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涨薪25%仍遇招工难 中国新增劳动力人口变化趋势 留乡发展——越来越成为节后务工人员的新选项。 “今年我们夫妻两人都不打算回上海打工了，想留在岳阳家乡发展，在家做鞭炮也挺挣钱的。”小林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自己春节后的计划。 有媒体称，在往年吸引外来务工人员重地东莞，截至2月中旬，开工企业只有49%的员工节后返回企业上班，仍有51%的员工未返回。由于像小林这样的许多中西部省份的返乡农民工在当地就能找到不错的工作，且离家近，更愿意选择留在家乡发展。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近日对326家规模不等的企业调查显示，企业节后需要补员11.32万人，85%的企业节后有招工计划。 “招工难”或许很快将成为这些企业面临的考验。 来自本地的发展前景甚至亲情的因素，也越来越成为“拦截”外出务工人员的重要因素。 “就在春节前一日，家乡鞭炮厂的李老板还跑上门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我去他的鞭炮厂拉炮筒子，给出的薪水是120元/日。”这让小林坚定了留在家乡发展的信念。 小林是湖南岳阳人，他告诉记者，他们夫妻两人去年在上海一家电线厂打工，他每月工资约3000元，而妻子则约2000元，多加班也才达2700元。 现在，由于湖南浏阳的鞭炮厂部分产业转移到岳阳，在家乡做鞭炮一个月也能挣2000多元，有时拉炮筒子也能挣3000多元，跟外出打工薪水差距不大。 逐步与沿海地区拉近的薪水固然是吸引过去的外出务工人员留驻家乡的重要原因，来自本地的发展前景甚至亲情的因素，也越来越成为“拦截”外出务工人员的重要因素。 春节从广州电子厂返乡的周兰（化名）也告诉本报记者，春节后不再回广州了，也准备在家里做鞭炮挣钱，一边照顾家里上一年级的6岁儿子。“孩子太小了，给爷爷奶奶带着被宠坏了，养成了打架等坏习惯，学习成绩也不好。”周兰对此显得有些担心。 小林也告诉记者，在家乡打工不仅更方便照顾家里小孩，还能兼顾田地里的农活。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农民收入的连续提高和惠农政策频出也使他们留在家乡发展的意愿增强。 2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中，明确5条集中讨论如何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内容。其中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确保农民分享流转收益尤其受到关注。包括“家庭农场”等经营形式得到鼓励也让农业经营的前景被看好。 外出务工人员的思路转变，将直接影响节后沿海地区的用工状况。 “我们企业现在招人比较难，即使去年年底涨薪20%以上也难招到人。”2月19日，珠海一家大型跨国电子企业的负责人对记者无奈地表示。 据她观察，即使现在找到人，也主要以90后的年轻人为主。“90后虽然接受新事物较快，但都不愿意吃苦，外面的工作机会又太多，所以离职率高、流动性强，企业‘用工荒’都快要成为常态了。”她说，这种情况在佛山、东莞及深圳等工业较发达的地区更突出。 据悉，为了留住熟练工人，这家企业不仅涨薪，还通过改善工人的福利以及居住和生活条件，甚至包括他们的孩子福利。“但还是留不住人。”她颇为苦恼地说。 收入分配新方案或将助力 收入分配方案“提低控高”执行将巩固劳动力流动。 2012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下降，“用工荒”现局部性和结构性。 渐变的“用工荒” 小林和妻子的留乡选择只是基于眼前生活的考虑，而他们的返乡却是“中国式”用工模式渐变的缩影。 每年号称“人类最大规模迁移”的春运在过去20年间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运往沿海发达地区，现在也仍在继续。这些脱离土地的劳动力成为“中国制造”价廉物美的发展红利来源。但是这种状况还能持续多久？ 国家统计局2月1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这也是中国劳动力总量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下降。而在此前的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为74.4%。有分析称，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意味着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会日益严重。 对于农民工“招工难”现象，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表示，其深层原因首先是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新变化，此前充裕的供给已成过去，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且新生儿偏少，40岁以上的劳动力数量较之前多，而30多岁及以下者数量增加较此前少，这是导致部分地区和企业结构性招工难的基础原因。 其次，区域经济发展导致劳动力布局发生变化。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速，涌现了大量的工业园，再加上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的机会较此前增多，使劳动力分流，导致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务工人员数量减少。 “如餐馆服务员岗位，东部与中西部差距不大，大多是每月2000元左右，市场价大多趋于统一，因为从事该工作的人员流动频繁，有利于逐渐形成市场均衡工资率，推动工资差距缩小。” 他认为，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工作条件差距缩小，区域发展落差逐步缩小，这是好势头。“这有利于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平衡与协调，有助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苏海南向记者表示，结构性“用工荒”对我国经济也有正面的刺激作用，要客观地看待我国用工现状，用工的结构性矛盾可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东部沿海的产业往中西部转移，也有利于中西部的发展，而且对于打工者来说，也可以获得与资方协商工资的契机。 值得注意的是，苏海南认为，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外出务工人员的主力，企业招工难跟部分企业存在的愿支付的工资偏低、工作条件差以及对务工人员不够尊重等问题，导致招不到人。 苏海南看来：“当前的‘用工荒’仍是一种结构性和局部性的现象，只是全国范围内局部性‘用工荒’。”他同时强调，从全国看，就业压力仍然很大，千万不要因为出现局部“用工荒”，就对全国的就业问题掉以轻心。 据悉，近期在上海来沪人员就业服务中心举行的大型用工招聘会上，企业均称涨薪25%仍遇招工难。 但是如果涨薪幅度超过50%呢？当这个问题抛向小林与周兰时，他们却表示 如果外出务工薪水比家乡高出1000～2000元，对他们还是有吸引力的，他们也会重新考虑是否外出打工 。 显然，这对急需用工的企业而言，将是急剧增加的成本，而这个成本将被直接转嫁到那些“made in china”的商品上。如何保持“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又同时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同样在2月，历时8年之久，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终于在2013年出台，受访专家认为这有助于吸引更多农民工外出务工，将有利于缓解企业“招工难”问题。 “如果认真贯彻实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真正促进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合理增长，以吸引更多农民工进城打工，这肯定有利于缓解企业‘用工荒’问题。” 苏海南向记者表示。 记者注意到，国务院办公厅最新发布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其中，提高农民收入是改革方案的重中之重，该通知“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中的第三条就提到“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等工作分工。 苏海南认为，就抓重点而言，收入分配工作的主线是“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努力实现缩小收入差距，为此要下大力气“提低控高”。“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如提高城乡贫困居民的保障标准与抓好农民增收工作，建立中等收入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等。而“控高”则包括调节部分垄断行业企业、部分高管、某些社会群体的偏高或过高收入，同时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规范灰色收入和打击非法收入。 他建议，提高小企业（包括微型企业、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中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收入，是一项系统工程。 另外，要解决“招工难”问题，企业也需转变观念、改进管理。苏海南向记者表示，企业首先应该尊重劳动者，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状况以及物价上涨情况调整务工人员工资，另外还需改善企业的劳动关系和员工的人际关系以及工作、生活条件，这对80后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尤为重要。 “现在愿意出去打工的80后与90后农民工，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工资薪酬，还注重工作环境、待遇及个人今后的发展空间等。企业如不能满足这些年轻人的需求，他们就很容易辞职另谋高就，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局部地区出现‘招工难’。”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