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未来经济发展模式会由外需到内需、从粗放到集约，以房地产行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演化成包括房地产行业在内的多元经济增长模式，而城镇化的发展正契合未来新经济发展的模式。新型城镇化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此时，新型城镇化已成各方关注焦点。
【 现 象 】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 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大报告全篇多达七次提及城镇化。第一次出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目标的相关章节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第二次出现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章节中。从局限“区域协调发展”一隅，到上升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体，上升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 衡量城镇化进程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是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规模。近十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并在2011年首次超过50%。专家据此速度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测算，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占23%，在城镇化等因素的带动下，每年将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40%左右，从而形成一个高达6亿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 12月15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日前，从已披露的信息看，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在抓紧部署，以求在2013年为新型城镇化破题。据有关媒体报道，由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简称“规划”）初稿已编制完成，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在抓紧出台城镇化体系建设规划方案，高调发布城镇化目标。 可以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是以城镇化为最大特征。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规模的复合增长率近10%，同期城镇化率由17.9%升至51.3%。应该说，城镇化与经济高速发展之间互为因果。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城市形成和范围扩张的过程，也是生产要素和商品打破壁垒自由流动、聚集，并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过程。得益于城镇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企业享受到较低的资金和劳动力成本，以及更长的产品生命周期，通过不断满足巨大的国内外需求，实现高速增长。 【 背 景 】 中国城镇化道阻且长 1998年，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6%，低收入国家为30%，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77%，中国为31%，而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则为34%。到2000年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尽管上升为36.09%，但仍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比低收入国家略高一点。中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幅度提高城镇人口比重，逐步扭转、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是其中的重要目标之一。 为此，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必须努力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不同于传统发展老路的城镇协调发展、城乡共同繁荣的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呼应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来。十七大报告全篇也两次提及城镇化。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留在城市，国内城镇化发展将会以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以辐射周边区域，比如着力发展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二、三线城市等。随着农民工进入城市，一方面内需的增加会促使经济的稳定性加强，另外也会使农民工从低效率的农业转到工业以及第三产业中来，未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会产生新的经济产业链。 与国际社会比较，中国城镇化的道路仍然漫长而艰难。分析人士认为，现在中国人均GDP已达5000美元，且面临不小的发展困境，要想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新一轮“城镇化”来创造新需求。不过与此前不同的是，本轮城镇化的本质目标将不再追求规模和速度，而是质量和效率，可以说城镇化进入“精装修”阶段。 安信证券发布研报指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城镇化，体现为以县域城镇为主要载体的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个中原因在于过去三十多年，大部分的建设和投资都发生在大中城市，过半人口进入城市，大、中城市与县城、乡镇的发展存在着悬殊的差异。 这些年来全国先后出现过各种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尝试。具代表性的天津模式、成都模式和广东模式，发现尽管各地在运作机理和实施细节上有所差异，但是它们却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思路，那就是“三集中”的发展形式，即总体趋势几乎都是以工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农地向集约经营集中，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 安信证券认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到区域分布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涉及到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分析师认为，在小城镇化的第一阶段，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受到更大的关注，尤其是在政策趋于明朗的时点会对基建板块造成利好；而在小城镇化的第二阶段，区域性的产业集群逐渐产生效益，但是这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的观察，才能找到合理的投资标的。 【 焦 点 】 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大力发展城镇化，是我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从国外经验看，70%定义为高度城镇化，以2011年51.3%为基数，我国还有20多个百分点的加速和深化空间。不过，50%以后进入的是城镇化后半程，围绕更智能和更人性的宗旨，目标是高质量和高效率，这不同以往追求规模和速度的政策思路。 首先是向中西部倾斜，推动城市群兴起。目前我国东中西城镇化率差异显著，呈现阶梯性特征，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还有巨大提升空间。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国务院批复的区域规划16个，其中较多定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圈，包括广西北部湾、长株潭、关中-天水、成渝经济区等。依靠城市圈内增长极带来的扩散和溢出效应，东中西部的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提升，且差距不断收窄。 其次，积极挖掘现有中小城市的发展潜力，将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域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从产业上看，城镇化率50%以上的东部地区向第三产业转移，而50%以下为主的中西部则继续工业化，着力发展第二产业。 再次，发展更智能和更人性的城市。其中包括，有效的城市治理制度，广泛收集居民需求并及时作出响应，同时有能力发挥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完善土地制度，加强城市土地规划，构建多样化的功能区域，根据居民需求变化作出开放式的调整；发展绿色、低碳的生产、运输和生活方式，积极倡导和采用此类工具，提高能源循环再利用率；尽可能地孕育和形成知识创新中心，并加强与实际产业应用的关系。 城镇化走向精细化，投资结构也将发生重要变化。参照日本1955年以后的经验看，传统制造业投资增速将继续下降，基建投资在城镇化率到达70%之前仍可以缓慢上升，但结构上，铁路和港口投资占比逐渐下降，代之以城市轨道、航空、废弃物处理、生态建设、管道铺设以及保障房。对中国而言，除了以上方面，包括交通、建筑和医疗服务的智能化等诸多领域，投资空间非常广阔，资本市场上的相应投资机会也相当丰富。 商丘市委书记陶明伦认为，推进城镇化，需要实施‘双轮驱动’战略。一方面把产业集聚区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载体，抢抓沿海产业转移机遇，推动产业集聚，吸纳更多的本地农民工就业；另一方面，以适当就地集中的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城镇化的突破口，延伸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让农民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新型城镇化突出的是“新”：即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河南信阳市委书记郭瑞民认为，传统城镇化多是农民异地转移，进城务工经商。新型城镇化既要鼓励和支持异地转移就业，更着眼于积极发展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注重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推进。浙江省金华市委书记陈一新认为，各地新型城镇化不应有统一模式，而应因地制宜，各自谋求突破。 【 启 示 】 投资驱动不应是核心 过去10年，城镇化推动了房地产行业高速发展，未来十年，新型城镇化将进一步夯实住宅刚需基础，为房地产市场注入新活力。新型城镇化是“深度”城镇化而非“广度”城镇化。作为未来10年的主要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将为房地产提供新的发展空间。据测算，新型城镇化在未来的近10年中，每年平均新增2.5亿平方米的需求，一方面可以提升行业规模；另一方面，也可以化解三四线城市的过度投资和高库存风险。 自十八大结束，中国进入新的政治周期以来，新型城镇化议题急剧升温。总结已发布的城镇化规划方案，基建投资无疑是重点中的重点。比如，规划涉及到20个左右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初步估计，将在未来10年拉动40万亿元的投资；而在地方层面，福建、江西等地的城镇化规划也多以基建项目为载体，期望通过投资拉动，推进落实各项新型城镇化措施。 这些以基建投资为主的城镇化规划让学者感到担心，因从现有的规划方案中，学者并没有看到新型城镇化到底“新”在哪里，似乎仍未走出以往依靠土地与投资片面扩张的“伪城镇化”老路。应该承认，从现实国情出发，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中国的确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基建投资步伐、加快城市建设与改造，但是，基建投资绝不是未来城镇化的核心，新型城镇化不应该再走老路。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城镇化工作的部署来看，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更确切些，则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城镇化率超过50%，但户籍城镇化率仅有35%，也就是说，有大约16%的人口未能享受城镇公共服务。按照这样的思路进一步推演，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就是要打破以往阻碍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能享受到城镇居民同等公共服务的各种传统制度和传统障碍。如果不在公共服务方面多下功夫，想办法让2亿多农民工以及7000万流动人口转化为市民，再雄心勃勃的基建投资规划也撑不起新型城镇化的目标。 分析过往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障碍，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成为新型城镇化首先要攻克的难题。在户籍制度方面，曾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共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待遇”，而几乎所有的待遇都与财政挂钩，被认为是户籍改革的财政难题。与此同时，户籍改革所遭遇的财政困难，也将倒逼中国政府在土地改革方面取得突破。也只有释放土地红利，引入社会资本，新型城镇化在财政上才具有可行性。 具体而言，要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通盘考虑就业、住房、教育以及社保问题，并非像以往那样“赶农民上楼”就可实现。其中，解决就业问题要求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需要社会资本参与，民营企业可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作出杰出贡献，而这也对吏治条件与市场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则需要在农村土地改革与城市住房改革两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提高农民从土地流转中所获得收益，有助于他们在城镇中落足，加强保障房及低端住宅的建设，则可为他们提供落脚之处。 教育方面的改革，目前来看，已取得一定的进展。2012年年底前，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相继推出异地高考方案，但仍饱受诟病，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而在社保改革方面，这将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到目前为止，社保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遭受到很大的阻力，这也对新型城镇化提出了挑战。 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在人而不在投资。从新型城镇化所覆盖的范围看，需要结合一系列改革，协调推进。应当认识到，新型城镇化并不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发个文就能解决的事情。如果没有改革的深化，没有土地与户籍制度的改革，新型城镇化也就无从谈起，只能像现在这般，推出若干投资规划，重新走上过往“伪城镇化”的老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勇说，“城乡与区域差距是需要优先关注的问题，城镇化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城市人口，有利于城乡差距缩小。城镇化不但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国土整治、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保障建设、基础设施投入等也都包含在内。目前新型城镇化的具体路径尚存争议，它不只是个造城过程。” 刘勇认为，城镇化顶层设计还需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整体设市模式存在欠缺。县城作为设市最低单位，剥夺了更基层建制镇设市的权利，尽管有的镇发展水平很高。这违反国际惯例。中国十多年没有明显增加城市数量是不正常的。第二，大、中、小城市布局结构怎么落实，近些年主攻哪一个层次，都需要明确。第三，城乡一体化的路径应该具体化。城镇只是庞大居民点的组成部分，要对整个居民点结合国土整治改造进行顶层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