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在走向大国经济时必须面对结构性命题。当前我国处在工业化加速时期，这个时期不仅是结构变化最为突出的时期，而且也是社会矛盾最为尖锐、发展成本急剧上升的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工业化加速时期之所以也是社会矛盾最为尖锐、发展成本迅速上升的时期，与结构性原因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中国在走向大国经济时必须应对这种结构性挑战。为此，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的转变：一是发展理念的转变，即从单一强调经济增长、认为增长可以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理念，转向将增长看成是发展的手段、以社会成员相对均匀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从而将居民福利扩展作为发展最终评判依据的理念，也即从增长发展观转向科学发展观。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城乡、地区、行业的协调发展，强调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强调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和配置将更有现实意义。二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的大国经济必须在持续、高速增长背景下才可能继续保持优势，而处理中国新时期所面临的一系列发展难题，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解决发展的难题和改革的难题，关键是使中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在这个意义上，国内需求的提升、投资效益的提高、贸易结构的改善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构建等均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通过转变发展理念和增长方式，以应对发展的结构性难题和域外经济体的挑战，当然需要促使微观经济主体的发育和演化，促使分工演化和市场扩展以形成网络经济效应。但更关键的是要重新确定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积极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和制度性因素，促使政府由“看得见的脚”转向“看不见的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绩效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只有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下，经济发展才可能因结构性难题的化解而持续走向大国经济。概括地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原则是：清晰界定政府市场的边界，有效提供市场正常运行的公共产品，促使社会的内在经济力量充分、自然地生长，即政府培养市场自有的力量，而市场自发力量诱发出对政府职能由“控制”向“服务”转变的持久动力。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将是一个多种利益主体意愿充分表达和谈判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一个因为协调利益关系而需要持续深化经济、社会甚至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
显然，中国当前所显现出的大国经济特征，不仅是建立在人均收入水平依然较低这个基础之上，而且更是建立在内部经济结构长期非均衡扩张的基础之上。我们在获得外部某些经济优势的同时，必须注意内部结构性问题的化解，这种化解程度将直接决定着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对外部挑战的应对能力。可以说，中国要保持大国经济地位并有更大作为，要化解外部的经济挑战和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就需要各个社会成员、各种利益主体付出长期艰苦并富有智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