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政策的经济学价值并不仅仅表现在灾后，它甚至决定了一时一地会不会发生火灾，发生多大的火灾，以及火灾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文/李华芳
始于１０月２１日的加州大火，到目前为止还未能确定初步损失，但大火至少席卷了４８万英亩的土地，导致１５７５户民房被毁，７人死亡，百万加州人被迫疏散，直接经济损失估计超过１０亿美元。 与２００５年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一样，受灾之后布什政府的救济工作饱受诟病。此次加州大火也同样烧出了加州救灾系统的问题，揭示预防和灾后救济存在重大缺陷。受灾严重的圣迭戈县在２００３年也曾遭遇大火，当时有２４００户家庭被毁、１８人死亡。许多美国人提出质疑：为何加州一次又一次受灾？ 大火“烧旺”加州房市？ 此次加州大火造成大量建筑被毁，因此灾后重建必然会增加房地产市场上的投入。因此有人指出，加州大火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尚未平息，加州房市也不红火，大火一来，千厦已倾，百废待兴，或有助于振兴房市，解决次贷危机问题。 这种想法并不奇怪。早在２００５年卡特里娜飓风席卷新奥尔良时，就有不少人指出飓风是一个“天赐工程”。概言之，飓风会刺激经济增长。当时Ｊ．Ｐ．Ｍｏｒｇａｎ的高级经济学家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ｈａｎ就认为，长期而言，飓风将刺激整体经济发展，因为受灾城市需要完成大量的清理和重建工作。这意味着未来１２个月内，将产生大量的职位空缺，而这是对经济有利的。 这种“破坏有理”的说法，经济学上称为“破窗理论”，最早由经济学家巴师夏在他的著作《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一文中提出。巴师夏说，假设一个莽撞的小孩子打碎了商店的玻璃窗，店主就要花６法郎请玻璃工来换玻璃，小孩子为玻璃工创造了就业。 ＡｎｔｈｏｎｙＣｈａｎ对卡特里娜飓风刺激新奥尔良经济的判断，即是对“破窗理论”的应用。但这种观点显然并不能为所有人接受。中国经济学者薛兆丰曾在《金融时报》发表《飓风刺激经济吗？》一文驳斥这种观点。薛兆丰认为，一个地区只要投钱就会刺激经济发展，完全不需要先把“大好山河夷为颓垣败瓦”，然后才发挥注资的作用。退一万步讲，即使要先搞破坏再刺激经济，也得疏散了人口再说啊。 如今，大火已经造成既定损失，重建的确会刺激加州房地产市场。但即便加州房市开始兴旺，对解决全美次级债危机而言，还是杯水车薪。更何况重建基本上只能恢复到过去的水平，而不是额外产生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认为加州大火能够解决次贷危机的想法，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破窗理论在其出发点上就存在一个误区：如果窗户不破，也就是说加州不发生大火，房子没有被烧毁，资本也并非处于静止状态。在实际生活中，用于重建的这笔钱原本可以用于其他领域，为社会提供更多福利。而现在不得不用于重建，是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失。“破窗理论”的“爱好者”只是看到了加州大火烧毁了房子，外来资金重建将会促成房地产市场的兴起，这是“看得见的”好处；但他们没有看到这笔外来资金原本可以用在更需要的地方，造成了别处“看不见的”损失——只是没人知道那损失究竟是什么罢了。 其实，“破窗理论”的提出者巴师夏就曾说过，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店主作为消费者、玻璃工作为生产者，还应该看到坐在一边的擦鞋工。因为这６法郎原本可以用来擦鞋的，但现在却“不得不”用于换玻璃。巴师夏因而指出：好的经济学家和差的经济学家只有一个区别：差的只能看到看得见的效果，好的则除了看到了看得见的效果，还能把看不见的效果考虑在内。 政策的经济账 同一笔钱原本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现在只能用于灾后重建，已经是一种效率损失了。因此重要的问题是考虑，在灾后如何使用这笔钱会更有效率。政策选择这时候就变成了大火之后的经济学考量中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放宽眼界，我们就能知道，加州的大火的启示不仅在于如何正确使用灾后重建资金。政策的经济学价值并不仅仅表现在灾后，它在火苗燃起之前就已不动声色地发挥效用，甚至决定了一时一地会不会发生火灾，发生多大的火灾，以及火灾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关于加州大火是天灾还是人祸，现在美国国内争议颇多，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国政府实施的“火情抑制政策”，是造成此次火灾损失惨重的罪魁祸首。
“火情抑制政策”是美国火灾干预的指导性原则，制定于２０世纪初。政策内容的关键是在发现火情后务必于当天上午１０点前扑灭。乍听起来，快速扑灭火灾，是对居民财产和生命安全负责的表现，但早已有自然科学家指出，这是对火灾的一种误解。因为森林在自然新陈代谢过程中会形成一些小火，当它们烧到潮湿的灌木丛时就会熄灭。这些小火是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可以避免大面积火灾发生，但“火情抑制政策”导致森林自燃现象被人为干预，从而破坏了自然周期，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更容易发生大火灾，由此造成的损失更加严重。 加州就是最好的例子。长期的“火情抑制政策”让加州居民在野生地及其附近建起了更多住房。今日加州，大约有３２０万户民居被定位为山火“高发”或“特别高发”的类别。此次加州火灾的重灾区——圣迭戈县，１９９０年后兴建的房子有四分之三都处于“易燃”地。这种“野生地与城市”交叉的布局，尤其加剧了加州大火造成的损失。野生大火往往引燃于天然树林、度假区和其他公共地带，而这些居民新区恰恰处于最开放的地带，由此成为每次火季中最脆弱的易燃区。 重建难题 作为灾前的错误政策的延续，在火灾之后的重建过程中，很少有官员对“火区兴建”工程中的盲点给予足够的重视——是不是应该仍在火区兴建新的房屋。 市民对居住区域与火灾损失的关系似乎并不在意。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专研城市规划的助理教授托马斯·肯帕纳拉说，加州人在火灾之后的直接反应是恢复和重建，而不是搬家。当他们的生活被打乱后，他们希望回复过去的样子，而不是看得更为长远。这就给政府的灾后重建提出了几个新问题。 首先，是重建还是移民？需要比较这两者的成本。表面上看，由于加州很多房子位于火区，并且时有火灾发生，因此考虑移民是合宜的。不过问题在于从时间长度来看，火灾的时间毕竟比较短暂，如果一年内其他时间都适合居住和工作，加上加州人的“固执”，那么选择重建的收益可能更大。并且在重建的时候，人们会考虑避开火灾高发区。 不选择移民可能还有政府利益集团的原因。救灾部门本身也有其利益，如果灾后移民，那么救灾部门今后掌握的资源就会减少，甚至这一部门都未必有存在的理由。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的说法，官员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会不惜损害公共利益，例如故意拖延救灾时间，人为加重灾难等。做一个阴暗一点的假设，“火情抑制政策”就有可能是当地官员想出来的保自己饭碗的“诡计”——当然，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最后，在决定重建的情况下，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在重建过程中要注重预防下一次危机。实际上，多数研究都证明预防是能够避免绝大部分损失的成本低廉的有效手段。例如居民的临时性转移，预警机制，基础设施建设中增加对防灾的考虑等。提高预防的效率是十分重要的，利用新技术监测加州的森林大火大概是值得考虑的举措了。此外，防灾救灾需要在政府之手外，借助商业公司、ＮＧＯ和社会个人的力量。人们需要认识到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不仅要依靠财政支持，更重要的是动员当地力量参与，使得防灾救灾本地化和社区化，如此才能更为快捷、灵活和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