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药 到中国“试药”



    在低成本和宽松环境的诱惑下,中国正成为众多国际药企热衷的“新药试验场”。而本土的CRO(委托合同研究)产业也随之风生水起 

    文/袁茵

  一个大学生的“兼职”

  小陈是沈阳药科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开学近两个月来,他已经多次徘徊在学校的公告栏前了。他在留意招募志愿者的信息,“从去年年末开始,这样的招募越来越少了。”他无不惋惜地说。

  小陈所说的志愿者并不是通常理解中的志愿服务人员,他们的另外一个叫法是“试药员”。他们参与进行的是各种药物的临床试验。众所周知,在各种药物上市以前要进行临床试验,而在药品真正用于临床病患前,需要小规模地进行健康人体试验。这种试验主要用于研究药物在人体内的运动和代谢。

 试药 到中国“试药”
  一般来说,这些志愿者会在前一天晚上入住指定的试验地点进行相关检验并抽血。第二天统一服药,并按照试验设计抽取3到5管血。此后一段时间,受试者将每天定时去指定地点抽血。试验大多为期一周,这期间内志愿者会被抽取15到20管血。每管5毫升,大概相当于验一次肝功能的血量。

  “一管血30块钱,高的35,低的25。”小陈的同学刘宇(化名)告诉《中国企业家》,“每参加一次试验可以赚取500多块钱,这差不多够一个月的生活费了。”大部分试验要求志愿者全部是男性,其余的要求男女各一半。而参加这样的试验在医学院药学院里很普遍,“在医学院药学院读四年,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参加过这种试验。”刘宇说。

  这样的试验一般不为外人所知,一是因为外人不太敢参加这样的试验,只有相关专业的人才敢参加;二是试验要求的人数并不多,二三十人足够,主持试验的导师一般会让自己的学生去找,不够的才在校园里贴小广告。

  在这些学生看来,这不过是一份正常的兼职,额外增加点收入、给女朋友选一件合适的礼物。很多人都会直接想到这样的方式。按照规定,每次参加试验后至少要两三个月才能参加下一次试验,但很多人并不在乎这些。小陈曾在四个月中进行了三次试验。但他坦言,也有这样的同学因为参与试验过多而某次的试验药物中有抗凝血成分造成经常性的流鼻血,但“没什么关系,过几个月就好了。”

  这些项目大多来自国内的CRO(委托合同研究)企业。CRO的雏形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的公立和私立研究机构,当时他们为制药工业界提供有限的临床前及部分临床试验服务。到今天CRO已经发展成一个相对完备的技术服务工业体系,目前CRO提供的技术服务内容包括:新药产品开发、临床前试验及临床试验、数据管理、新药申请等,几乎涵盖了新药研发的整个过程。

  在中国CRO产业发展中起里程碑作用的就是1998年中国仿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形式所成立的SFDA,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药品管理法规,强化药品审查制度,我国的药品监督管理体系才逐步完善。此后,国内CRO产业开始兴起。目前仅上海张江就有30多家CRO企业。

  早期的本土CRO公司主要为一些国内制药企业提供临床试验和申报注册服务。当制药企业有意进行新药申报和注册时,他们会选取具有认证资格的CRO公司代为进行临床试验,以搜集申报药物所需要的试验数据,并代企业向相关部门申报新药。

  临床试验开始前,组织机构需要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进行审批。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志愿者招募方式主要有两种,除了由相关的研究医院在自有病患招募外,CRO企业还会在相应的渠道上贴出公告信息。若通过筛选,受试者会免费得到相关药品和检测设备,有的还会得到研究机构的报酬。一则关于糖尿病的志愿者招募书就这样写到,合格的受试者可以免费获得3个月的药物治疗,免费获赠血糖仪、试纸,及免费进行与试验相关的检查。

  由于试验涉及到受试者的安全性和合法权益,还需要医学伦理委员会根据《赫尔辛基宣言》对临床试验进行审批。但相当多的CRO企业并未严格遵照规定执行。按照规定,受试者应该同时保留知情页和同意页,而很多公司并没有将知情页交给患者。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很多受试者把知情页拿回家后仔细研究半天,最后会选择放弃;而不把知情页交给患者,则有欺骗受试者的嫌疑。此前也有媒体报道过相关机构以低廉的价格招募受试者,并不与其签署知情同意书的事件。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品甚少,很多试验都是一些国际药企已经成熟的产品在中国的重新申报。北京大学医学院一位博士告诉《中国企业家》,“由于市场上已经有了很多相关产品,很多药物作了健康人体试验之后就不做其他临床试验了,因为花费太大。不过这几年国家对这方面的审批越发严格,这样的药品越来越少。”

  今年1月1日,中国正式推行《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简称GLP),新药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必须在经过GLP认证、符合GLP要求的试验室进行,而GLP认证平均投资要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中国绝大部分企业无力投资,只能选择外包。

  北京医药集团中央研究院院长骆燮龙评论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法规的完善,低水平重复仿制药的临床研究及报批数量势必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将是大量的创新药物。这对原有的CRO产业是严峻的挑战,但对新兴的CRO企业来说却是难得的机会。”

  中国“试验场”

  CRO企业的机会,缘于全球药物研发向中国转移。

  今年9月4日,全球医药巨头阿斯利康就联合了北医三院成立了全球药理研究中心。这是阿斯利康在亚洲惟一一的临床药理研究中心,主要用于加快阿斯利康新药在中国市场的上市速度。去年,阿斯利康还在上海建立了创新中心,进行药物的早期开发。

  阿斯利康全球CEO大卫.布伦南表示,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除了考虑到研发成本外,更主要的是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而且,从临床试验角度来说,在中国选择的志愿者受到其它药物干扰的概率更小,能为试验提供更好的数据。

  其实,早在1993年阿斯利康就在中国进行了一项名为HOT的高血压领域的临床试验,共有90名病患参与。到今天,这样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开展了6项。

  就在此后的两周内,全球另一医药巨头诺华也对外声称,由于对印度“弱化专利保护”的法律环境不满,瑞士诺华制药宣布将数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从印度转向中国。而诺华首席执行官魏思乐(DanielVasella)则表示,与其说这是对印度(弱化新药的知识产权)的惩罚,不如说是因“投资理念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作出的调整。

  骆燮龙评价,世界制药巨头将研发向中国转移有多方面因素。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非常受到认可,企业已经越来越具备承担国外定制合同服务的基本条件。同时中国的研发资源局部过剩,归国人员也带回了能和这些企业对接的技术。

  而对于这些跨国企业来说,在认可了基本技术的前提下,低廉的价格也给这些对研发成本的控制要求越来越严的大企业足够多吸引力。

  一些国外的CRO公司已经紧跟着世界医药巨头一起来到中国。保诺就是其中的一家。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美国公司,3年前建立。目前中国是公司惟一的研发中心。公司从事化学药、生物药以及临床试验方面的CRO服务,已经和世界排名前12位跨国制药企业中的10家进行合作。

  保诺中国区总裁NigelBeeley说,在选择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前他们曾经考察过印度、新加坡,甚至台北。其中中国和印度的成本差不多,但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相当好。虽然印度开展CRO较中国早,技术相对成熟,还有很多英语人才。但就未来的发展来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更快,市场前景也更宽广。

  目前,保诺的大部分业务都选择和中国的CRO合作进行。由于涉及到知识产权和仪器设备等问题,保诺会将业务中的一部分交给中国本土的几家CRO企业来完成。Nigel说,这些项目在技术上没有高端低端之分,只不过是每个企业承担自己最擅长的部分。而CRO的发展对中国是相当重要的。将来中国在药物试验这方面,会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一个国家。

  据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整理的资料显示,全球的CRO产业的递增速度在25%-30%。预测到2010年,全球的CRO的市场份额大概在305亿美元左右。中国将逐渐占据越来越多的世界CRO主导份额,而在这一过程中印度应该是最强劲的对手。

  骆燮龙说:“近十年来CRO在中国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首先取决于中国已经具备的进行医药研究的人才和医药研究的基础条件;其次需要硬件设施,这需要达到国际基本规则,比如CGMP和CMP。另外在相应的CFO基本的国际规则上,中国也在进入WTO上日渐成熟。比如说知识产权,在服务方提供了技术和配方后,企业要按照技术实施,需要良好的诚信。”

  而这对中国的医药产业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涵义。进入国际俱乐部,需要相应条件作为“通行证”。如果企业能为这些跨国企业提供服务,说明企业能够被海外企业认可;同时也可以获得收入来改善和提高企业自身的生存条件和发展。

  药明康德就是新兴CRO企业中的成功案例。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于2000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领先的制药和生物制药研发服务供应商,在我国化学品定制企业中发展最快,规模也最大。尤其是药物中间体和原料药方面,在国内尚无对手。药明康德宣称其客户包括了9家全球排名前10位的制药公司,有600余个国外制药巨头的全时雇员(FTE)位置。今年第三季度,药明康德在美国上市(NYSE:WX),短短一段时间,股价飞涨,成为在该季度上市公司中价格增长速度最快的公司。

  然而,与国际接轨的路还很漫长。由于大部分CRO企业规模还很小,骆燮龙在去年牵头成立了北京中关村CRO联盟并担任理事长。现在,联盟中已经有四五十家企业,明年将拓展到100多家。他希望能使中国的CRO企业以一个整体的形象进入国际舞台。明年条件成熟的话,把欧洲的、北美的、日本的、韩国的和中国的一起组建一个国际CRO联盟。这样就可以通过联盟组织对企业进行认证,并联合这些企业共同承接业务。

  目前,中关村CRO联盟及其下属企业在和跨国企业的实际接洽中遇到的最大两个障碍是不知道如何按照国际标准定价和无法准确估量国际制药企业的合作评判条件。骆燮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家伊朗的企业到中国来寻访合作伙伴,看了很多企业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后来,这家企业考察了北京一个规模不大也并不出众的企业,随即就签订了合作协议,理由是这家企业让人更具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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