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维新:经济增长新引擎



     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未来经济发展模式会由外需到内需、从粗放到集约,以房地产行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演化成包括房地产行业在内的多元经济增长模式,而城镇化的发展正契合未来新经济发展的模式。新型城镇化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此时,新型城镇化已成各方关注焦点。

 城市维新:经济增长新引擎
  【 现 象 】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

  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大报告全篇多达七次提及城镇化。第一次出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目标的相关章节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第二次出现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章节中。从局限“区域协调发展”一隅,到上升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体,上升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

  衡量城镇化进程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是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规模。近十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并在2011年首次超过50%。专家据此速度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测算,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占23%,在城镇化等因素的带动下,每年将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40%左右,从而形成一个高达6亿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

  12月15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日前,从已披露的信息看,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在抓紧部署,以求在2013年为新型城镇化破题。据有关媒体报道,由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简称“规划”)初稿已编制完成,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在抓紧出台城镇化体系建设规划方案,高调发布城镇化目标。

  可以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是以城镇化为最大特征。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规模的复合增长率近10%,同期城镇化率由17.9%升至51.3%。应该说,城镇化与经济高速发展之间互为因果。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城市形成和范围扩张的过程,也是生产要素和商品打破壁垒自由流动、聚集,并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过程。得益于城镇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企业享受到较低的资金和劳动力成本,以及更长的产品生命周期,通过不断满足巨大的国内外需求,实现高速增长。

  【 背 景 】

  中国城镇化道阻且长

  1998年,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6%,低收入国家为30%,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77%,中国为31%,而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则为34%。到2000年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尽管上升为36.09%,但仍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比低收入国家略高一点。中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幅度提高城镇人口比重,逐步扭转、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是其中的重要目标之一。

  为此,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必须努力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不同于传统发展老路的城镇协调发展、城乡共同繁荣的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呼应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来。十七大报告全篇也两次提及城镇化。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留在城市,国内城镇化发展将会以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以辐射周边区域,比如着力发展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二、三线城市等。随着农民工进入城市,一方面内需的增加会促使经济的稳定性加强,另外也会使农民工从低效率的农业转到工业以及第三产业中来,未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会产生新的经济产业链。

  与国际社会比较,中国城镇化的道路仍然漫长而艰难。分析人士认为,现在中国人均GDP已达5000美元,且面临不小的发展困境,要想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新一轮“城镇化”来创造新需求。不过与此前不同的是,本轮城镇化的本质目标将不再追求规模和速度,而是质量和效率,可以说城镇化进入“精装修”阶段。

  安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城镇化,体现为以县域城镇为主要载体的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个中原因在于过去三十多年,大部分的建设和投资都发生在大中城市,过半人口进入城市,大、中城市与县城、乡镇的发展存在着悬殊的差异。

  这些年来全国先后出现过各种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尝试。具代表性的天津模式、成都模式和广东模式,发现尽管各地在运作机理和实施细节上有所差异,但是它们却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思路,那就是“三集中”的发展形式,即总体趋势几乎都是以工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农地向集约经营集中,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

  安信证券认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到区域分布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涉及到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分析师认为,在小城镇化的第一阶段,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受到更大的关注,尤其是在政策趋于明朗的时点会对基建板块造成利好;而在小城镇化的第二阶段,区域性的产业集群逐渐产生效益,但是这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的观察,才能找到合理的投资标的。

  【 焦 点 】

  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大力发展城镇化,是我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从国外经验看,70%定义为高度城镇化,以2011年51.3%为基数,我国还有20多个百分点的加速和深化空间。不过,50%以后进入的是城镇化后半程,围绕更智能和更人性的宗旨,目标是高质量和高效率,这不同以往追求规模和速度的政策思路。

  首先是向中西部倾斜,推动城市群兴起。目前我国东中西城镇化率差异显著,呈现阶梯性特征,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还有巨大提升空间。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国务院批复的区域规划16个,其中较多定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圈,包括广西北部湾、长株潭、关中-天水、成渝经济区等。依靠城市圈内增长极带来的扩散和溢出效应,东中西部的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提升,且差距不断收窄。

  其次,积极挖掘现有中小城市的发展潜力,将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域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从产业上看,城镇化率50%以上的东部地区向第三产业转移,而50%以下为主的中西部则继续工业化,着力发展第二产业。

  再次,发展更智能和更人性的城市。其中包括,有效的城市治理制度,广泛收集居民需求并及时作出响应,同时有能力发挥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完善土地制度,加强城市土地规划,构建多样化的功能区域,根据居民需求变化作出开放式的调整;发展绿色、低碳的生产、运输和生活方式,积极倡导和采用此类工具,提高能源循环再利用率;尽可能地孕育和形成知识创新中心,并加强与实际产业应用的关系。

  城镇化走向精细化,投资结构也将发生重要变化。参照日本1955年以后的经验看,传统制造业投资增速将继续下降,基建投资在城镇化率到达70%之前仍可以缓慢上升,但结构上,铁路和港口投资占比逐渐下降,代之以城市轨道、航空、废弃物处理、生态建设、管道铺设以及保障房。对中国而言,除了以上方面,包括交通、建筑和医疗服务的智能化等诸多领域,投资空间非常广阔,资本市场上的相应投资机会也相当丰富。

  商丘市委书记陶明伦认为,推进城镇化,需要实施‘双轮驱动’战略。一方面把产业集聚区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载体,抢抓沿海产业转移机遇,推动产业集聚,吸纳更多的本地农民工就业;另一方面,以适当就地集中的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城镇化的突破口,延伸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让农民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新型城镇化突出的是“新”:即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河南信阳市委书记郭瑞民认为,传统城镇化多是农民异地转移,进城务工经商。新型城镇化既要鼓励和支持异地转移就业,更着眼于积极发展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注重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推进。浙江省金华市委书记陈一新认为,各地新型城镇化不应有统一模式,而应因地制宜,各自谋求突破。

  【 启 示 】

  投资驱动不应是核心

  过去10年,城镇化推动了房地产行业高速发展,未来十年,新型城镇化将进一步夯实住宅刚需基础,为房地产市场注入新活力。新型城镇化是“深度”城镇化而非“广度”城镇化。作为未来10年的主要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将为房地产提供新的发展空间。据测算,新型城镇化在未来的近10年中,每年平均新增2.5亿平方米的需求,一方面可以提升行业规模;另一方面,也可以化解三四线城市的过度投资和高库存风险。

  自十八大结束,中国进入新的政治周期以来,新型城镇化议题急剧升温。总结已发布的城镇化规划方案,基建投资无疑是重点中的重点。比如,规划涉及到20个左右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初步估计,将在未来10年拉动40万亿元的投资;而在地方层面,福建、江西等地的城镇化规划也多以基建项目为载体,期望通过投资拉动,推进落实各项新型城镇化措施。

  这些以基建投资为主的城镇化规划让学者感到担心,因从现有的规划方案中,学者并没有看到新型城镇化到底“新”在哪里,似乎仍未走出以往依靠土地与投资片面扩张的“伪城镇化”老路。应该承认,从现实国情出发,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中国的确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基建投资步伐、加快城市建设与改造,但是,基建投资绝不是未来城镇化的核心,新型城镇化不应该再走老路。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城镇化工作的部署来看,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更确切些,则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城镇化率超过50%,但户籍城镇化率仅有35%,也就是说,有大约16%的人口未能享受城镇公共服务。按照这样的思路进一步推演,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就是要打破以往阻碍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能享受到城镇居民同等公共服务的各种传统制度和传统障碍。如果不在公共服务方面多下功夫,想办法让2亿多农民工以及7000万流动人口转化为市民,再雄心勃勃的基建投资规划也撑不起新型城镇化的目标。

  分析过往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障碍,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成为新型城镇化首先要攻克的难题。在户籍制度方面,曾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共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待遇”,而几乎所有的待遇都与财政挂钩,被认为是户籍改革的财政难题。与此同时,户籍改革所遭遇的财政困难,也将倒逼中国政府在土地改革方面取得突破。也只有释放土地红利,引入社会资本,新型城镇化在财政上才具有可行性。

  具体而言,要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通盘考虑就业、住房、教育以及社保问题,并非像以往那样“赶农民上楼”就可实现。其中,解决就业问题要求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需要社会资本参与,民营企业可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作出杰出贡献,而这也对吏治条件与市场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则需要在农村土地改革与城市住房改革两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提高农民从土地流转中所获得收益,有助于他们在城镇中落足,加强保障房及低端住宅的建设,则可为他们提供落脚之处。

  教育方面的改革,目前来看,已取得一定的进展。2012年年底前,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相继推出异地高考方案,但仍饱受诟病,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而在社保改革方面,这将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到目前为止,社保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遭受到很大的阻力,这也对新型城镇化提出了挑战。

  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在人而不在投资。从新型城镇化所覆盖的范围看,需要结合一系列改革,协调推进。应当认识到,新型城镇化并不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发个文就能解决的事情。如果没有改革的深化,没有土地与户籍制度的改革,新型城镇化也就无从谈起,只能像现在这般,推出若干投资规划,重新走上过往“伪城镇化”的老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勇说,“城乡与区域差距是需要优先关注的问题,城镇化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城市人口,有利于城乡差距缩小。城镇化不但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国土整治、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保障建设、基础设施投入等也都包含在内。目前新型城镇化的具体路径尚存争议,它不只是个造城过程。”

  刘勇认为,城镇化顶层设计还需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整体设市模式存在欠缺。县城作为设市最低单位,剥夺了更基层建制镇设市的权利,尽管有的镇发展水平很高。这违反国际惯例。中国十多年没有明显增加城市数量是不正常的。第二,大、中、小城市布局结构怎么落实,近些年主攻哪一个层次,都需要明确。第三,城乡一体化的路径应该具体化。城镇只是庞大居民点的组成部分,要对整个居民点结合国土整治改造进行顶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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