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主流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走出危机必须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出现重大的技术创新；二是，出现重大的制度变革。而第三次工业革命或正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结合点。尽管这究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第四次产业革命，抑或第六次科技革命目前尚无定论。而对其本质的认识，里夫金与《经济学人》也有分歧——前者是基于减少生产成本考虑认为需要编织“能源互联网”，而后者则基于生产方式变革提出了“智能化制造”。 但面对江河日下的全球经济，决策者尚未发现更好的良策之时，我们只能姑且“宁可信其有”。正如里夫金所言，“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可以铲除社会病毒的灵丹妙药，也不是能带我们进入极乐世界的鸦片，它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它是一个可能带领我们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的实用经济计划。除此之外，我至今还未找到其他可供我们选择的方案。” 【 现 象 】 中国企业频被狙击 2012年11月28日，三一集团旗下的罗尔斯公司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及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一案的首场听证会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举行。为时3个小时的双方陈述和辩论闭门进行，法官在听取了辩论后表示要进一步考虑，因此，案件本身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这是罗尔斯公司对奥巴马发起诉讼后举行的首场听证会。2012年9月28日，奥巴马以涉嫌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签署总统令叫停罗尔斯公司在俄勒冈州投资的风电项目，10月1日罗尔斯公司递交诉状，认为奥巴马此举违宪，将奥巴马和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列为共同被告。 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史剑道告诉媒体，罗尔斯公司上诉案虽然刚刚开始审理，但基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就是罗尔斯公司胜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法官要做的决定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会说，这个不在他的司法权限内，或者他会说，美国总统的决定就是他最后的判决。所以，如果罗尔斯公司的目的是要法院推翻美国总统的这项决定的话，罗尔斯公司最终会浪费了很多的钱但是什么都得不到。有可能法庭判决的某一方面对罗尔斯公司有利，但在（推翻奥巴马决定）这个方面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史剑道说。 事实上，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受阻从来就不是新闻。华为、中兴、中海油及众多光伏、风电企业在美国的投资都曾被美国投资委员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阻止，而这些公司都曾投入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在美国的政府和国会两院进行游说，试图扫清对美投资道路上的阻碍。 诚然，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博弈的大棋局中，企业会经常遇到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阻碍。而过度以政治气氛渲染、大谈民族产业保护的论调并不可取。但透过中国企业遭受的一系列不平等事件，不得不承认，我们认为的“不可取”正被西方国家乐此不疲地实践。 不仅如此，中国企业的处境要比想象中更严峻——在未来的经济战中可谓“腹背受敌”。前面是强力的“狙击”：中国创新企业（以华为、三一、尚德等为代表）走出去的过程中处处布满了陷阱。后面是凶猛的“追兵”：印度、越南、柬埔寨等正在颠覆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而切断中国企业后路的事件也在发生，印度正修改规则，阻止中国企业进入其电力领域。
【 背 景 】 重夺制造业的愿望 中国企业为何频被打压？一种最容易被接受的观点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开启，对于创新技术至高点的卡位战已然打响，那些曾经大大领先中国，如今却即将或已经被中国超越的国家，希望借此契机重新夺回制造业，并成为新经济的引领者。而以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下一代通信技术等为代表的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恰是创新技术与制造业的结合点。 一百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制造业的领头羊，但如今中国已与其并驾齐驱。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削减了约三成。离岸外包和海外建厂的兴起以及精细化供应链的发展，已使全世界的企业转向将中国、印度及其他低工资国家作为加工厂。 现在，它们要重夺制造业。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说，“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美国正借第三次工业革命初露端倪的契机，试图引领全球产业分工新的布局。”重夺美国竞争优势，重振制造业就成为美国长期战略的“轴心”。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重塑美国新的竞争优势。但美国所提的“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对以往传统工业化的扬弃，其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先进制造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 为此，美国不惜重金确保这一竞争优势的实现。虽然美国财政捉襟见肘，经济基本面难有大起色，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甚至占到了全球份额的33%左右。2012年财政年度美国再次增加了国家科学基金、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实验室等重要科学部门预算，开发先进制造技术，并启动先进制造技术公会项目。该项目旨在采用公私合作伙伴方式来增加制造业研发投资，缩短从创新到投放市场的周期，以尽快抢占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高端产业和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 目前，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为什么在经济危机期间，一些西方政策制定者坚定地认为，是时候让国家重回制造老本行上来（此时的制造业已经不同于原来的制造业，而是智能制造）？《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这说明了两件事：一是、制造业对一国及其经济仍是重要的；二是、制造业新兴方式将创造新工作——既可以创造就业岗位，又可以遏制生产技术的外流。” 该杂志同时列举了大量研究表明制造业有利于经济发展。比如克利夫兰市凯斯西储大学的苏珊?赫尔珀为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智库所做的一份报告就是其一。该报告显示：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的确更高些。同时，制造业公司比其他行业公司更乐于引进开发新产品。虽然制造业产值只占美国GDP的11%，但是国内用于研发的资金中有68%用于制造业。 其引用赫尔伯的观点指出，“总体而言，制造业与服务业相比，能提供更高工资的工作岗位、是创新的重要来源、有助于减少贸易赤字，而且还能为循环利用及绿色能源等新兴‘清洁’经济产业创造机会。所有这些都是一国应重视发展制造业的理由。” 【 焦 点 】 暗战背后，争当引领者？ 诚如我们所知，发生在18世纪晚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英国的崛起；发生在20世纪早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美国、德国的制造业繁荣；那么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谁将受益？这项革命成果恐非单个国家（经济体）所能独享，尽管大家希望成为引领者。 依据能源互联网的路径，里夫金坚定地认为，欧盟或最有潜力成为领军者。“欧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验区。根据欧盟的计划，到2020年欧洲获得的电力中将有20%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在德国，这场革命已经开始发生。德国已经确立目标，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将占其能源总需求的35%。”他指出，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德国大、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态度已经达成一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演进，洲际经济和政治联盟将加速形成，作为样本的欧盟不会因为当前的债务危机和紧缩困局放慢脚步。” 在里夫金看来，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在追随欧盟的脚步，“亚洲未来有可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突破口。”尽管他还是更看好欧洲，但并没有保持绝对的肯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欧洲比美国、日本、中国及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尽管商界、政界、公民都逐渐对欧洲的新道路产生兴趣，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或已经踏上征途。不过至少人们已经有了意向，变革正在酝酿。当然，谁都不能保证欧盟会坚定方向，很可能变革最终不能推行或是退回原点。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能确定哪个国家将会站在机遇之门前，带领世界进入新纪元。” 而张茉楠则倾向认为，美国不容小觑。她在媒体刊文指出，20世纪初以来，美国曾经长期占有世界制造业的最大份额，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曾经高达50%左右。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的发展，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大趋势，美国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受此影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日趋下降，1990年下降至21.5%，到2009年跌破20%，2010年所占份额为19.4%，略低于中国的19.8%，从而丧失了百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的地位。 在工业革命的新时期，中国还有没有机会？外媒充斥着这将终结“中国崛起”的论调，却无视中国目前两大既有比较优势：综合成本较低与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在与同事王忠宏共同执笔的《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认识》一文中指出，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近期挑战大于机遇。 【 启 示 】 创新与变革才是根本 中国如何守住制造业的“根据地”？练好内功始终是任何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宝，而保持企业的创新也是关键的利器。张茉楠说，“中国企业目前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一定要创新，提升创新方面的竞争力，同时，国家一定要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 有人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已经来临，这或不失为中国产业、企业崛起的最佳契机。用智能制造代替人工制造，通过3D打印、机器人等来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以能源互联网引发重大经济转型。而新能源、通信、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则最可能成为探路先锋。 该人士说，“对科技大趋势的研判，是国家发展和当下世界经济能否走出低迷状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如不能锁定正确的方向，而将更多精力和时间浪费在无关痛痒华而不实的项目上，必将丧失重大的历史机遇。中国目前把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电动车、高端装备制造这7个领域，作为未来工业革命的重点方向，不可谓不全面，但恐怕还应从中选取更精准的突破口，下大力气、投大资金，真正干出点名堂来。” 那么，中国如何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冯飞从宏观层面提出建议：首先，从其引发全球性结构大调整的高度，加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研究，强化工业和实体经济的战略定位，大力推进以数字化制造为重点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因行业间利润失衡造成对实体经济的侵蚀，注重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升级传统产业有机结合起来。 其次，要大力支持核心技术攻关。进一步聚焦重要产业、重点技术，对3D打印、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智能电网、移动互联网、新材料等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技术，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在一些经济、科技基础发达地区整合国内外创新资源，加强原始创新，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和创新型产业集群。 第三，要加快人才培养。数字化制造意味着技能劳动力、科研设施、专门技术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将日益重要。需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规划，特别是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形成一大批可熟练驾驭数字制造设备的技术工人队伍，改革人才培养和投入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技术人才培育机构，政府应对社会培育机构购置数字制造设备等给予财政补贴，营造全社会尊重产业技术工人的氛围。 第四，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以改革市场准入制度为突破口，加快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大幅度减少前置性行政审批事项，促进平等进入、公平竞争，鼓励创新、创业，强化反垄断执法，深化电力等垄断行业改革，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为企业提供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