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石小敏：中国的改革步伐不一，就像黄河，走得最快的领域已经到入海口，跟国际接轨了，走得最慢的地方像是刚过壶口瀑布，还没拐过弯来，但是最终还是要大河东去，融入世界的。如今中国到了该冲的时候
王安/文
经济体制改革远未终结 石小敏1982年毕业时，中国整个社会大学生的存量是600万，现在则是七八千万，每年就有五六百万大学生毕业。这个群体是社会最活跃的，是最有能力阅读、理解、参与、表达的，这个群体的大规模扩充刷新了整个社会基础，提高了社会参与的热情与积极性。 1978年石小敏入学的时间，是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和重合的。30年后，石已位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他解读十七大报告的“大河论”一时热传。 ●十七大报告中，往往一句话点到一个领域，从而留下非常大的解读空间。 ●十七大奠定了一种中长期的价值观。在世界历史上，短期是利益博弈，中长期是价值博弈。符合潮流的价值，在中长期一定是胜利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至于以前马克思说过什么话跟我们所做的是否一样，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这条路走下去，重要的是把大多数人的意愿通过一种机制反映出来。 ●报告中提出要“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点可以被解读成人大代表要更有代表性，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这是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会给很多人想象。现在城乡选举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是1∶4，这些年为什么农村那么穷那么落后？跟农村代表太少有关系，跟代议制机构缺乏有关。 ●报告中提到“法治政府”。过去一直讲的是法制建设，但在法学界看来，这是两回事：“法治”跟民主、宪政紧紧相连，而“法制”只是个工具，古代说民心似铁官法如炉，不也是有法制吗？到后来，我们提“依法行政”，现在终于开始讲“法治政府”。 ●报告中提到了“表达权”。尽管这种表达权可能还不能直接等同于言论自由，但敢于说出是表达权，一定会自然地生发出许多具体要求，怎么表达，有什么途径什么方式等，有关部门肯定得负责贯彻落实。 ●经济体制改革远未终结。比如说反垄断，比如土地、资金等要素市场体系建设，比如与社会保障体系紧密相连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比如建设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这些任务远未完成。如果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立法与司法体制等的改革跟不上来，经济体制的改革就会受到社会体制障碍的拖累。 ●中国的改革步伐不一，就像黄河，走得最快的领域已经到入海口，跟国际接轨了，走得最慢的地方像是刚过壶口瀑布，还没拐过弯来，但是最终还是要大河东去，融入世界的。如今中国到了该冲的时候了。 “新发展共识”正在形成 除去股市房市这些实务的争论外，一些意识形态的争论也从未间断，前些年有“万言书”，近年有“郎顾之争”。有人对此忧心忡忡，认为争论标志着20多年来中国改革共识的破裂，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现有的文明条件下，我们应该发展什么？如何发展？为谁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显然不那么忧心忡忡：在各种社会思潮碰撞的背后，新的发展共识正在形成，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民主、民生、公正、和谐”。与单纯强调经济发展的思路不同，新发展共识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强调经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 竹立家认为：民主最基本的内涵是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制约，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防止公权私用和权力腐败，防止个人或某一利益集团对公共权力的操纵，以保证社会公共资源或社会价值的公平合理地分配。涉及民生问题，竹立家把“球”踢给了政府：有些是由市场缺陷所造成的，有些则是政府缺陷所造成的，因此，除了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良治”、政府以民生为目标的改革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竹立家认为：当前社会的许多群体性事件都是因为不公平而引起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成员在利益诉求方面的要求从以往的隐形层面浮现到显形的层面上来，社会成员越来越懂得选择多种不同的方式来维权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关键在于政府能否遵循社会公正的规则，以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出发点，而不应该看这个人是富裕群体成员还是贫困群体成员，人们的基本权利都是平等的，都应当得到一视同仁的保护。要做到这一点，政府行政机构、司法机构和公务员必须首先具有公共精神。 100年前，孙中山先生提出民主、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和世界的状况已远复杂于彼，“新发展共识”的内涵也已远不同于彼，且这个共识注定将不断调整、更新、间或激烈斗争。百年前的许多问题，今天并没有解决，举一个最形而下的例子，上世纪30年代，新生活运动提倡不随地吐痰，买东西要排队，在今日中国的许多城乡，这些仍是问题。 内地会不会重蹈台湾和日本经济的覆辙 股价飙升，房价暴涨，中国内地能否躲过泡沫经济的洗劫？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经济学家于宗先先生如此解答：所谓泡沫经济，它不是实质经济的高速成长，而是一种资产价值的过度膨胀，诸如股票价格、房地产价值等，是金融市场现象。泡沫经济发生的主因是：其一，信息不灵通不对称，导致卖者与买者对未来情况的认知不同；其二，预期心理的过度反应。 中国台湾和日本在上世纪90年曾遭受过泡沫经济的洗劫。股市重创，房市一蹶不起。台湾经济平均成长率由上世纪80年代的8%，降为90年代的6.5%；日本经济亦有13年的时间爬不起来，其经济增长率只有1.3%。 于宗先说，今天内地所呈现的经济现象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台湾和日本有些类似，而人民对财富的观念也有些雷同之处。譬如台湾和日本，均喜欢营造贸易顺差的局面，且认为顺差是好事。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所谓贸易顺差，实际上就是超额储蓄，当超额储蓄得不到适当的途径被利用时，它就会成为一种乱源。当它被用为房市炒作，就会使房市狂涨；当它被用为股市炒作，股市就为之沸腾。当房市和股市成为孪生兄弟时，泡沫经济就有形成的可能。如此一来，房市与股市相互激荡，泡沫经济便成了不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崩溃。 多年来日本的顺差是全世界最多的，外汇资产累积在2006年以前是全球第一。连年大量出超及巨额外汇资产，使日本的股价飙升及地价暴涨。 日本股价1989年比1982年上涨4.85倍，市盈率1988年曾高达70.6倍。日本地价暴涨始自1985年，到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前夕，日本房地产总值为2000兆日元，约等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倍，为美国全国房地产的4倍（以土地面积而言，美国是日本的25倍强）。当时，日本只要将东京都地区卖掉，就足以把整个美国买下来，而单是日本天皇所居住的土地，就足以折换整个加拿大。 于宗先判断：内地正形成泡沫现象。 中国内地自1990年起出口开始大于进口，到2006年，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而为世界之冠。到2007年5月上旬，沪深股市日交易量高达3700亿元人民币，超过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其他国家股市交易量总和。2007年5月17日，大陆A股的市盈率高达50-60倍，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准。 内地股市有些现象可在台湾股市找到印脚。多有内幕交易，市盈率超过50倍，绩优股和概念股双飞，全民皆股，典房炒股。今日内地已具备庞大顺差和雄厚外汇资产所构成的超额储蓄，与日本和中国台湾泡沫经济崩溃前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日本工业技术虽领先世界，但日本本身消费量有限，发展潜力受限制；台湾已失去劳力的比较优势，也缺乏内在的发展潜力，容易为泡沫经济所困。中国大陆经济正崛起中，诱使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源源涌进，因而维持较高成长率。 最后，于宗先还是对内地经济谨慎乐观：到2007年7月为止，内地股市与房市尚在被掌握之中，短期内内地泡沫经济崩溃的几率尚不大。 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困惑 “中国改革选择先经济后政治的政策，证明是正确的，它首先解决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也证明是成功的。但如果由此认为中国可以在一个集权政体下实现现代性转型，则是错误的。”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说。 在近30年，中国成功地启动和实施了从计划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保持了近10％的年经济增长率。但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弊端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前者如贫富、地区差距拉大、官商勾结、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破坏、环境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后者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异化、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与自然的冲突等。 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成为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对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却是一个难解的谜；中国在发展中显现的问题又使人们对中国所走的道路、选择的模式产生了怀疑和担忧。 对此，秦晓做了三点阐述： ——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具有普世的意义，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认同西方主流派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首先，自由与秩序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秩序的自由不仅自身难以存在，也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其次，个人自由也要与集体、与大自然相和谐。中国在建立现代性核心价值观时，应充分吸取传统文化的养分。 ——尽管西方建立的现代化模式存在种种弊端和病态，但把它冠以资本主义的属性并将其妖魔化是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表现。当然，对西方政体的肯定，并不意味着这是惟一的模式，我赞同“另类现代性”、“多元现代性”、“现代性本土化”的观点。政体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民众能够最大限度地监督、约束执政者，以实现他们的诉求，保障他们的权益，这就是民主的含义。但是民众中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和诉求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冲突的，民众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也往往不一致，政府的角色就是依据法律和民主程序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民众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因此，政体模式的制衡和效率也是互为依存、互为约束的，只能在两者中寻求平衡点。在制衡和效率两者之间，应略侧重效率。但对目前集权政体的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制衡。 ——如果说在现代核心价值观、现代文明秩序两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是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差异，那么在路径选择上，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具备普遍性，中国只有另辟蹊径。 中国的政体改革应考虑四个问题：一是要有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二是克服利益集团的干扰，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应承担起推动民族现代性转型的重任；三是中国已形成二元结构，即内地贫穷的9亿人与沿海较富裕的3亿人，政体改革进程要兼顾到这两个群体，进程过快会偏离9亿人的现实利益，过慢则会引发3亿人的不满；四是改革应尽可能地避免大的动荡，力求实现软着陆。现代化与现代性是两个概念，前者是modernization，后者是modernity。中欧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也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显然与秦晓还是有些差别。许小年认为：过去这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经常被混为一谈，我们一直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性等同现代化，也就是等同于物质上、经济上、技术上、商业上的进步。如果仅仅是这样，实际上现代化的一切努力也就没有超出当年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范畴。从长远来看，单纯靠发展经济也是没有办法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 19世纪初，普鲁士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中全军溃败，输给了拿破仑，从一个欧洲强国沦为三流国家。这场战争对于普鲁士的意义类似我们当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普鲁士全国上下大受刺激，开始改革，走富国强兵之路，大力推进工业化，这也类似我们的“百日维新”。普鲁士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经济发展很快，但社会、文化、思想、政治制度则落在后面。 德国传统上一直是君主专制，德国出现俾斯麦甚至希特勒，并非偶然现象，而有着更深层次的思想和社会原因。二战后德国开始反省现代化问题，反省富国强兵和对外扩张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的灾难。如果说耶拿战败引发的改革是德国现代化的开端，二战之败可以说是德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开端。 许小年论述道——现代性描述了现代社会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社会意识、市场经济以及适应现代社会意识与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三部分中最核心的是现代的观念，承认、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的观念。德国与日本当年的现代化不仅缺少这样的价值观念，而且为了富国强兵会压制个人发展的需求。德国启蒙运动接近法国，但和英国不同，俾斯麦、拿破仑式的集权可以在大陆欧洲赢得赞誉，却不可能出现在英国。法国启蒙运动强调“公意”（GeneralWill），英国人讲“公利”（GeneralInterest），而公利不过是所有个人的利益之和。德国、日本这类“赶超型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将公民权利置于从属于国家利益的地位，而在英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公民权利至上，国家的功能是提升公民利益。 许小年最后的结论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行的，中国经济目前最大问题还是在经济增长模式上。美国的投资占GDP比率是15%，而且长期稳定在这个水平上，经济增长靠技术进步，而不是投资；中国的投资率不断上行，到了理论极限值100%之后怎么办？日本和韩国的投资率最高没有超过40%，我们已到45%。如果不及时转变增长模式，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不是没有可能。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困惑，其实百年前就出现了，就是中学为体与西学为用的困惑。 中国经济奇怪的十年 对中国经济来说，过去的十年是非常奇怪的十年，中国的神秘崛起激起了世界各国分析家的想象。让我们来看看下列趋势： 1.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高速发展走向1988-1989年的明显衰退，从上世纪90年代初恢复经济增长势头，到1995年后经济再次下滑走向硬着陆，中国经济发展就像是坐上了过山车，总处在大起大落中。 2.农村发展滞后：从1995年到2003年，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几乎没有增长。 3.廉价劳动力资源取之不竭：十年来农村廉价劳动力的工资几乎一成不变，这意味着中国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大幅增长，同时却没有过多的通胀压力。 4.通货紧缩：一般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也会有高通货膨胀问题——但中国是个例外。 5.“中国制造”无所不在：中国接管了全球轻工业市场，还迅速在电子产品制造领域确立起优势地位，又摇身一变以重工业原料和设备净出口国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简而言之，中国的低成本生产几乎涉足每一种商品，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违反了比较优势定律。6.贸易顺差巨大：2007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率已经超过10%，这对人民币造成相当大的压力，也使中国的国际关系日趋紧张。 7.人民币汇率引起全球关注。 8.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全球关注：几乎所有观察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失常”，这种不平衡已经发展到必须通过外界干涉才能解决的地步。 但本人认为上述这些并不适用于将来，即使没有外力干涉，这些趋势最终也会消失：经济发展趋于平稳；私有化进程、解放市场和更好的宏观政策能力已经使中国经济不再像过去那样反复多变；农民工收入增加；中国扮演通货紧缩的角色将走到尽头；成本上升会使内地生产低端产品的竞争优势减少；在今后两年内中国的贸易顺差将达到顶峰，然后逐渐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消失。 ——瑞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 中国经济未来的制约因素 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也是城市化的高潮，中国由于过去一直采取工业化超前战略，城市化率与工业化水平相比极不同步，所以在未来10年中城市化高潮还会更“高”一些。城市化和工业化都是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过程，不仅人口要进城，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也向城市和工业转移。 资金还好说，目前就有较多剩余，主要是土地极为稀缺。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平均在1000公斤，中国到2015年人口将超过14亿，人均500公斤总量就是6亿吨，1998年是中国粮食产量的高峰，达到5.1亿吨，但其后耕地减少了6364万亩，产量也减少到不到4.5亿吨。到2015年的中国粮食的供需缺口就可能扩大到1.5亿吨。长期以来，世界的粮食贸易量稳定在2亿吨上下，如果有四分之三让中国买走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没有粮食，工业化也好，城市化也好，统统提不上。所以，土地以及粮食供给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矛盾关系，就成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极大制约。 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主导阶段，最显著特点是能源、矿产资源消耗大量增加。中国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主要能源、矿产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铁矿、铝土矿等的蕴藏量在世界只占5％以下，人均排在世界80位以后。发达国家人均消费钢铁约1吨，中国的需求可能还要高一些，一是中国正在承接世界制造业的转移，二是中国必然要走大城市化道路，高楼大厦所消耗的钢材比一般性建筑要多出三分之一。2003年中国铁矿砂的进口量超过1.5亿吨，超过日本，已买进了世界可贸易量的30%。 与石油比较，钢的矛盾还不算最突出。目前世界石油可贸易量只有16亿吨，发达国家人均消费原油1吨，美国4吨，日本2吨。中国从1993年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到2015年如果人均消费1吨油，总量就要14亿吨，国产能力只有2亿吨，就要进口12亿吨，等于要把全球四分之三的贸易量买下来。由于世界石油资源的短缺，大国的石油利益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国际政治和军事问题。 此外，还有水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因素。就业也是个问题。轻工业的特点是劳动密集型，而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力明显衰减。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能达到7%以上，就能吸收掉当年新增的劳动力，但是近几年经济增长率都在8％以上，失业率却上升。至今农业生产劳动力高达3.7亿，可实际只需要1.5亿人就够了，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就出现了“三农”问题。 ——学者王建 宏观调控不排除行政手段 目前中国所出现的通胀应该说和货币发行过多以及货币需求减少均有关系。一方面是人民币汇率不够灵活所带来的央行被动发钞，好在通过提高准备金率等手段，这一部分流动性多少获得了对冲。另一方面“笼中虎”出笼，自2006年以来储蓄搬家一直没有停止。以外，人民币升值预期，国际热钱寻踪而来并盘踞蓄势，加大了央行对冲的难度，也使得加息成为一种两难的选择。 笔者认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宏观政策目标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制止通货膨胀率的进一步上升，把资产价格上涨限制在一定的动态区间内。可以考虑的政策组合是：1.更为频繁地小幅升息；2.继续提高准备金率和销售央票，控制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3.允许人民币有更快、更大的升值空间；4.严厉打击非法的跨境资本流动；5.用财政手段配合货币政策抑制房市和股市泡沫，当股市出现大动荡时，不排除政府直接入市干预的可能；6.增加金融资产的供给，以减轻股票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7.严厉惩处资产市场的违规行为，规范政府有关部门公务员以私人身份参与盈利活动的行为；8.不排除使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稳定经济的可能性，对于非法行为造成的既成事实，政府不应放弃事后依法矫正的权利。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
宏观调控也要有权限意识 如果说我们生活中还有权威，那应是一种由某一范畴的社会主体所心悦诚服予以承认的权威。这恰恰是以现代市民社会所认可的权限为全部内容，而且其中权限的行使必须为民众带来某种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利益，而任何希望通过强制性力量树立的权威都不可能成为权威。 思想启蒙运动从康德启始，高扬“理性”旗帜，在精神领域公开批判教会权威。随着科技进步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启蒙思想者们将“工具理性”不断运用到新的水平。在彻底打垮神学权威之后，也对以王权为特征的世俗权威予以强烈批判，这不能不说是促成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的现代权限格局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思想启蒙运动的权威批判在打掉传统神学与世俗权威的同时，最终却自觉不自觉地确立了“工具理性至上”的新权威，认为只有那些能够被冷漠运算并可予以利害权衡的东西才有价值。这种新权威最集中地体现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利用与控制上，甚至忘掉了思想启蒙者最初确立的权限原则，越来越演变为人定胜天的蛮横，肆意掠夺大自然成了下意识的常性。 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一些各级政府、各类行政部门打着宏观调控或加强监管的旗帜，行追求各自的权威之实。如果各类行政措施能够经实验证明是对全体国民福利具有积极作用，并且是在有着明确边界约束的权限意识指导下制定与实施的，那么，其宏观调控或监管权威也最终会得到国民的认可与敬重。问题是，看看最近，一些政策措施，越来越显示出一种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自负，触角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具体。似乎不如此，市场与私人主体就不能运行，就不会自理。 在这背后彰显的是这些机构及其代表权限意识的缺乏，太多时候忘掉了公共机构一切行为必须得到国民授权和监督的原则。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袁东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发达国家仍有80年差距 国家统计局发布2003-2006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年均增长10.4%，人均国民收入翻了近一番，达到201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世界银行根据人均收入划分国家的方法有三分法和四分法。三分法是把国家分成三组：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2004年人均收入在826美元到10065美元之间的国家都是中等收入国家，跨度比较大；四分法就进一步细化了中等收入国家，2004年分界是3255美元。因此准确地说，中国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中低收入国家行列。另外，单凭人均国民收入一项数据不足以综合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还要看社会发展、人文发展（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创新能力、信息化和生态程度等等。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期，中国还处在工业社会和工业经济的发展期，两者之间的差距大约是80年。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