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要实现的,其实是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
文|李海强
中国经济看起来的确“热气腾腾”。截至今年10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1361亿元,同比多增1192亿元,创下了同期最高水平;贸易顺差攀升到270.5亿美元,同比增长13.5%,再次刷新历史记录;CPI增幅继续保持6.5%的10年历史新高;而两年来一直较为稳定的PPI指数增幅也创新高,同比上涨3.2%。 面对经济偏热趋势,紧缩性的宏观调控的力度也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中国央行今年以来已九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五次加息,六次发行定向票据。但“冷水”频频淋了,收效却并不明显。各项高起的经济指标似乎很难低头。 中国长期以来执行鼓励出口的经济政策。凭借资源和劳动力定价偏低形成的价格优势,出口额不断增长,导致贸易顺差越来越大,而随着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大量逐利的外资又源源不断的输入,双顺差形势严峻。 与此同时,中国执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的不开放,使得大量资本只能以人民币形式在国内流动,最终导致了流动性过剩局面加剧的情况。 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最终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趋于主要以货币政策为主要的手段,而随着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一方式显示了过于单调的特性。 政府奉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大棒”,原本希望能够发挥收缩而不是加剧流动性的作用,但随着利率一次次提高,却导致了更多的国外资本逐利而来。这最终复杂了原本的局面。中国国家统计局11月12日公布的数据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今年1-10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同期增幅高26.9%,达到88953亿元。而且10月份当月的增幅也创下年内新高。 关键就在于,中国经济目前的主要症结在于结构性,而非总量。“我们现在要实现的,其实是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指出:“这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 中国政府显然已经清楚了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政府对完善宏观调控的具体内容做了原则性规定,提出“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的要求。虽然没有具体细节,但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未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方向。 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尝试这一转变。一方面,为了暂时吸收过剩流动性,缓解经济“发烧”的症状,央行频繁动用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票据等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降低出口退税率、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调减利息税税率、发行特别国债等财税政策也一招紧接一招。 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钱颖一教授认为:“宏观调控变化,政府思路转变最主要”。 十七大后,中国政府也开始主导掀起新一轮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潮,“经济运行遗留的老问题和可能出现的新问题,都要求宏观调控在保持稳定性、连续性的基础上,做出新的调整。” 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为纠正国际收支失衡,中国将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以便让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 据称,由于出口贸易品的投资过多,导致了产能加大和中国目前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中国政府也将对国内出口贸易品的投资进行限制。 分析人士普遍猜测,政府未来财税政策将会着力侧重于缩小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功能——这主要是根据十七大报告对于民生的强调。十七大报告设立了专门的章节来讨论民生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 中国政府目前正在抓紧出台相关政策,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上大幅提高居民的分配比重,扭转目前国家、企业占绝对比重的畸形格局,而在再次分配上,也将会致力于推动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以最终实现“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