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面对刻下中国由杜维明先生给我们勾勒出的三大思潮（第一个潮流是自由主义思潮，第二个潮流是社会主义思潮，第三个潮流是儒学的复兴），杜先生认为：“健康的情况是：在文化认同上是儒家，在经济调配上是社会主义，在政治安排上是自由主义。”这是杜先生近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13中国发展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表述。 这是一个“鸡尾式的组合”，不禁让人想起上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对自己思想结构的自陈：“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对此，有人表示困惑，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是一种激进形态，何以到了文化领域又成为保守主义呢，这是不是价值的分裂。丹尼尔·贝尔很自信：“我所坚持的三位一体立场既连贯又统一”，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认可。毕竟面对不同的领域可以奉持不同的价值，它们有差异但并不分裂。 两相对比，杜维明先生的表述和丹尼尔·贝尔如出一辙，其不同者在文化领域，杜先生把贝尔的保守主义具化为本土语境中的儒家。这是一个历史久远的文化传统，但在20世纪从“五四”和文革的历史中，它却遭到了颠覆性的诟病（“五四”）和摧残（文革）。以致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儒文化的复兴便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但，如此切近而相同的表述，我可以认同丹尼尔·贝尔，却难以认同杜先生。我不觉得贝尔有何问题，他的三位一体逻辑上可以自洽；但杜先生这里，至少在我看来，便存在着逻辑上的断裂，它无法一贯。 笔者本人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解读以上两位学者的同与异，或隐含在表象相同之后的异。其异在于，贝尔的表述立场是个人的，它不仅是个人的看法，而且是基于个人本位的一种价值认同。杜先生不然，观其语境，他虽然谈的也是个人看法，但这种看法背后的价值本位却非个人，而是国家。他所提供的乃是国家取向或政府取向上的选择，如此，社会才能呈现出杜先生自己所认同的“健康的情况”。 在贝尔那里，只要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这是一个制度框架；那么，在这个框架里，作为个人，他可以认同社会主义，正如他还可以反对社会主义。同样，他在文化上可以称赞保守主义，同时他也可以转过身来接受激进主义。这一切都是个人的选择，保障他作出各种选择的就是自由主义的制度。自由主义的宽容性质，接纳一切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个人选择；因此，贝尔个人的一切选择都和他的自由主义的制度理念不冲突。这里，贝尔所谓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中的三位一体，这个“体”就是制度层面上的自由主义。正是自由主义的制度保证，社会方才可以出现价值多元的个人选择。 杜先生不然，他所提供的选择无关个人，无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抑或文化上的儒家，都不是个人旨趣，而是一种国家策略。惟其是国家策略，故此杜先生虽然主张政治安排上的自由主义，但，它却无以获得逻辑一致的贯彻。试问，一个自由主义制度的国家，政府可以推进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认同吗？文化认同是民间的事，不是政府事务。民间可以认同儒家，也可以反儒，这是个体自由。有了这份自由，方才呈现一个社会应有的文化上的多元，这也才符合自由主义的旨趣。但政府介入文化认同，非但有违自由主义框架下有限政府的基本职守，同时对认同儒文化以外的人来说也不公正，至少你不能动用公权和纳税人的银两去支持或推进某一种文化，哪怕它是本土文化。杜先生的方略出现了价值上的两难：要是真正坚持政治安排上的自由主义，就必须恪守文化上的价值中立；反之，就很难说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相对于丹尼尔·贝尔，杜先生的表述呈现出一种价值上的淆乱，它更像是一个价值的拼盘，彼此之间缺乏内在的相契性。看起来样样都好，其实彼此抵牾。其原因即在于以上指出，杜氏言论的立足本位不是个人而是国家，他是在对国家或政府说话，提供其方略。然而，贝尔有关三个领域的组合模式或复合模式只适合个人，不适合国家。作为个人态度，它可以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但如果一旦从个人态度变成国家态度，则就背离了自由主义。 如果丹尼尔·贝尔是自由左派，杜先生则是儒家，或首先是儒家，其次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提法，虽然含有自由主义，但并不那么自由主义；倒是非常儒。儒家素有天下情结，以天下为重，亦以天下为己任，不似自由主义紧盯着的是个人。就制度安排而言，自由主义注意的是制度规范，不让它妨害个人。儒家不同，它对天下的关注显然远高于对个人的关注，因而它的话语总表现为一种宏大叙事：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至于个人及权利，儒家固无反对，但它也不会成为儒家关注的中心。这种“天下本位”和“个人本位”的不同，便是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差异。尽管杜先生赞成“儒家自由主义”，看起来这是两者的契合，但显然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以自由主义为出发，接纳儒家乃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从儒家出发，接纳自由主义，未必不可以使自由主义变形。如果杜先生愿意以自由主义的立场表述，那么，以上三个领域的选择，落实到文化，就不仅是儒家，而且应当是包容儒家在内的文化多元主义。 因此，对杜维明先生的非自由主义的“鸡尾组合”，我以为，政治上的宪政主义、经济上的市场主义、文化上的多元主义，才是自由主义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表现，同时它也是我们今天改革的社会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