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一场不为人知的阴谋：粮食危机》
菲利普?瑞格教授对转基因研究的风险问题持批判态度。他在1984年8月在冷泉港的班伯里会议中心组织了第一次由顶尖大学生态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来自工业部门的基因工程师以及政府部门代表参加的学术会议，会议中定义了分子生物学简化论的瑕疵：
就DNA来讲，这种分子在试管中是稳定的。但是它在大量繁殖的生物中是不稳定的。我们不能把活体生物中的DNA活动简化成它在试管中的化学性质！在活体系统中，DNA至少会通过变异、基因流动、重组和自然选择被修改，或者“造成不稳定”。这样说来就很难甚至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基因改造。很多分子生物学家当然都把变异和自然选择视为抽象的事实，但是在他们的专业工作中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作用?。 一旦他们让美国科学界广泛认定生物可以简化为基因，他们就可能得出生物没有固有的属性的结论，芸芸众生都可以任由他们“摆布”。但是自然界要比数字计算机复杂得多。正如生物学家所指出，给定的DNA分子在试管中是稳定的，但是在活体生物中是高度不稳定的，它们以极端非线性和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生命并不是一个二进制的计算机程序。正如传统生物学家几个世纪以来所验证的，生命之所以令人赞叹不已就是因为它的非线性和复杂性。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分子生物学及其基因研究是有意识地建立在这个基本的科学错误——简化论——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科学家用“基因编程”这个词把它同计算机的运行机理进行类比，但是没有任何科学家能够从基因编程中造出一个生物来。正如英国生物学家布莱恩?戈德温教授所说：“仅仅知道基因产品不足以解释生物形状与形式的产生。” 洛克菲勒的优生学家们对这些细节不感兴趣。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摇身一变成了基因学家。很多获得洛克菲勒研究经费的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后辈很可能满心喜悦，不愿意知道优生学和基因学是紧密联系的。为了获得稀缺的研究经费，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而通常情况下这些研究经费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附加的条件。 基金会的研究目标是想方设法找到把生命的无限复杂性简化为简单的、决定论的和可能预测的模型。沃伦?韦弗尔醉心于运用科学（糟糕的科学）并按照洛克菲勒的模式来塑造世界。基金会的新分子生物学鼓吹者执意要描绘出基因的结构图谱，并用这些信息来“解决包括犯罪、贫困、饥饿和政治不稳定在内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菲利普?瑞格语）。而他们解释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几十年来却秘而不宣。瑞格把洛克菲勒的愿景描绘成： 从一个简化理论者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可以简化为简单的生物学问题，通过对土壤、大脑和基因的化学处理加以解决，这是合乎逻辑的。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全力以赴，运用它的人脉关系和资源促进这种优生哲学的发展。 洛克菲勒基金会运用它的基金和大量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来宣传这样的思想：社会大众应该耐心等待科学发明来解决社会问题，没有必要直接干预经济和政治制度。耐心和对简化学研究进行更大的投入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 梅森和韦弗尔协助建立了一个分子生物学家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摒弃了活体生物和生物群的传统知识。他们对简化论和决定论抱有共同的信念。他们拥有乌托邦式的理想，学会了使用乐观的语言进行交流，这给他们带来了科研经费和地位。这跟培根在《新大西岛》以及启蒙运动提出的愿景不谋而合：通过掌握大自然的规律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建立一个没有麻烦的社会。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分子生物学家激烈地讨论是否该进行DNA重组研究，即后来的基因工程。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由于目前无法预计它对地球上的生命可能造成的威胁和发生生态灾难的危险，为了人类的幸福应自动停止研究。到1973年，基因工程的主要技术都是在实验室中开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