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朱敏：当国内经济转型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宏观调控的难度可想而知，进退两难。 马蔚华：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高速度，2000年以来，银行贷款的年均增长率接近20%。但要实现经济转型，就必须把经济增长速度适当降下来。大家开车走弯路的时候要踩刹车降一下速度，否则就要出去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为了实现这样的转变，保证转型的顺利推进，就要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措施。尽管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国际上的风云变幻，可能出现一些波动，甚至出现一个速度的延缓下降，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朱敏：彭博社全球调查结果显示，在对1097名投资者进行的季度调查中，61%的受访者预计：到2016年底，中国金融业会发生崩溃。您对类似唱空中国的论调如何看？ 马蔚华：在别人说好、捧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清醒，要看到自身的差距；在别人唱空的时候，我们也要理性对待自己。危机就是信心的崩溃，面对严冬，我们首先要有信心。 因此，对于未来，第一是要乐观，悲观会影响市场；对于眼前，则要审慎地推动，积极地推进变革，不转型就没出路了。转型过程中可能有新旧思想和做法的摩擦，无论从个人企业还是国家角度，不与时俱进都没有好处，传统的办法难以为继了。 朱敏：改革与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过去三十年的进步动力，今后依然如此。在此过程中，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究竟产生多大影响？ 马蔚华：中国由于国际化程度低，持有的国外债券要少，参与的国外交易要少，所以侥幸在危机中受到的直接冲击较小。我们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方面，比如出口；另外欧美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我们的货币有影响，特别是主权债务会导致市场的信心受损，这些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不能妄自尊大，要吸取教训。等我们国际化以后，这种市场的动荡、危机的周期都是不可避免的，下一次我们就能应对。 同时，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要总结教训，减小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国内有那么大的内需市场，又是发展中国家，未来二三十年还是有非常广阔的增长空间。西方国家的城市化率是70%，中国还不到50%，又处于工业化中期，西部还有市场。特别是消费观的变化，一方面会减少储蓄率，另一方面会增加市场的内需力量。我觉得，消费观的改变对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动力，尤其是年轻人。 朱敏：包括消费观在内的现代观念普及，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隐性变量，而这无疑又得益于国际化。可否谈谈您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理解？ 马蔚华：国际化是一个趋势。中国企业走出去步子越来越大，包括金融危机时，走出去步伐也没有停滞，中国近年来的对外投资年均增长都在60%以上。你的客户走出去了，银行的金融服务也要跟上，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再加上中国开放后，别人进来了，你也要走出去。 国际化是一个大的范畴，即使你不走出去，你的行为也在发生变化，因为开放以后，中国也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很多游戏规则是国际化的。什么叫走出去？你本身已经走出来了，离开了原有的约束条件。国际化是一个大概念，能跻身国际、按照国际的游戏规则，在更加市场化的环境中运营，这就是国际化。所以，一个是客户走出去，一个是中国市场本身的国际化。 但现在大家对国际化的理解，就是到国外去并购、 去合资，银行出去开分行。其实这只是通常的步骤。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的损失很小，尽管如此，并不表示我们风险管理的能力有多高，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下海去游泳。不下海不会被淹死，但也永远学不会游泳。到大海里去游泳，是国际化征途中不可避免的一件事。其中，管理的国际化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