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查尔斯.汉迪 查尔斯·汉迪是欧洲最知名和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思想家，以“组织与个人的关系”、“未来的工作形态”等新观念闻名于世。早在20多年前，汉迪就预言21世纪的全职工作者将不到就业人口的一半。他本人在49岁时亲身实践这一预言，转职为独立工作者。（汉迪的系列作品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解读大师”栏目现陆续选载查尔斯·汉迪的部分著作，希望读者能够藉以聆听和理解这位管理大师的理论和思想，敬请大家关注。本文选自汉迪《饥饿的灵魂：个人与组织的希望与追寻》一书，根据版面需要略有删节。 在非洲，人们说渴望分为两种：渺小的和伟大的。渺小的渴望，是指渴望获取维系生命所需的东西：必须的商品和服务，以及购买这些东西的金钱。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伟大的渴望，则是追寻一个问题的答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一直自以为是地假定，最能满足伟大渴望的方式乃是满足渺小的渴望。我们认为，只要用较好的面包，再搭配一点蛋糕，就会使大家心满意足，因为这是政府加企业恰好可以履行的契约。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想法。这种想法最后的结果，也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警告的，金钱将会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而市场则受制于金钱。商品越有竞争力，人们就越能拥有高品质的东西，价钱也会更合理，我们都将变得更富有；而我们越是富有，也应该越满足才是。我们可以用英镑、马克或美元的多寡来衡量我们的人生，并且相互比较分数高低。 信、望、“钱” 在乔治·奥威尔描述伦敦贫穷状况的小说《叶兰飞扬》里，主人公戈登·康斯托克喜欢引述人们在婚礼中读的一段《圣经》，但为了更有时代感，而以“钱”替代了“爱”：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及天使的话语，却没有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世间奥秘、博通古今、万人信任，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钱，我就算不得什么......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钱，在这三样中，最大的是有钱。 经过两个世代之后，期间包括一次世界大战与50年来无与伦比的经济发展，康斯托克可能仍然想做同样改词的事儿。金钱不仅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往往也可衡量我们的成功幅度。亚当·斯密倒颇同意此种看法，他那一套安定人心的理论是说，追求个人的利益其实无妨，因为一般大众必然也将得到好处，而这一切都得感谢那只“看不见的手”。 这中间却有好的一面。就物质层面而言，所有的人，包括最穷的人在内，都比我们祖父那一辈的状况好了很多。金钱滋生创意，也带来选择以及某种程度的自由。今天，任何具有相当智慧与进取心的人都能赚钱。奥威尔笔下的英雄（或可说是受害者）康斯托克，决定在原则上弃绝金钱与物质主义，后来却发现人生堕落、可厌且烦闷。以他的经验来说，穷人似乎不可能得到庇佑。最后，康斯托克恢复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其象征即是摆在客厅里的一株叶兰。 诚然，金钱确实重要，但还不至于是最重要的。老师决定当老师，并不是因为这份工作可以让他们致富，但也不表示他们乐意为了微薄的薪水而工作，或是不因为想挣得较多的报酬而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过，无论金钱有多么必要，都不应成为成功的记分卡。 我教过的学生遍布各行各业，其中有商人、公务员、教师、护士与义工，他们都兴致勃勃地想学习一些极为时髦的管理理论。我安排他们在几个截然不同的组织里待上几天后，那些商人们都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的动机比我们公司的任何员工都要来得强烈，可是他们的薪水却少得可怜。”
我猜想，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世上的确有某些东西比金钱更重要，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财富显然并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美好事物，它只不过是我们取得那些事物的工具而已。因此，大家更加坚信已经提到的目标（享乐、美德与荣誉）是良善的，因为人们对这些美好事物的向往完全是出自其本身的意愿。” 我们都可以点头同意亚里士多德的想法，虽然他有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就是总把事实罗列出来，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多半是用钱来说话的。如今一切都有一个“底线”，连学校和公益组织也是一样。合乎预算是新的优先事项。没有钱，就觉得无能为力。大家都以为我们需要更多的钱，不管是用来花、用来存，或是给别人。金钱已经成为社会的共同特征，每个政府都表示，要把创造更多的财富作为首要的目标。 国民生产总值（GNP）成了国际会议上唯一重要的东西。倘若一个产品或活动没有标上价码，便不会被列入计算，结果“工具”变成了“目的”。到头来，金钱变成最重要的东西。然而世界却弥漫着一种不安全感，因为我们所说的并不尽然是这个意思，但结果竟受限于自己的一套说辞，受制于金钱的迷思。 幸福的极限 不过，伟大的渴望或许不仅仅是渺小的渴望的延伸，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或许金钱是一种必需品，但并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假如你已经拥有足够的金钱，再多的钱也毫无助益。居住在寒冷地区的人需要足够的暖气才能够正常生活，但是已经足够暖和的人，即使再有更多的中央供暖系统，也不见得会更加舒适。 这个消息可能令政府与经济学家感到颇为不安，因为它表示增长确实存在极限。不是物质或环境极限，而是心理与哲学的极限，并且处理起来也更为棘手。当更多的承诺、更便宜的面包已经无法满足每个人的时候，你将如何取悦大众？除非大部分的人永远要求更多的面包，否则经济如何增长？更令人尴尬的是，人们已经逐渐了解到增长所带来的一些令人忧心的副作用。 市场哲学 企业的成败决定于市场，这是黄金定律。市场发出的信号自动指出哪里有短缺、哪里有不必要的过剩情形；它可以激励发明、促进改善，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奖励与惩罚，许多企业的确在这个过程中殒命。即使是大公司，也很少能够生存40年的，或是值得存活那么久的。不过，我们却不能允许学校、医院或福利组织因为没有效率而结束，因为附近很可能没有其他组织可以取代它们。学校与企业不同，前者无法毫无限度地扩张，要是学校无限扩张，再好的学校也会变得越来越糟糕。因此，若是为这样的机构创造市场，就会出现最优秀的人才得到较差的待遇，而较差的人则得到更差的待遇的现象，完全不符合当初的期望。 市场的矛盾 先把机构忘了，想想个人吧。市场对成本大于收益的产品或服务并不感兴趣。如果社会严格按照市场逻辑来运作，那么那些技术落后、无法借助工作来增加足够价值、进而支付生活花费的个人将会惨遭抛弃。对于这些人来说，是应该把他们驱逐出境，还是判他们死刑？若以严格的市场逻辑来看，就不应冒险接纳一些很可能罹患不治之症的人。照此说来，是不是应该拒绝治疗艾滋病患者，或是让年迈者排在队伍的最后？若是没有硬性规定，公交车与火车不会经过偏远的地方，也可能因为车票贵到没人能够负担得起，而“只好”撤站。我们若是不顾牺牲人性成本的话，市场就不再管用。 这倒不是要否定“市场”扮演的角色。城镇中心市场具体延伸出的主要经济概念，正是文明史上果实最丰硕的发展之一。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崇拜市场这个偶像。市场确有其极限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它毕竟只是一种机制，而非一种哲学。显然市场规律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特别是在其结果无法定价或是无法界定清楚时更不管用，供给有限或是定量供给时也是如此。 如何衡量市场结果 比方说，我们不太清楚如何衡量一所监狱的成效，部分原因是我们仍然无法确定监狱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惩罚或隔离犯人，还是为了促使他们改过自新？我们期望的结果若未得到清楚的定义，任何对成效的衡量都不得不集中于一种可以测量的东西：投入的成本。不过，成本的竞争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最佳成效。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大多数公共机构，最廉价的医院或学校并不见得是最好的。 一种有限而让人垂涎的商品可以创造出令供应者殷殷期盼、消费者深深恐惧的垄断情况。但是有些垄断无法避免，这通常是由于复制某种设施（输油管、电源线，或另外一家医院）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而且花费巨大。获取额外资源的成本将会超过因竞争而可能带来的任何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监管机构介入，为的是确保设施可以让所有希望享用的人都能够随时以合理的价格使用得到。如果完全交由市场运作，监管机构将会失去效用。但监管者也并非全知全能，它们本身就是一大垄断力量，而且并不总是公平合理。 根本之处在于，我们难以决定什么地方可以容许市场运作，什么地方却会造成伤害。此时需要的是尊重，而不是过度推崇。下面是5项市场的困境： 1.人为市场并不管用 市场之美，在于它把价格与成本关联起来，但这只有在消费者明了，且有多种选择时才管用。如果把公共组织投入市场，就会造出垄断企业，直到竞争者兴起。对消费者而言，政府的监管机构无论多么有决心或是有多么明智，都还是有别于市场提供的自由选择。 如果处在另一个极端，为消费者免费提供服务呢？英国有国民医疗健康体系，却鼓励医生与医院在人为的内部市场里竞争，以官僚体系代替消费者的选择。任何对内部机制的兴趣大于对消费者的兴趣的企业，终究品质欠佳。市场是个伟大的发明，但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向消费者提供了不同的价格和不同的选择。除去任何一项，最后你所服务的就会是一批官僚，而非广大的消费者群体。 2.市场水平可能降低 市场在不断迎合消费者，不过，有时尽管价格相同，消费者却并不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商品。 英国的电视业竞争日趋激烈之后，频道数目从原来的5个激增为230个，结果是水平降低，因为那只是更多的同业者争食同样大的广告大饼。 英国的大学学位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大学间的默契是通过互检制度维持一个共同水平。但是为了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学生，许多学校往往抗拒不了诱惑，于是开始使用不太严格的标准，颁发更多的一级学位。 3.市场走向全球化 对特定产品而言，今天的市场已经国际化甚至全球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为全民谋福利”的想法，也势必以全球为基础而重新诠释。在亚当·斯密那个简单得多的世界里，惨遭失败的人仍然可以分享一些社区所得到的好处，也至少可以正视或认识那些强迫他们做此牺牲的人。最终这可能是一个双赢的竞赛，但还得看你认为竞赛的场地有多大。“世界”这个场地可能真的大到人们难以理解的地步。它要求我们以多数人的福祉为原则，必要的时候要牺牲个人的利益。全球市场似乎是个残酷的地方，但是保护手段却只有短期的功效。 4.赢家通吃 市场将会驱使一切事物走向同一标准，最后所有的东西不是最好就是最便宜。不过实际的情况却是有些产品（电脑软件、电影、法律服务、运动明星）的市场拜全球化所赐，变得相当庞大，于是“赢家通吃”。 罗伯特·弗兰克和菲利普·库克合著的《赢家通吃的社会》一书指出，顶尖的专业人士，无论是网球明星、律师还是作家，所得的报酬往往数倍于同侪，因为后者就是没有那么优秀，也没有好好推销自己。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仿佛市场越大，真正成功的高手得到的报酬也会越丰厚。 你会在生活或自由面临威胁时散尽所有家当聘请最好的律师吗？但你如何判断那个律师是最好的呢？价格就成了一个绝好的指标。旧有的衡量标准（价格与品质的关联性）于是土崩瓦解。即使只能夺得10%而要付出3倍的价钱，只要能够负担得起，我们也心甘情愿地选择较昂贵的律师，因为我们就是要那多出来的10%，无论花多大代价都不在乎。 市场不应该让少数人赚得盆满钵满，而其他人却食不果腹，就算消费者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也不应该。 5.忽视免费的东西 如果东西只要没有价码，市场就会视而不见。自然环境是最明显的例子。空气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利用它、污染它，而且多半是污染者不必受罚。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就没有价码，因而无法纳入计算。答案显然是我们应该为这些东西标价，使用者或滥用者都应该纳税；不过这件事实行起来却颇为困难。 有些东西不是免费的，但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并未按次付费，于是跟免费的差不多。道路就是一个例子。英国所有道路都是免费使用，只有几座收费的桥梁例外。道路的经费自然是来自于各种车辆税和燃料税，但是使用时不是直接付费，我们不知道这条路每走一趟要花国家或自己多少钱。而如果是坐火车，每多走1公里，会直接反映在票价上，因此人们感觉会比开车昂贵。不过若把所有因素考虑在内，其实用道路是较贵的。一般人无法比较两者的价钱，因此市场起不了作用。倘若有更多的人知道使用道路真正的花费，或许就不那么想开车了。 家中或社区里的无偿工作是另一种免费商品，也是被市场忽视的一个明显的例子。由于家务事得不到财务上的报酬，禁不住诱惑的父母很可能把专长用在有偿工作上，而雇用别人去做他们本来应该做的无偿工作。这些父母在有偿工作中可能获得较多的满足感。但我认为，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办法给承担家务的父母支付酬劳，或许他们会愿意多奉献一点时间给家庭。 说真的，我自己并不愿意因为身为父母而领取薪水。因为这样一来，我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与爱就变得毫无意义。我同样也不希望自己为一些非营利组织付出的时间得到报酬。付出往往比赚钱更让人愉快。反之，如果你活在市场里，你就不得不依照市场的规则生存。不计酬的东西不是没有价钱就是没有价值。因此我们发现多数的志愿工作都是由有工作的人来做的。 我们不能把所有工作都放入市场。即使我希望领一份为人父母的薪水，可谁会付给我呢？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公开承认“无偿工作”对社会是一件极其重要的贡献。既然GDP代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按理说我们应该把无偿工作的薪水估计值列入GDP统计，因为市场价格不是唯一列入GDP统计的数字。若是忽略了无偿工作部分，市场就很可能扭曲我们的价值观。 企业达尔文主义 英国管理学会的一份调查显示，77%的经理人觉得工作紧张，77%的经理人担心工作对家庭的影响，74%的经理人担心与伴侣的关系受到工作影响。英国一年因为工作紧张而耗掉4000万个工作日，以及70亿英镑的医疗费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则显示，工作造成的沮丧在一年中耗掉美国470亿美元，与治疗心脏病的费用差不多。 我们为何还要这样工作下去呢？不可能是为了促进国家的竞争力。是否有些人真的觉得工作比生活中其他部分来得有趣？或者像一位企业高管说的，“干我们这一行就像骑自行车，如果不继续踩脚踏板就会跌下来。”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用“终身职业保障”这个过于舒适的字眼，交换了一种企业市场哲 学？在这个市场里，你的价值不过是像某个项目或报告，只有最优秀的可以兴盛繁荣，次品都将遭到退货？ 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了“创造性破坏”这个让最优秀的人得到成长，而必须忽略其他人的市场法则呢？竞争一路延伸到各个社会组织与教育机构，一种“企业达尔文主义”应运而生，适者生存，其他人死光光也在所不惜，非但组织中如此，整个社会皆然。 如果情形真的是这样，后果就值得担心。我们暂且撇下如影随形的压力不谈，公司内部的竞争哲学除了会激励人们效忠于公司之外，头一个会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一时之间，他们醉心于个人表现，极力争取肯定。但是长久来看，竞争将粉碎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导致不同部门、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合作变得越发不可能。 更令人难以觉察的是，人们将失去对时间的客观感知，因为他们越来越专注于眼前的工作，不再接触外面的世界，不关心焦点以外的市场，也不知道一般人在想些什么，或是有什么感觉。感觉迟钝对企业与人际关系来说都不是好事。一群朋友以“愚笨、顽固而乏味”的形容词批评公司里步步高升的一名同事，虽然可能是处于嫉妒，但更可能预示着他在工作上以及工作之外将会遭遇的困难，因为有谁愿意跟一个愚笨、顽固而乏味的人在一起生活或工作呢？ 亚当·斯密的警告 这一切又让人回想起亚当·斯密，他对劳动分工有个革命性的想法：分工的结果增加了繁荣和财富。亚当·斯密说，劳动分工驱动了经济繁荣，但也导致许多人“不仅无法喜欢或加入任何理性的交谈，而且也难以产生任何雍容大度、高贵或温柔的情操，因此就连私人生活中许多最普通的责任也无法形成任何公正的判断。至于对大规模且影响深远的国家利益，更是完全没有能力加以论断。” 然而，当时甚至现在，我们却把国家的未来交付到这样的人手里，因为他们通常是最成功的人。 这些个人的两难困境，正是竞争的直接结果。如果我们希望保有社会的可靠性，就必须找到一个面对这些问题的方法。我们都需要面包，也需要分到适当的分量。可是光有面包是不成的，我们还需要别的东西。我们是否可能两者兼得，或者面包会妨碍梦想的实现？我们刚刚以为自己终于了解了如何掌控经济，人们似乎就开始要得更多，而且要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