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 地方金融改革闯关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过去的一年,中国金融改革迈出重要步伐,从资本账户开放到人民币国际化,从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到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先后批准设立的三个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引起社会很大反响。

 金融改革 地方金融改革闯关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认为,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有一个完整的顶层设计,但这种改革难度很大,一是各方利益难以协调,二是改革阻力较大,也很难找到一个好的改革方向。而自下而上的改革,不需要顶层设计,并且能激发“鲇鱼效应”。

  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肩负不同使命的地方金改能否不负众望,取得关键性突破,闯出一条中国式金融改革的金光大道?恐怕不单单是坚强有力、切实可行的政策支持,而且需要地方官员和金融机构管理者敢于“试错”和担责的勇气和魄力。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 事 件 】

  温州拉开金改大幕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并确定了十二项主要任务,旨在通过开展金融综合改革,着力破解温州市经济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中小企业多但融资难、民间资金多但投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化阳光化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一石激起千层浪。温州金改甫一落地,深圳、珠三角、上海、天津、海南、武汉、成都、重庆、云南、长沙等地纷纷抢滩金融改革,陆续提出金融创新措施。最终,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和泉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分别于7月和12月获得国务院批准,为当年地方金改画上了句号。

  与温州金改着眼于民间资本不同,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珠三角的金融改革,内容更全面、覆盖面更广、表述更具体。其中,国际金融、产业金融、民生金融是广东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要利用毗邻香港和澳门的独特地缘优势,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科技金融和农村金融也是未来广东金融建设的重点工程,通过上述五个路径,从而衍生金融创新,推动广东转型升级。

  泉州金改的最大特色在于明确了“实体经济”指向,旨在通过一系列改革探索,寻找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这一试点方向的确立,正是瞄准了泉州作为民营企业重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经济特质。

  11月23日,备受期待的温州金融改革十二条细则正式公布。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新闻通报会上介绍了温州金改工作的最新推进情况。譬如搭建了小微企业服务平台;吸引民资进入金融领域,在农村合作银行改革方面、组建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等方面,都有民资的身影;筹建地方金融组织机构,由民企发起的村镇银行正在准备上报,三家民企发起的保险公司也准备上报,均瑶集团组建信托公司、森马集团组建融资性租赁公司都在积极准备中;起草民间借贷管理条例报上级部门,等等。

  【 背 景 】

  经济转型需要

  近年以来,民间金融乱象频生,一边是中小企业融资无门,普遍陷入生存困境;一边是高利贷愈演愈烈。因身陷高利贷而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事件,在各地此起彼伏,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引起中央和地方的高度重视。享有民间金融风向标,也是“借贷之城”的温州,成为这次民间借贷危机的导火索和主战场。

  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我国民间借贷泛滥主要是金融业滞后于实体经济发展所致。此前,民间资本进入民间金融,却徘徊在金融宏观调控之外。不规范的运作机制以及内在高风险的无限释放性,导致金融秩序混乱;而且民间借贷没有正式的“身份”,得不到法律保护。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认为,目前国有金融体制管得较死,逼迫资金进入民间金融市场,而民间金融发展又受到抑制,造成无人监管的状态,容易造成潜在风险。

  此外,随着近年来房地产调控而高利贷利润走高,藏富于民的温州人的闲置资本逐渐从房地产投资转移到民间借贷上。大批企业主偏离此前的实体经济,以至于空心化日益严重,从而埋下了危机的伏笔。

  对于民间资金今后的去处,温州金改实施方案指明了方向。例如,鼓励民间资金根据有关规定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大力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通过股权、债权等投资方式有序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领域、社会事业领域等实体经济领域;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发起设立区域性、专业性保险公司,或参股保险机构。

  在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依然保持稳健发展,同时我国外汇储备和民间资本节节攀升,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正在形成。如何放开渠道,实施“走出去”战略,亦成为本轮金改的一个重点。据了解,目前我国拥有外汇逾3万亿美元,每年企业进出口贸易顺差上千亿美元,但由于政策限制,内地居民不得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每年换汇额度仅为5万美元。

  广东珠三角金改总体方案获批就是顺应了这一需要,总体方案要求,广东要做好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逐步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和使用,开展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先行试验。

  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珠三角金融改革除了要与广东的产业转型升级结合在一起,更要与粤港澳金融合作结合在一起,与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结合在一起,在利率、汇率市场化乃至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进行探索。

  泉州素以民营经济的活跃而著称,被誉为“民办特区”。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民营经济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递增,占全市经济总量的九成左右,其中尤以实体经济发展令人瞩目。目前,“泉州制造”的运动鞋和旅游鞋约占全国总产量40%、世界总产量20%,石材出口量约占全国35%,工艺陶瓷出口量约占全国65%,糖果产量约占全国20%。

  福建省金融办副主任郑国平表示,泉州金改方案获批,既是对当地一直专注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肯定,也是冀望其能在“晋江经验”和“泉州模式”上再次发力,探索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新途径,这也是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 焦 点 】

  金融监管挑战

  金融改革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随着地方金改创新的推进,现行金融管理体系将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加大,中央和地方监管主体的权责不统一,重金融风险监管轻金融发展,地方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等。

  而且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及队伍建设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监管力量较为薄弱,监管制度尚不健全。对小额贷款公司等准金融机构基本上只做准入监管和数据统计,监管方法和手段都存在不足。

  为落实金改方案,温州成立了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但具体操作起来面临很多细节问题,例如监管依据是什么、如何监控、数据如何上报、数据如何分析,通过数据分析怎么产生一些措施或手段,会计标准是按金融产业标准还是按企业标准,会计准则怎么实施等等。

  此外,民间资本如何大规模进入金融机构,进入后如何正常发展也是现实难题。首先是利率市场化未放开的情况下,民资创办金融机构因吸收存款难,不好经营。其次,民间资金要求高风险高回报,这与银行要求稳健经营形成矛盾。“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市场,使民间放贷规范合法化,并不意味着私人资本愿意服务小微企业。”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

  “温州瓯海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3个亿,这两年就赚了1个亿,这在银行是不太可能的。”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孙天宏说,温州人追求高风险、高回报,而银行要求稳健发展,风险第一。

  温州当地监管人士认为,民营资本的逐利性与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是一对矛盾。当大批量不同层级的民资进入金融机构时,如何对民资进行鉴定,使之经营时符合银行业监管要求,较难把握。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析认为,近来若干城市举起金融改革试验区大旗,于是一些有竞争潜力和条件的城市也开始仿效,似有前些年区域规划推出争先恐后之势。固然,试验区可以结合金融改革推出些实质性新举措,但金融毕竟不同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很高,共振效应很强,需要全国一盘棋地加以设计和推进,尤其不应有好处大家摆不平。

  另外,在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下行、房地产调控的情况下,很多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仍重,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利用金融改革大规模上马,为地方隐形债务“解套”。业内人士提醒,“这种打着金融改革的旗号,争取货币信贷监管政策的放松的动机和苗头需要警惕。”

  “推进金融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好的金融体制,为发展实体经济服务。”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表示,金融机构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物质财富,因此不应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他认为,必须对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监管,汲取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绝不可以使金融资产泡沫化,实体经济空心化。

  【 启 示 】

  沿着“三化”前进

  面对温州金融改革没有解决实体经济的困境,缺乏实质性进展的质疑,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12月21日在“2012中国国际金融展”上表示,温州金融改革是全面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在支持经济实体发展方面如何发挥金融改革的作用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张震宇强调,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并非仅仅依靠金融改革就能解决,温州中小企业的“高烧”已经退了,但“感冒”还没有解决。“2012年没有再出现跳楼、跑路和大的倒闭问题,但实体经济难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同时,金融业也是产业,也需要发展,实体经济和金融共同发展才是金融改革的目标。

  河北省浙江商会秘书长陈千朗一直关注着温州金改,他说:“我们期待温州金融改革步伐迈得更快一些,敢于在很多方面有所突破。挽救实体经济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长远目标应把温州推向市场、推向国际,成为国际金融港,不能把温州仅仅作为金融改革的试验田。”

  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研究员马光远曾撰文指出,温州金改没有实质性进展的症结就在于,在各种审批权不明确和没有下放的情况下,温州自身根本无法决定很多试点事项的内容。同时,温州自身缺乏改革的魄力和勇气。

  对如何推进金融改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在中国金融改革实践中,既应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该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国金融改革应是个允许“试错”、自我学习和取得经验、不断修正的过程。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看来,金融改革应沿着“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的方向推进。他指出,中国金融发展还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没有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竞争力也偏弱。他强调,要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大力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增加市场参与主体,并将监管系统化。

  在新当选的“2012沪上十大金融家”眼中,利率市场化、服务实体经济、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

  据媒体报道,在利率市场化进程推动下,2012年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突飞猛进,整体规模已接近3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信托资产规模同比增长近50%,达到6.98万亿元人民币。同时,自中国首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以来,截至2012年11月末,仅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就完成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近1000亿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开放和监管要并行,监管要分层次、且与市场防控机制相结合,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相互结合。”郑新立说,而金融准入放宽在相当时间内如此难,主要是因为缺乏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推动力。

  他建议,一是建立地方性金融监管机构,隶属于银监会,由银监会设定统一监管要求,并在技术和业务上予以指导,但把这类小型金融机构监管权力交给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在地方政府;二是不能让这些地方性的小型金融机构跨省跨区域,限制经营范围,只能服务本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吸收存款和放贷;三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贷款担保制度,加入市场机制化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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