庞大的软件园区……” 在2004年之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其他城市能够阻挡大连软件园的脚步。2004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在软件出口规模上，大连以不到北京1/7的软件开发人员数量，完成了与北京几乎相当的软件出口额，对日出口规模甚至超出了北京近0.5亿美元。 但是，如今大连越来越多地受到北京的挑战。 根据《计世资讯》最新的调查显示，虽然在北京软件外包服务企业业务收入中对日软件外包服务业务占49.8%，对欧美业务占45.5%，来自印度等等其他国家4.7%。但是随着中国企业的对日外包业务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对欧美外包业务快速增长，两个城市之间在外包市场上的竞争很快就会见结果。 “企业对欧美业务增长极为迅速，近三分之二的中、大企业都反映，企业对日软件外包服务业务保持稳步增长，其中欧美软件外包业务增长更加迅速，高于年初的预期。”赛迪顾问软件产业研究中心总经理牟淑慧告诉《经济》。 牟淑慧的分析得到文思创新CEO陈淑宁的赞同。陈淑宁认为，尽管在中国外包市场上有一半以上的业务来自日本，所接到的业务总量只占日本总对外发包量的1%至2％，但对日本外包市场的开拓空间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 “我没有听过对日本外包的空间还是很大，具体大小要看对多大的公司而言，日本企业的IT系统很多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虽然外包是一种大趋势，但是对日本来说那不会是一种国策。”陈淑宁说 在陈淑宁看来，做欧美外包业务也能将企业做成几万人的规模，而做对日外包则很难。从目前来看，中国刚刚成立的软件外包企业基本是以欧美业务为主，而且都是2004-2005年出现的。如果选择对日外包，第一发展速度慢，第二利润空间有限。“如果你能抓住欧美市场的机遇，搭上一个大单子，企业马上就起来了。”牟淑慧认为欧美市场最能帮助一个软件公司实现快速增长。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发包市场，占据全球软件发包市场65%的份额。与之相比，日本仅占占据全球软件发包市场的10%，而且对欧美业务的项目利润要高于对日业务，企业欧美项目的利润平均在20%左右，而对日软件外包业服务项目的平均利润只有10%。”牟淑慧向《经济》分析道。 另据《经济》记者多方调查了解，与欧美市场相比，日本软件外包明显处于价值链的底端，日本的单子虽多，但多是经过数次分拆和转手的，留给中国的只剩下一些coding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目前国内软件商承接的大多是日本的二包或者三包业务，主要涉及编码和测试，对于承包公司项目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提高作用有限。 欧美“蛋糕” 不断上涨的市场份额，高额的利润以及高技术含量，大连和北京两个城市的现实表明，欧美软件外包市场将成为中国的“大蛋糕”。 IDC最新出炉的研究报告表明：2006年，日韩市场仍然是中国软件离岸外包的主体市场，贡献近56%收入，而欧美客户贡献比例在一年间提升了8.4个百分点，占到整体收入的近36%。 IDC认为日元和韩元对美元的升值预期会降低目前中国对日外包企业的利润压力。IDC预计，欧美市场未来5年将高速增长，保持48.6%的年复合平均增长率。到2009年，欧美市场的收入贡献率将会首次超过日韩市场。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仅微软给予中国企业的软件外包订单达5800万美元，还将继续增加，特别是软件外包方面。 “我们为什么不断把人员、技术投在中国呢？我们已在中国5个城市投资，最近还在考察成都，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有我们庞大的客户群体。”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副总裁黎德光最近也对媒体表示，惠普在中国开发产品后，也在很多本地中国客户中运用，比如中国移动等都是他们的大客户。 美国芝加哥管理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将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的意向值比过去翻了5番；有40%的公司在未来三到五年内打算将外包业务移师中国，而一年前这一比例仅为8%。 东软集团董事长兼CEO刘积仁博士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认为，中国软件企业对欧美软件外包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迅速，是中国未来外包发展很重要的目标市场。 埃森哲大中国地区总裁陶伟德认为，目前在中国寻找外包基地已经形成三大主要客户群，一是中国本地的公司；二是总部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三是总部在其他国家，但在中国有办事处的跨国公司。去年以来，全球著名服务商ＥＤＳ、ＩＢＭ等大服务商纷纷在华建立研发中心、外包中心、全球服务中心。 龙象交手 越来越多的欧美软件巨头把“软件外包”的目光转向中国，这意味着中国不可避免的成为印度对欧美市场外包最大的竞争对手。 印度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大象”已经开始反击，尤其是对中国的内需市场和日本市场，印度的软件巨头甚至与中国的软件企业开始“短兵相接”。 上海浦东软件园，透过落地玻璃窗，萨帝扬亚太区高级副总裁阿革瓦（Aggarwal）指着繁忙场面满意地说：“这样的景象在1年半前不可能想象。现在，我们的影响力完全辐射到了涵盖中国和日本的东亚主要地区。” 萨帝扬公司是印度第三大软件开发商，2002年1月29日初来上海时被形容为一头闯进中国的“印度象”。进入中国市场不久，他们就拿下了中兴、华为两公司的大型软件外包项目，显现出印度软件外包实力非同一般。 萨蒂扬公司不过是印度软件公司的先遣部队而已。之后，又有Infosys（信息技术系统公司，印度第二大软件公司）、Wipro（威普瑞）、ZenStar和Pentasoft进入中国。现在，在山东的威海软件园、烟台世纪东方软件园和江苏软件园都可以见到印度软件公司的影子。 “目前，已经有十几家印度软件公司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或与中国的IT企业进行外包合作，或切入东亚其他国家的软件外包市场。至少有一半以上印度软件公司有来华的想法。预计4、5年后，来华开展业务公司至少将达到50家。”据印度驻华使馆商务经济处主任帕蒂凯介绍，“进入中国市场的印度软件公司将市场定位在电信、制造业和航空等行业软件方面。” 此外，印度接获日本软件外包的苗头已经出现。据悉，日本三菱商事的IT业务子公司ITF（ITFrontier）已与印度TCS和Wipro公司合作开发IT业务，双方将在电子商务相关领域展开合作，共同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系统集成（SI）等服务。在2003年其年业务量已达30亿日元。 据统计，目前印度公司参与的IT服务合同约占全球ＩＴ服务合同总金额的７％。这其中，塔塔咨询公司、Infosys公司和维普罗公司等大型企业扮演了重要角色,出色的业绩让印度人很骄傲.印度软件巨头Infosys董事长纳拉亚纳·穆尔蒂不久前表示，他认为印度软件业领先中国20年。 事实上不仅仅是印度，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这个软件外包的队伍。俄罗斯正成为新兴的全球服务外包研发中心，2006年俄罗斯软件外包产值4.9亿美元；菲律宾在抢夺印度呼叫中心企业的饭碗，在未来的5－7年里，菲律宾有望发展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呼叫中心市场。日本扶植越南的外包产业，越来越多的越南年轻人将进入软件外包、呼叫中心、后台处理和全球信息经济等领域工作。 中国优势 SYNNEX公司是全球第三大软件分销巨头，目前正雄心勃勃计划在2—3年内在成都组建2000人的软件外包及IT服务团队，其美国IT高级主管卢峰称：“中国软件服务人才数量与印度基本持平，而成本优势明显，平均成本低于印度30%-50%，同时，欧美国家忌惮将鸡蛋放在印度一个篮子里。”据卢峰介绍，过去欧美的外包峰会都是在印度举办，这两年有些峰会开始在中国举行。 “外包的利润并不低，印度外包巨头长期把持高利润。”东软高级副总裁卢朝霞告诉《经济》，虽然中国并不会实质威胁到印度的市场份额，但是只要中国软件外包业向美国市场发起的进军，同时中国软件业质优价廉的信息在美国客户当中流传开来，美国客户就有充分的理由“打中国牌”，要求印度公司降价，使印度的垄断利润迅速削减。 国际咨询顾问吴向宏其专栏文章也认为，由于印度害怕失去超额垄断利润，这对中国软件外包来说无疑是个机会。“通常软件服务业大公司的毛利润率在15%左右，净利润率在3%。而印度软件外包服务公司，如Infosys，其毛利润率高达42%，净利润率高达骇人听闻的26%。”吴向宏解释说。 Gartner近日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虽然出人意料，但是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这个报告调查了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外包商未来选择外包合作伙伴会选择哪个国家的企业。排在第一的是爱尔兰，第二是墨西哥，第三是巴西，第四是菲律宾，第五是中国。而在这个报告里面，最令人吃惊的是印度的位置，排在20个国家里面倒数第一，而倒数第二的是俄罗斯。 刘积仁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认为，这个分析报告说明了几个因素：一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未来可能上升30%以上；二是人员的流动率，这两大因素导致欧美外包商在未来可能会选择三个或者几个国家一起外包。“这也使中国企业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保证人才供应和客户满意才能保证外包业务不流失。” 其实，我国发展服务外包有自己的优势，政治稳定、基础设施健全、低廉的外包人才储备等都吸引着外包界的目光。 Gartner咨询公司副总裁黄大刚认为，外包大国印度每年人才流失率在20％左右，人员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基础设施条件比不上中国，今后5年将出现50万人的人才缺口。而我国有100多万IT服务人员，其中60％—70％是软件工程师，预计每年还将以30％的速度递增。高质量廉价的人力有利于国际外包企业降低成本。 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这一次机遇的重要意义，开始加大推动力量。 在今年3月国务院颁布7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到要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作为扩大服务贸易的重点。同时，政府还送出15%所得税优惠税率的大礼包给外包企业。
另据了解，商务部已经决定实施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千百十工程”，主要目标是：在“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10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其一定规模的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育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目前，商务部、信息产业部、科技部已共同认定大连、西安、成都、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济南、武汉、杭州等11个城市作为“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认为，“我国正在进行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产业调整，利用服务外包这一机遇实现快速转型，具有深远意义。 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名单 东部中西部 北京软件产业基地南京软件园西安软件园 天津华苑软件园苏州软件园兰州软件园 大连软件园杭州高新软件园内蒙古软件园 东大软件园无锡软件园湖北软件产业基地 齐鲁软件园常州软件园长沙软件园 青岛软件园厦门软件园合肥软件园 吉林软件园福州软件园中部软件园(郑州) 长春软件园珠海高新区软件园天府软件园 大庆软件园广州软件园金庐软件园(江西) 上海软件园深圳软件园云南软件园 江苏软件园南宁软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