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繁荣距离危机有多远？也许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我们能管理好繁荣，它可能持续10年、20年，甚至是50年。如果管理不好，我们可能会陷入预想不到的危机”
作者：何伊凡/刘涛
这是一个属于他们的年度约定。每年的12月8日、9日，中国的商界领袖都会相聚北京，探讨、反思、激辩那些影响他们和被他们所影响的年度商业命题。从2002年的“全球化与中国企业的个性”、2003年的“新领袖——决定未来的商业力量”，到2004年的“全球化的天花板”、2005年的“中国企业的冠礼”和2006年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式商业伦理”，五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犹如五道年轮，记录了中国商业力量不断成长、壮大、过坎、升级的脚步与过程。 如今，2007年已近尾声，这一回他们的聚首又为了什么？ 2007年，中国商业迎来了空前的繁荣盛景，中国企业界积累了二十多年的成就得到批量爆发。人民币、房地产、商业模式、企业家价值等，与中国有关的一切都在一个新的视野下被重新估值。进入今年《中国企业家》杂志“影响力排行榜”的25位企业家掌控着市值超过15000亿美元的公司。个人、企业、国家，乃至民族因经济的繁荣而自信满满。 前来赴约的他们是这场繁荣的参与者、缔造者、推动者。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领导的中央企业在今年全球市值最大的10个公司里占了一半。在他的领导下，国有资产以每年诞生一个中石油的速度飞速增长。联想在收购IBMPC业务的第三年里拿出了漂亮的财务报表，它向世界证明，跨国收购对中国企业而言并非全部是噩梦。柳传志相信，一批优秀的中国跨国企业将为“中国制造”的形象起到标杆性的拉动作用。王建宙在众多场合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们企业怎么看自己的排名？2007年，中国移动不仅是网络规模、用户数量的全球电信业第一，在资本市场上也是全球电信业之冠。因排名而备受关注的还有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家祥，他领导的国航不但成为全球航空公司的市值王，而且在全球行业普遍低迷的情况下第七年实现赢利。本届年会上的“二马”，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CEO马云，他们一个把银行开到了纽约，让招商银行成为自1991年美国颁布《加强外国银行监管法》以来首家准入美国的中资银行；一个让其公司创下了继Google之后最大的互联网公司IPO纪录。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1929年大崩盘》中说，“据称，郑重声明繁荣将持续下去有助于保证繁荣实际持续下去，特别是实业家非常相信这种咒语的功效”。但盛宴中总会夹杂着卡珊德拉式的警告：夏日太长，寒冬就会越过金秋。 那么，与会的140多位商业精英是为了炫耀他们在繁荣中获取的沉甸甸的果实而聚首一堂吗？绝非如此。年会上，来自商界、政界、学界的每一位嘉宾以及由他们担纲的每一个演讲、每一场论坛无不展开着相同的思考、讨论着相同的主题：中国企业如何把握繁荣并预见繁荣背后的危机？在这样一个充满风险与挑战的繁荣时期，中国企业家需要怎样的领导力？ 繁荣距离危机有多远？1929年，美国经济以股市崩盘为起点陷入了长达4年之久的大萧条时期，而在危机爆发前除了一派繁荣和各种乐观情绪外，很少有人愿意去注意、思考那些预示着灾难即将来临的征兆。在1929年后的4年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0%、投资减少了80%、1500万人失去了工作。 也许，繁荣与危机只在一瞬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在年会开幕词中指出：“繁荣能否持续？我认为党的十七大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可能，但是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就需要我们的各级领导、我们的企业家、我们各个领域的决策者有高超的领导力。如果我们把繁荣管理好了，我们就可能避开一些风险，我们的繁荣就可能继续持续10年、20年、30年甚至是50年。但是，如果管理不好，也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风险，甚至陷入我们预想不到的危机。” 繁荣与泡沫这是国有企业高歌猛进的好年景。2007年，李荣融添了一个新烦恼。4年前，当他开始在国资委的第一个任期时，这位190多家央企大东家的代言人最大的烦恼是：如何改变国有企业乱投资、乱担保、乱贷款，不按企业规律办事的状况。当时，国有资产总额只有7.13万亿元，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是搞不好了。然而，到了2006年底，国有资产总额已经超过12万亿元，年均增长1.3亿，相当于每年诞生一个中石油。李荣融的新烦恼是，利润太高了，藏都藏不住。“前3年，每年的利润平均增长是1500亿，上缴的税金每年增长1000亿。去年利润达到了6000亿，原来预计今年利润是9200亿，因为增长的势头压不住，预计到年底要接近1万亿。” 这也是国内需求勃兴的好年景。2003年周其仁教授告诉柳传志，中国市场有一个“冻土层”，那就是庞大的农村市场。当时联想刚刚开始生产电脑，一年能卖200多万台，占中国市场30％左右，柳传志隐隐担心能否继续在PC领域做大，由此联想开始多元化并开拓海外市场。但4年后联想瓦解这个“冻土层”的速度超过了周其仁的预想，联想的电脑销售700多万台，已经打入五六级城镇，平均年利润增长超过30%。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对繁荣到来的最直接感受是，这几年联想控股下面做实业的子公司明显感觉产品好卖了，营业额大幅增加，利润大幅增加。联想从事投资业务的两家子公司在2004年到2006年投完的基金回报是8倍之多。 招商银行信用卡业务原计划8年实现盈利，这个目标在2007年实现，时间缩短了一半。盈利中有40％来自持卡人到期不还账产生的循环信用利息，“相当数量的中国年轻人不会像老一代，每月按时将钱从工资卡转到储蓄卡，他们正在尝试‘有钱就投资，没钱就透支’的生活”。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说，“天天拉存款、搞储蓄、放贷款，已不适应商业银行的发展。”他试图为中产阶级打造“财富管理中心”：“3－5年内，在银行业的竞争中谁能先做这件事，能做好这件事，谁就拥有未来的主动权”。 企业家们从各自的角度感受着经济的繁荣，而十七大的成功召开为这种感受提供了政策性保障。2007年10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并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说法。按照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的解释，“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在各种制造财产性收入的工具中，资本市场提供的机会无疑最为抢眼。 飓风来了，大象也飞上天。全球市值最大的石油公司、电信企业和银行都在中国产生，世界开始重估中国产业资本的力量。而自2006年底，“回家”开始成为主流。从2006年年初到2007年底，来自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达7千亿，而之前5年合起来的融资额不到4千亿。四次功败垂成后，2007年10月雷军终于带领金山结束了长达八年的上市马拉松，他身后是巨人网络，史玉柱穿着运动服跑到纽交所去敲钟，5天后，马云来到香港联交所，阿里巴巴成为中国首个市值超过200亿美元互联网公司领导者。这一轮，资本照耀的不仅是IT企业，新东方、百丽鞋业等一批传统行业的顶尖企业也获得了远超同行的估值水平。股市的繁荣为PE、VC们赢得了更通畅的退出渠道，2006年鼎晖中国在投资传统行业的增长基金之外专门又成立了创投基金，原因是不断有新机会冒出来，“想都想不到的企业和商业模式，可能呼啦一下子创造几十亿的财富，这种例子在中国非常非常多。”鼎晖中国董事长吴尚志说。 无数普通民众第一次在资本市场分享了企业成果。“谢谢你，马行长。买你的股票，我发了一把。”在本届年会的间隙，一位中国大饭店的员工借倒水机会向马蔚华表达了这样的谢意。将镜头拉到2005年，这个女孩在同样的地点和时间做着同样的服务，当时中国股市总市值尚在3万亿左右徘徊。2006年底她去最近的招商证券开了户头，顺便买了招商银行的股票，这个随意的选择让她现在的实际收入比拿同样工资的同事多出1/3，而股市市值此时已经翻了近10倍。 经济的繁荣在不断制造财富神话，置身其中的人们宁肯承担泡沫化的风险也不愿意被边缘化。然而，远离漩涡中心的观察者已经感觉到些许不安。中欧商学院院长张维炯的一位同学最近从美国归来，他旅居20年，告诉张维炯：这种繁荣的景象发生在美国很多企业家都会打个大问号，这可以视为奇迹，而美国经济中的奇迹已经很少了。张维炯一时沉默，如果说奇迹的话，发生在中国的一切部分来自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体制创新等多种合力，而另一部分，还真的要打个问号。 驾驭繁荣，需要定力 面对繁荣，企业家们在想什么、做什么？“繁荣时期更需要有定力。”李家祥这样说道。他分析，企业家首先在荣誉和成绩面前要有定力。在2002年重组以后，国航每年以接近20％的速度增长。资产规模和自有资产分别从2002年的380亿、20亿零7千万增长到现在的1000亿和420亿。但李家祥认为，这些业绩只能说明国航自己和自己比进步很大，放在世界大格局里看，放在全国经济增长的大环境里看，是微不足道的。3年前，国航内部就定了一条规矩，各部门年终总结不要马上报业绩，先报潜在的和长远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克服。 在这一点上，王建宙与李家祥保持着相同的清醒。他认为，在中国移动不论是领导人还是员工都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移动在一些方面确实是世界第一了，但这是因为我们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这是全球其他的电信企业所不具备的。事实上，中国移动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有很多不足之处，特别是在软实力方面，包括品牌优势、行为规范、核心价值观和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国际优秀的竞争对手比还有很大差距。 “当经济繁荣了，企业有钱了，企业家在面临重大投资机会时要有特别的定力。”李家祥说。近年来，美国航空业不景气，4大航空公司先后宣布进入破产保护状态。美国金融界的朋友三次找到李家祥，要拉他借机去美国收购，他左分析右分析，结论还是不能去。2006年意大利航空公司整体经营陷入了困境，意大利经济部长和驻华大使都找到李家祥，希望国航能够投资。这次连国航的高管也觉得可以尝试。“你别‘烧包’，”他看了动心的同事一眼，“知道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债务有多少吗？70亿，是欧元！”而在石油套期保值上他屡有大手笔。“繁荣时期更考验眼光，不光是把握自己的脉搏，还要时刻观察全球的动态。” 十七大之后，柳传志和他的同事们在认真地学习、研究形势，准备制定和调整战略。“冬天的事是什么你明白吗？就算是明白了你做得了吗？如果不明白或做不了，就要在现在赶快调整。”柳传志告诫。被尊为IT企业教父的柳传志认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最具价值的战略无非是好的时候企业怎么能快速地进攻；不好的时候，怎么能立刻退缩回来，保证充足的现金流、控制住成本、保住利润。柳传志建议旗下实业公司的高管在战略制定之后还要自问这样几个问题：“我判断了吗？有执行力吗？员工配合吗？”他希望联想投资和弘毅投资尽快把所投资的企业理一遍，该培育的培育，该退出的退出。“谁也说不清楚那个点，如果过早退出也是吃亏，但必须分析一遍，形势真不太好的时候，知道能把谁卖出去。”投资公司做的第二件事情是要准备足够的资金，在低谷期能够利用机会收购兼并。 不久前，招商银行的市值超过了德意志银行，马蔚华并没有因此而激动。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发出了一个2008年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的信号。“过去10年都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用‘从紧’表述，现在提到不仅要控制总量，还要控制货币投放的节奏，”马蔚华说，“对于企业来说这可能会带来很多困难，但是对于银行来说，危机比企业绝对不差。我们给你贷了款，后面的贷款跟不上，你出了问题，我们也不好过。”他知道，商业银行最容易为宏观经济的变化左右。据马蔚华称，这几年来，招行每年把总资产规模的增长控制在不超过20%，2007年则更低。 “我们的生存之道是第一要有危机感，第二要有对银行业历史转折的预见性。第三，要有应对主动性。”马蔚华说。 招商银行的高市值让马蔚华也面对与李家祥同样的诱惑。最近投资银行接踵而来，给他讲各种故事，建议他卖点东西。但马蔚华认为，能否把这些诱人的故事讲好关键在于管理能力。“去海外把人家收了，但管理能力决定了掌控力，掌控力不强，最终可能是被他接管了。”马蔚华准备在2008年将招行的重点放在提升管理上。而在2006年初，他为“招行20年大庆”准备的礼物就是一份危机报告。“留得青山在，未来20年机会大大的。”
2007年，收购了雅虎的马云又烦又忙，别人眼中的繁荣年份在他那里成了最紧张的一年。阿里巴巴超过15亿美元的上市融资是为了提前准备“过冬的棉袄”。曾经亲历互联网泡沫兴起到破灭全过程的马云毫不掩饰自己的谨慎：“我把繁荣称为夏天，夏天要少运动，多思考、多静养。繁荣延续那么长，意味着冬天很快就来了。所以，我特别担心现在的繁荣。在繁荣时期或者说是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准备冬天的来临。” 可见，企业家们在繁荣之下的举措几乎全部指向一点：搞清楚体现在公司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乃至股价图上的力量，哪些是真正可以驾驭的，虽然这的确很困难。北京大学、长江商学院教授周其仁对中国企业家们是否具有驾驭繁荣的能力有些担心。他最近在几个公司做调查，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人们看未来现金流时都是基于一些繁荣的假设，“现在公司资本金充足、利润好，银行追着给你贷款，但这个假设可能有变化，当宏观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互相兑现承诺都很困难。” “过冬”的准备 在认识繁荣、审视繁荣的过程中，“过冬”、“御寒”这样的词多次出现在不同人士的口中。中国政府刚刚公布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让企业家、学者们感到了丝丝寒意。200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了2008年宏观调控的从紧基调，即要坚持稳中求进，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协调发展，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周其仁认为，在这种形势下，相当一部分行业、企业要准备“御寒”。他甚至觉得冬天的气息已经飘来。一个月前，周其仁在联想内部举办的一次企业交流会上得知，广东某纺机企业突然一张海外订单也没有了。这是一家外向型制造企业，老板年纪不大，这个生意却已做了15年，之前他从未遇到类似情况。周其仁觉得，这个个别事件与世界经济大局之间有重要联系，“中国经济不再是封闭的经济体，国际市场的变动不可阻挡地会对国内形势产生影响，而国际市场有下行的风险，主要原因来自美国的次贷危机，麻烦本来是美国银行的，但这一轮一轮卷，对于中国南方的出口型经济将有很大影响。”周其仁说，他参加广交会发现订单也没有往年乐观，“变动趋势有多久我不敢讲，但这不是个小变化。”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对2008年企业的经营环境很是担忧，清华经管学院的预测显示，2008年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将全面上升。首先是资源性成本，这个企业无法控制，是国际定价。其次是要素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土地、劳动力成本，这里有经济因素决定供求关系的作用，同时又有政府政策的影响。例如土地政策和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力的成本会有影响。第三是社会成本。企业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要为环保、和谐支付成本。这三个加起来会使企业的整体经营成本被动上升。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武常岐算了这样一笔账，不考虑原材料成本，单就2008年中国人均GDP增长10%、通货膨胀4%、人民币升值6%，中国企业的成本将是原来的三倍。这20%的成本企业要如何应对、如何摊销？ 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是，中国企业所处的大环境，比如法律环境和政府监管环境正出现一些长期看来对企业整理运营不够有利的倾向。钱颖一认为，中国的法律正在从过去对企业进行控制转为对企业行为的干预，有些干预变得覆盖率极广，会产生新的问题。比如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劳动合同法》覆盖了所有企业，其动机是要保护劳动者，但很可能会伤害到劳动者、老百姓、企业，甚至国家的竞争力。第二，社会上出现了不利于企业按市场规律运作的舆论。近期，清华经管学院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企业职工在对经营班子的收入上升问题所持的看法，民营企业中有80%的雇员认为这是剥削，国有企业中79%的人认为这是国有资产流失。可以想像这样的一种观念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会造成一些影响。 在微观层面，一个让中国制造企业挥之不去的困惑是，他们对自己的企业形象、品牌形象的评估和外界对他们的评价相比有着很大的落差。这几天，朱新礼很郁闷。他坐在国航飞机的头等舱里，发现饮料中没有汇源果汁，空姐很热心的告诉他：汇源？有，在经济舱。一下飞机他马上给国航董事长李家祥打电话：你把世界最好的果汁放到了经济舱里。李书福更郁闷。在来参加“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路上，他乘坐的吉利牌轿车，一直被前面的奔驰压着不能拐弯，“我要是开着宝马他能不让我过去？”李书福瞪着天花板，像是问台下的观众，又像是在问自己。 和2007年“中国制造”在海外遭遇的“安全门”事件相比，朱新礼与李书福的故事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从2007年4月直到10月，几乎每周都有因安全问题召回或禁售中国产品的国际新闻。从有毒的宠物食物开始，发展到有工业化学物质的牙膏、缺少重要安全性能的轮胎、含有毒细菌的海鲜以及油漆铅含量超标的玩具。甚至有极端的美国媒体表示，中国人先是抢走了我们的工作，后来试图毒死我们的宠物，现在又想毒死我们的孩子。由于不堪国际舆论的重负，佛山的一家玩具制造商选择自杀这一决绝的方式让自己得到解脱。 “中国制造”真的如此不堪吗？根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2007年上半年，中国出口美国的食品检验合格率达99.1%，出口欧盟的食品合格率为99.8%。2006年，中国牙膏出口被查出含二甘醇的只有330万美元，仅占总额的三十万分之一。而在全球，2006年，中国出口玩具共30万批，被召回的亦不足万分之一。 “中国制造”的形象被低估是一场莫名其妙的误会吗？实际上，这种低估的背后正是源于中国企业长期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优势获取链条上利润最小的那部分价值。一旦有危机爆发，除了默默承受，毫无应对、还击之力。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为这样的“中国制造”感到心痛，他由此发问：“中国企业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什么？”项兵认为，美国企业为股东而战，日本企业为职工而战，中国企业为谁而战？难道为了微波炉、电视机销量全球NO.1，杀遍武林所有高手，最后自己也奄奄一息？中国企业把污染最重、附加值最低的环节全拿过来，为整个世界提供廉价丰富的产品，最后反而落得备受诟病，这是我们的目标吗？ 另一类危机以缓慢的方式行进，也终于在2007年显现。无锡因蓝藻事件造成的紧急停水事件不过是一个开始，西方发达国家200年走过的污染道路，中国20多年就追上了。千万不要高估我们的环境承载能力，即使按照现在减排规划，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也会超过容量的一倍。中国水资源的价格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空气和水名义上属于全民，因此也看作“公地”，在之前的发展中，企业的环境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这些外部成本必须内部化。 “能让中国经济再继续繁荣10年、20年的因素都存在，”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说，“但这仅是理论分析，能不能实现10年、20年的持续增长，需要政府和企业家的成功引导。”拉美衰退、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东南亚金融风暴、中国台湾股灾等危机被频频用来参照。尽管每次危机各有特点，但所有的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繁荣的背后各种不平衡因素在一点点积累，谁也不能预料那根稻草——压死骆驼的稻草来自何方。 “如果中国在繁荣后遭受萧条，就不是简单地被打断，而可能被长期边缘化。”樊纲深吸了一口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用10年时间也走不出危机阴影的例子比比皆是”。 让繁荣持续 眼前的繁荣是不是即将消失。来自中国一流商学院的院长们给出的预测可以让我们暂时舒一口气。他们预测，2008年中国的GDP将会继续高速增长，没有悬念。来自清华经管学院数据显示，中国的GDP增速在2007年第四季度达到一个高峰，2008年会出现增速下降，但仍会以10%的速度增长。 在乐观的宏观环境下，拉动中国经济继续繁荣的驱动力又是什么？邻国印度在效率与稳定之间的平衡，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印度像一辆有12个轮子的卡车，即使有一两个轮子被扎破，也不会翻到沟渠里。”如果将这个比喻拓展，中国的轮子够多吗？ 完善公司治理是轮子吗？中欧商学院与联合国某部门刚刚在日内瓦对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进行评价，采用了五大类指标，中国的得分比较低，其中最弱的一项指标是公司制定的反收购措施。这让张维炯反思，外资并购我们的龙头企业，表面是产业安全问题，实际是公司治理问题。 高素质团队是轮子吗？现在许多中国企业口袋里面有钱，资本市场预期也不错，只有队伍还是个瓶颈，“央企走到哪儿都感觉有人才缺口。现在说人多，一大堆，真正挑出来能去干事的人不多。随着繁荣时期的到来，很大一个课题是‘并购’，而并购的成败因素之一就是团队”。李荣融感叹。这远不是他一个人的焦虑。 “过去说中国企业界都是游击队，我们只会东打西打地穿梭躲闪，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学会管理1000亿规模的大公司。40岁左右的企业家都面临共同的挑战，就是如何管理千亿级的公司，这是一个新挑战，中国人过去30年没有遇到过。”《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说。 有自主产权的技术是轮子吗？能享受技术尊严的人包括王传福、邓中翰、施正荣、李书福等，他们分别有过一段为争取尊严而四处碰壁的心酸史。在这个亢奋的年代，一掷数亿搞股权投资的企业家可以被视为果敢，转战房地产、矿产等领域的企业家可以被视为精明，而这些刻意寻求技术尊严的人们通常被视为疯狂。但这群“疯狂”的人却是好年景中最冷静的群体。技术派的贡献不是为以量取胜的中国制造加磅，而是给中国制造结构转型提供机会。 高效的金融体系是轮子吗？“金融强国”不但意味着世界的钱可以到中国来玩，而且中国的钱也可以到世界上玩。但对此最向往、兴奋的群体可能并非是金融家而是实业家。“没有金融，哪有制造啊？”郭广昌说。据他说，目前在江浙一带，一些民营企业的借贷成本超过20%。当他说出这个数字，台下有听众鼓掌，金融的血液能够循环起来，意味着中小企业能够享受惠泽。“大财富观”是新轮子吗？新《劳动合同法》是游戏规则改变的标志之一。与“脱贫”时代的财富观不同，“繁荣”时代的财富观不仅创造有形价值，还要考虑更多的无形责任。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一位企业家发问：现在房价这么高，我们民营企业员工的房子怎么解决？考虑到提问的对象是任志强，你就可以猜测他一定得不到他想要的答案。任志强回答：“当然是你，谁让你是他的老板，你要给他可以让他买得起房子的工资。” 任志强的话听着冷漠、刺耳，但也指出了一个真命题：企业和它们的员工是利益的共同体还是利益的矛盾体。过去十几年来，中国企业的低成本发展模式与核心竞争力的根基相当一部分是源自常年维持给员工的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员工个人财富的积累速度、生活状况的改善并没有跟上企业发展的步伐。“当我们的企业做强做大，而员工还处在一种低水平的生活状态，这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优秀的企业应该追求的目标吗？”中欧商学院副院长张维炯高声地反问到。 或许，这些都不是轮子，它们只是正在快车道上飞驰的中国的后视镜。又或许，繁荣从未理性过。 [领袖意见]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这几年，消费市场的冻土层被大大地松动和打破。2001、2002年联想卖电脑200多万台，占中国市场的30%左右，觉得以后很难把市场占有率再做大了，就搞多元化、往海外走。但到了2006年，联想电脑卖到600多万到700万，产量增加几倍。卖到哪去了呢？卖到了五六级城市和城镇去了，往下走了。大量的农民出来做工，购买力大大增加。这是我们切身的感受。在联想投资的领域里面，面向中国低收入人群的市场，都做得非常蓬勃。我们注意到，很多做消费类的中国企业，卖衣服、卖食品、卖牛奶的，盈利幅度都大大增加，就是因为在往下走。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中国产品为什么不能提价，为什么要卖得这么便宜呢？中国制造要涨价，不仅是要从低端的加工制造业进入附加值更高、利润更丰厚的产业领域，更要敢于在产品中增加人力成本、环境成本、社会责任成本，在增加成本的同时，提升价格，为中国制造博取形象溢价。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唐若昕/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是一个贸易顺差大国的时候，可能忽略了，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信用逆差国。我们8000亿美元的进口，贸易加机电设备的进口有几千亿美元。这几千亿美元的购货方式是两种，一种是即期信用证，一种是预付款。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的企业和银行的信用，在国际贸易中被大量地占用。还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利息、贸易成本很高。这对中国可不是好事，这对中国的企业也不是好事。最近我们一个副总经理陪同国家领导出席俄罗斯的出口贸易会，回来之后引起了国内上下热烈的讨论，因为应该被打*股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在给中国企业做出口，我们在给中国企业做赊账的管理，在给中国的企业出口做管理。但是，我们并没有为中国企业的进口提供足够的履约保函，没有提供足够的预付款保函。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美国人主要为股东而战，日本人是为职工而战，给员工的工资是最高的，中国企业为谁而战？难道是微波炉生产全球NO.1，这个目标可以反思，杀遍武林所有的高手，自己奄奄一息，员工的工资没有提高，自己也是中产阶级，这是我们的目标吗？我们要深刻反思一下，中国企业为谁而战？是反思的时候了。我们过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有条件和必要现在来考虑这个问题。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我说一个统计局没有统计到的现象：“未婚女青年推动房价上涨”。现在房价上涨跟需求有很大的关系，至少少算了50%。我做过很多随机的调查，不完全统计，没有房子，90%的女性是不嫁的。中国女性待嫁的年龄是25岁到30岁，这样就把买房的年龄大大提前了。如果政府强制规定35岁才能买房，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另外，中国人的财产关系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统计上买不起房的却买了房，就是因为可以动用整个家族的财务力量。 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我们的信用卡，原计划8年盈利，结果4年盈利，而且在盈利中有40%是来自于透支的利息循环信用，这使我对中国的消费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中国人也透支了。谁在透支呢？年轻人和有钱人。现在的年轻人和有钱人，绝不会像他们老一代，一分钱一分钱的储蓄，然后拿这个储蓄放贷。现在的年轻人，“有钱就投资，没钱就透支”。在这样情况下，银行再天天拉存款、搞储蓄、放贷款，就已经不适应了。银行逐渐产生第三种功能，就是“社会财富的管理中心”。不仅是管理私人财产，另外还要管理企业的财富。在银行竞争中，我的体会是，谁能先做这件事，谁能做好这件事，谁就拥有未来的主动权。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经济的崛起一定带来金融的崛起，现在中国进入一个金融崛起的过渡阶段。这个判断来自于什么？最核心的是，整个经济成长进入到一个没有强大的金融支撑，就不能使经济持续高速成长，这是一个判断。 金融走到这一步是开放好还是暂时封闭好，是保护和开放的命题。人民币要可自由兑换，技术条件完全具备了，1万4千亿外汇储备，每年我们有2千亿贸易顺差。从一个债务国向债权国过渡，美国就是一次大战的时候，所有的工业完成了一开始从一个债务国向债权国过渡。我们统计今年外商直接投资，引进2千亿美元，投出去1千亿美元。当前的头号国家战略应该是建立一个强大、高效的金融体系，这需要心理准备、人才准备和制度准备。战略背后的核心是什么？是一支强大的国家财经团队。治理国家和治理企业是一模一样的，治理国家是政治团队，中国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时候，财经团队最重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我们对企业所处的大环境比较担忧，主要是法律环境和政府监管环境正在出现一些对企业长期发展不大有利的倾向。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第一，我们的一些法律正在从过去对企业进入的限制转为对企业行为的干预，而这些干预所覆盖的企业是普遍的，这会产生新的问题。比如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将覆盖所有企业，国企、民营企业、外企无一例外，大企业、中小企业都包括在内。其动机是要保护劳动者，但最终结果却不一定，有可能会伤害劳动者、老百姓，同时也伤害企业，甚至国家的竞争力。第二，一些社会舆论不利于企业按市场规律运作。比如，我们的一位教授最近做了一个调查，了解企业职工对经营班子收入上升问题所持的看法，发现民营企业中有80%的雇员认为这是剥削，国有企业中79%的职工认为这是国有资产流失。可以想像这样的一种观念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会造成一些影响。又比如，在昨天的大会论坛上，柳传志提到了《劳动合同法》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但他同时说他提出这个问题很紧张。这的确反映了我们目前的舆论环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