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的提法备受各界关注，仿佛无尽想象力尽在其中
文|郑晓芳
金融之局，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金融改革的破局却也耽搁不得。《货币战争》不但让人看到中国金融棋局的复杂性，也让人看到左右两面纠集的利益网。 而十七大对金融改革的破题则是单刀直入，明确表示，要“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观察人士认为，十七大报告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论述表明，相比此前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央对金融的认识，已从一种服务性质的政策工具上升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要素。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一表述中。而“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实际上承认了资本的自主和自发配置性质。金融业从政策工具到要素配置市场的转变，必然伴随着对金融结构、金融业竞争力、金融监管等的更高要求。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开放型的金融体系成为金融改革的必然方向，因而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继续成为后十七大关注的焦点。 “多种所有制”备受关注 在十七大报告中，“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的提法备受各界关注，仿佛无尽想象力尽在其中。 随着外资蜂拥而入，进军中国金融业后，政府对各类资金进入金融业的政策门槛将逐步降低。 “多种所有制在中国金融体系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目前的说法是给一个定位。不过可以期待的是，多种所有制在中国金融体系将有更多的空间，比如合资券商，比如外资控股公司登陆A股。这一提法具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分析人士认为。 而“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也被市场人士认为是创业板鸣锣的发令枪。 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中心主任刘煜辉对本刊说，“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对于十七大所说的‘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尤为重要，其中既要发展沪深股市这样的高层次市场，也要建立区域性权益类市场或产权交易市场，而建立市场自身的竞争机制是构建多层次市场的核心。”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表示，”股改后市场结构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公司债市场不够发达，债券融资比例太低，多层次市场体系没有健全。要扩大直接融资比重，除了继续扩大股票发行，增加上市公司股票流通比例外，比较关键的工作还是迅速扩大公司债的发行规模。” 金融业竞争力和监管 随着中国本土金融市场不断对外开放，本土银行、券商和保险公司将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提高自身竞争力已经是迫在眉睫。“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是十七大报告中关于金融改革方向中的又一个亮点。而其中对于保险业，这次也是史无前例地在报告中被单独提及。 建设银行研究部负责人郭世坤表示，“进一步加强表外业务创新，发展知识和技术含量较高的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衍生金融工具等业务，是商业银行应对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而电子银行创新将成为首先的着力点。”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还需要实现总分行上下联动，将股份制改革的成果推向纵深。而且随着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国际化，对银行业的管理将直接影响其竞争能力。 繁多的农信社构成了中国金融深入农村重要的链条，亦是中国金融竞争力的神经末梢。 不过，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中国的农村金融环境并没有太大改观，应该允许民间集资、允许私人兴办银行、改变农村金融机构的所有制，从根本上改变农民信贷难的现状，从而为农村金融提供空间。茅于轼长年关注农村金融改革，并在农村小额信贷领域摸索十多年。 而最终，金融业的内外压力聚焦到金融监管一层。“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并非党代会报告第一次提出，但是在近6000点的股市市值和高昂房价全部压在银行体系的现状，则给了这句话别样的味道。 目前，国内各金融机构上市前的私募程序中，已经基本断绝了外资的进入审批。但如何在开放的同时加强监管，仍是一道不次于伯南克面临的美联储难题。 完善汇率、利率形成机制 十七大报告重申“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不过五年前的时空恍如隔世。综合近期数据和央行周小川讲话，央行其实已经为进一步升值预留伏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曙松说，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实现人民币汇率自由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人民币国际地位提高的必然要求。“一个国际化的经济体需要国际化的货币，这也有益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他说。 而利率市场化，则是另外一个国内诸多经济学家呼吁已久的改革方向。 茅于轼认为，“利率不由市场决定、资金成本太低是中国投资过强，资本密集型行业过盛的重要原因。” 不过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亦称，利率的市场化是人民银行锲而不舍追求的目标，现阶段控制银行的存贷款利差，属于一种过渡的行为。“目前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还缺少一个无风险的收益率曲线，也就是需要一个市场各种金融产品定价的基准，这些都是在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需要逐渐培养的。” 三十年来 最糟糕的危机 最近的这次金融低迷，其实是在一个体系中，围绕相同的原则，照搬彼此的方法而犯下的同样的错误 我关注金融市场已经超过30年了，危机来了又去，但自八月份开始并在半月前加剧的这一次，是最严重的。不仅仅因为它的冲击将在全球金融相互影响的新形势下倾泻到世界各地，要命的是这次那些权威人士——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他们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并且不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快地找到恢复元气的方法。当油价逼近100美元1桶时，我们将身处迷茫而危机四伏的境地。 超过15年异常和谐的全球经济状况：低廉的油价、低息的贷款，增长的贸易，欣欣向荣的亚洲以及上涨的房价，这些都难以置信的快速瓦解了。我们的金融系统也许能够抵御一次，但是脆弱的它毫无疑问不能承受如此多冲击。 这次危机的震中是伦敦和纽约强大的金融系统。它们之所以彼此纠缠陷入泥沼，根源是金融自由化以及欧美银行的全球侵略野心，而非因为金融市场的分散。它们其实在一个体系中，围绕相同的原则，照搬彼此的方法，犯同样的错误，而且彼此互担风险。 所以，诸如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美国房屋收回爆增，结构投资载体（SIVs）发明，以及这些致命的新玩意赚到的3500亿美元的无用抵押这些问题不仅是美国的，也是我们的。 最近，瑞士联合银行和美林的意外损失以及贷款勾销飞奔到了数十亿美元，他们的CEO们离职了，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是我们的。这还没完，瑞信十多天前宣布又有数十亿的贷款勾销，据说，花旗银行随之而至的损失更大，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当银行遭受了如此冲击之后，借贷能力受到损伤，因为审慎性原则要求，银行每贷出100美元就要以相应的8美元自有资本作为支撑，如果没有，银行就不得不尽量少的提供贷款——这就是信贷危机。 而这危机已经笼罩在我们头上了。11月初，北岩银行资产被大量出售，而另一条新闻更令人震惊：英国的纳税人已经为遭受打击的北岩银行提供了400亿英镑，这个数字将会在圣诞节前达到500亿，这相当于英国GDP的5％。北岩银行陷入麻烦是因为它处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马特·里德雷的统治之下，他们会避免诸如帮节俭的人存款这样琐碎的业务，从而去提供那些高风险的贷款。如此一来，就重复了美国人的做法，把结构投资载体卖给伦敦的银行，此前大多数银行正在向纽约购买，北岩银行以为这样是从竞争者那里拣便宜。
但在伦敦－纽约金融系统中，一旦事情在美国变糟，英国马上就会一样。那些要求大量勾销的银行不再需要购买北岩银行的贷款了——而且也不会去购买任何其他的。北岩银行和财政部都希望事态能够巧妙地平息，但事实是，我们都看到了，糟糕的状态在延续。尽管政府不得不提供200亿英镑对小储户进行担保，但我们知道，即便投入300亿金融系统还是不能供给自我的开销。 这是描绘今天信贷危机恐惧程度的证据，这预示着灾难。更糟糕的是，导致这场灾难的里德雷式的保守自由主义对于如何逃离这场灾难也毫无办法，与其说他是在抑制灾难的后果，还不如说他是在延长灾难。 早就该做的事情是，当英格兰银行发现不可能为北岩银行找到秘密投资者时，它就该采取它在1974年中等银行危机时采取的策略，把北岩银行纳为央行所有。这样，个体储户和公共储户很快就会放心，等到危机过去后，再把北岩银行卖给私人所有。 但在2007年，里德雷式的保守自由主义不仅是经营银行而且也是应对危机的权威学说。有项禁令禁止银行的短期公有制，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世界里，短期公有制是错误的。因此，人们踏上了代价最高风险最大的路，目前对北岩银行的救助办法其实也会带来严峻的问题。 因为当央行不遗余力的提供巨额救援贷款时，会产生更广泛的牵连。央行不断的为担保北岩银行而印刷钞票，虽然对金融系统有利，但是这让央行下调利率变得困难，这就意味着，其他所有人的利益都要受损，英国的房地产市场现在已经陷入麻烦中了，英国太有可能因此而复出巨大的代价，大量的坏帐和抵押收回，这意味着英国将会步美国的后尘。如果英国央行继续保持通膨目标，继续以现在的方式解决北岩银行问题，那么它就很难有能力降低利率和复兴房地产市场了。如果再有几个银行走上北岩银行的老路，情况就会变得越发糟糕。 11月初，大卫.卡梅隆骄傲地宣布，保守自由主义的观念已经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他已经错到不能再错了，信贷危机就是保守自由市场主义的悼词。为了摆脱这场危机，英国和美国政府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到现在为止忽略了什么。美国人已经不顾后果地削减了利率。英国也许应该亦步亦趋。这两个政府都应该设计新的规则和调控方式，银行或许也该考虑考虑公有制了。 30年来，我们一直沉溺在没有公权力介入的自由金融体系里。今年，是现实对我们的成见复仇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