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仅用2年间，彭小峰便由前安防用品制造商一跃成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翘楚，但与前财务经理的恩怨纠葛，却让其以更瞠目的速度失去一半身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向来低调的他对本刊首度开口
文/袭祥德
11月一个天空阴沉的早上，本刊记者在江西吉安市郊一个破败的小院子里找到了齐建华，她在这里雇佣了不到10个工人，进行一些劳保手套的加工。我希望她谈谈那位中国新晋的太阳能产业首富。1993年时，齐是吉安外贸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正是她发现了那位叫彭小峰的年轻人，后将其招聘入这家公司的业务科。 彭小峰应该感谢齐给予他的这次机会。彭生于1975年，父亲是吉安地区安福县洲湖镇上的一位做服装生意的小商人，他在读完镇中学后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后来，他把自己从这样一个简朴生活之地，“发射”到在海外资本市场备受追捧的中国富豪行列之中——他的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在今年5月上市，胡润财富榜将他的个人财富估值为400亿元。完成这一“大跃进”，彭只用了2年时间。 彭在1997年离开了吉安，辗转到苏州开始做安全防护用品生意。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这家外贸公司。“只有我叫他小彭，现在也是。有一年过年时，他带着媳妇到我家来过一次。”在摆着许多劳保手套样品的办公室里，齐建华很快给自己点上一支烟，“我也不主动去找他，即使有钱也是人家的。”闲时，她就和原来的同事们打打麻将。 这个“聪明、好学、肯吃苦”的年轻人在辞职时曾游说齐建华一起出来闯荡，齐拒绝了。两人的人生轨迹自此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齐所在外贸公司迅速衰落，她本人也于2000年退休后开始了现在的生意。彭小峰则在江西的另一个城市新余建立起了一个太阳能产业的帝国。 在新余郊外土地平旷的经济开发区北面，远远便可看到一个巨大的拱形大门，从这里进去，就是彭的“紫禁城”，亚洲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基地。多达6000多名的工人每天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效率生产着太阳能多晶硅片，全世界最大的20家太阳能公司中有14家是它的客户。新余，这个110万人口的小城市曾经梦想着成为一座钢铁之城，但在数年前当地钢厂衰落后，它现在则寄望于成为中国的“硅片之都”。当地政府把赛维作为一号工程来支持，提供“24小时保姆服务”。“我刚来的时候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的销售收入总和只有100多个亿，现在已经达到了500个亿，下一步就是向1000亿冲刺。”新余市委书记汪德和说。 今年1-9月，新余进出口总额为8.5亿美元，其中赛维就有3亿美元。“2005年时新余在各地市的进出口总额排名里倒数第一，现在已成为全省第二。”新余海关关长钟海澄告诉《环球企业家》。在这9个月里，赛维还和当地另一家企业为中国银行新余分行贡献了20亿元利润中的1/5。 过去的两年中，它还成为各种社会活动的慷慨赞助者（8月18日，中央电视台“欢乐中国行”在新余举办了庆祝赛维上市成功的演出）。本地的高等职业专科学校开设了太阳能光伏专业，并专门设立了赛维班。这个城市还计划建立中国第一所太阳能学院。当地很多人为了进赛维工作，甚至需要托关系；一些超过招工年龄的人，居然会拿着其他人的身份证去应聘。即使这样，仍有2/3的应聘者会因名额已满而失望离去。 新余在江西省中部，从省会南昌要坐2个多小时的汽车才能到达。当本刊记者在10月末的一个周二进入这座巨大的迷宫一样的太阳能工厂时，正遇到工人换班，无数摩托车潮水般涌出厂门，而更多工人则浩浩荡荡地走向食堂。在一个食堂的门口贴着彭小峰的一张贺词，内容是，国庆节期间，设备工程部完成了工厂运行以来第一次综合性全面检修，“向你们表示祝贺”。 彭在2005年7月才开始在这片方圆达5000亩的土地上制造他的“神话”。“中国太阳能产业原来基本上没有大规模产业化，”彭小峰在接受《环球企业家》独家采访时说，“我算是这个行业的先行者了。”
“超级计算机” 当18岁的彭小峰在1993年成为吉安外贸进出口公司一名业务员时，中国正酝酿着惊人的巨变。由上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引发的市场经济改革热潮正在升腾，1993年召开的新一届“两会”，头等大事就是修改宪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动是“市场经济”入宪，“计划经济”淡出。一位两会代表在报到时发现，换餐券时不用再交粮票了。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50条，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提供了成套框架。 当年7月，央行新一届行长换成了朱镕基，中国开始以整顿金融市场为核心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了15家大型跨国公司的代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的邀请。外商直接投资（FDI）也从这一年开始了长达14年的汹涌增长。 所有这些急剧的时代变迁并没有一下子影响到吉安这个小城的生活。那是一个柳传志、倪润峰和张瑞敏的时代，杨元庆刚刚在联想崭露头角，赵勇也才在这一年加入长虹。与之相比，显然，彭小峰从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惹人注目的天才的未来企业家，他刚刚度过一个简朴的青少年时期，现在在齐建华的手下开始了他的“商业学徒"生涯。“他一开始对商业不是很懂，性格也比较内向，除了业务之外，与人交流不多。”齐建华回忆说。但这个农村来的年轻人的好学勤奋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参加工作第二年，彭小峰就有了到欧美等国考察市场的机会。每次出国之前，他都找来一大堆书籍，从语言、国情到经济文化无所不包，把全部精力投入其中，恶补几个星期。 彭的外语水平也不错。这些迅速增长的能力让他在1995年就被提拔为业务科长。齐建华现在仍清晰记得，在广州参加广交会时，平时不善言辞的彭小峰在现场却抓住任何机会主动与外商攀谈。 报价，这对任何一个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的生意人来说都是一门必修的实战课程。面对客户，他必须报出一双劳保手套包括综合加工成本、汇率、海运费、材料成本、人工成本等在内的合理价格，既让自己有利可图，同时又被外商所接受。 最初，彭小峰对报价把握不准，每当外商拿出一个样品，坐在旁边的齐建华就会快速敲击计算器键盘，根据材质、款式、成本报出一个价格，彭小峰把这个价格再报给外商，对方不接受，就继续报价。 在这样的实战锻炼中，彭逐渐娴熟地掌握了与外商沟通、谈判和产品报价的技巧，他把自己练就成了一台“超级计算机”。彭一直很自豪他的这种超常能力，当他后来开始自己做安全防护用品生意，经营3万多种产品时，“我从来谈生意都不带计算器，但我报的价格一定是最准的，”彭小峰告诉《环球企业家》，“我的想法都是仔细算好并充分准备的。我们去跟他谈，把我准备好的东西告诉他，他们觉得合理就接受我的想法。我通过算账的方式说服对方。” 彭这样度过了四年。在认识彭的人看来，他是一个温和的人，几乎没有任何业余爱好。当舞厅开始在吉安流行起来的时候，即使当时已40多岁的齐建华都不禁沉迷其中，而彭每天面对的仍然是书本和业务知识，若非工作必要，甚至很少主动与人交谈。这和他的中学老师记忆中的一样——“他很内向。”洲湖中学数学老师王丽峰告诉《环球企业家》，“如果不是今天他有这样的成就，我几乎记不得他。” 彭一直保持着这种单调的生活方式，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即使是当他今天已成为江西省一个传奇人物时。“工作就是我最大的休闲。”彭似乎很享受这种生活，他每天都会工作12—16小时，夜里12点之前从不睡觉。 彭1997年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扔掉铁饭碗，选择自己创业。苏州吸引了他。3年前，中国与新加坡决定在那里合作建设一个工业园区，无数资金和人才正像当年涌向深圳一样，现在开始汇聚于苏州。彭选择他熟悉的劳保用品生意开始赚取自己的第一桶金。最初，他依靠手中的老客户获得订单，后来，彭在香港注册了流星实业有限公司，转而以港资身份在苏州投资成立流星手套厂。他把父母也接到了苏州，帮他管理工厂。 他拼命利用一切生意机会。这时的他，已经开始善于抓住国际市场的需求从而进行生产。他办了手套厂、服装厂、眼镜厂、电动工具、安全鞋厂，还有反光材料厂。当他在2002年出差欧洲时，得知欧洲当时正酝酿修改交通安全法，将反光背心列为汽车随车标准配备，以保障驾驶人夜间下车巡视车辆或更换备胎时的安全。敏感的彭小峰一听说这消息，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要求下面的工厂立即做好设计和生产准备。 2004年，这一立法首先在意大利、西班牙实施，最初订购量就达几千万件，国内其他企业还没来得及反应，彭的工厂就已经把产品做了出来，市场份额一下子占据了70%。年仅28岁的彭一下子被所有做类似产品的进出口商所熟知，他的公司年出口额达到了10亿元，员工数随后膨胀到了上万人。彭后来将之改造成为柳新实业公司。 “我那时也算是个大老板了，衣食无忧。”彭小峰告诉《环球企业家》，在很多人看来，可以退休了，“但我还不到30岁，我必须找一个新行业再拼一拼，而这个项目必须是有潜力，可以做一辈子的。”正是这个想法让彭小峰的个人命运在未来4年间发生了惊人转折：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安全防护产品生产商，变身为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新能源掘金者。 与时间赛跑 和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类似，彭这时也崭露了他对商业机会的敏锐直觉。2003年底的一天，彭小峰到一位德国客户家里做客，吃饭的时候，他无意间发现主人家里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彭很好奇，就问这个行业的相关情况，他得到了一个新信息：欧洲正在热烈探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并有可能就可再生能源立法，风能和太阳能的应用正在萌芽并扩大。 这对正急切希望找到新项目的彭小峰来说真是雪中送炭。他朦胧意识到，可再生能源可能是未来一个很大的发展方向，依靠自己超常的学习能力，彭小峰开始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新能源行业的调查与分析。 彭小峰发现，太阳能发电在当时仍是最贵的能源之一，但发展速度和降价速度也是最快的，一旦价格降到合理水平，太阳能发电将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能源之一。彭相信硅片领域迟早会出现一家大企业，他所要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 他的最初计划是，柳新实业将把劳保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内陆地区，比如在江苏宿迁和江西新余的两个新建工业园，而把太阳能硅片生产放在苏州，这里半导体人才众多，融资渠道也十分畅通。但让彭小峰陷入绝望的是电力供应。当时长三角电荒，彭小峰的劳保工厂每周也只能忍受“开四停三”的折磨，而硅片行业耗电量大，最怕的就是停电——彭小峰必须寻找新的投资地。 2005年5月，彭小峰到江西新余视察他的劳保产品工业园时，在一次宴会上与新余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聊到了投资光伏产业的话题。对方马上汇报给了时任新余市长的汪德和，汪德和对太阳能光伏产业颇感兴趣，迅速约彭小峰见面，邀请彭小峰到新余投资。 彭小峰果断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新余没有人才，政府必须要帮助解决招聘人才的问题；第二，苏州附近融资渠道多，到江西投资启动资金还差两个亿，政府要帮助解决；第三就是电，不仅要保证24小时双回路供电，而且电价要在0.4元/度。 2亿元，对新余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2004年全年，该市财政总收入也不过18亿元左右。“更重要的是，将这笔巨款借给一家民营企业，一旦出现问题，我本人的政治风险极大。”汪德和说。为此，汪亲自带队找到江西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新余市财政作担保，发放信托产品融资1亿元。剩下的1亿元则由省市财政“七拼八凑”而成。 新余市的决策速度让彭小峰喜出望外。2005年7月，新余市同意了彭小峰的三个条件，各种政府文件的起草和审批都顺利通过。当月，彭小峰投入3亿多元资金并通过苏州自有企业借款2亿多元，加上2亿元政府借款和银行贷款等在新余市注册成立了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公司，注册资金1.1亿美元。 7月初，彭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读EMBA时的同学邵永刚接到了他的电话——“我有个新项目，你帮我看看行不行”。在国泰君安长期负责投资银行业务和企业融资项目的邵在一个周五从上海赶到苏州，在一个小办公室里，彭用PPT详细给他介绍太阳能多晶硅片项目，“我一看就觉得有兴趣，我们做投行的看到好项目就激动。”现任赛维LDK高级副总裁的邵永刚向《环球企业家》回忆。邵帮助彭小峰撰写了商业计划书概要，并成为赛维引入多轮私募和最终上市的关键人物。 彭小峰，这位前安全防护用品制造商在决心踏入此前并无积累的太阳能产业时，其聚拢资源和人才的能力让人吃惊。为购买生产硅材料的设备，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比较，他选定了美国企业GTSolarInc，并与其东南亚地区总经理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当GT联合创始人古普塔(KedarGupta)在2005年6月出差到北京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跟他从未交谈过的彭小峰却在机场等他，并希望当场签下3300万美元的设备购买合同。尽管如此，彭仍得到了他想要的，他们连夜达成了协议。古普塔说，彭小峰好像真的不知道“不”这个字的含义。 “我做任何事情都会非常专注，而且会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彭小峰说。让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所长崔容强印象深刻的是，当他与彭一起坐飞机时，彭话不多，只是拿着一本太阳能光伏行业的书一直在看，“仿佛他就是专门研究光伏行业的专家”。 硅“黄金” 自从2005年开始涉足太阳能光伏产业，彭小峰就在试图制定一个近乎完美的企业发展战略，从而让自己的企业迅速成长为硅片行业的NO.1，并向后来者筑起高门槛。 公司成立之前，彭小峰明确提出了产能目标。第一阶段，产能迅速达到200兆瓦；第二阶段，在2010年实现1000兆瓦以上产能。像所有创业的民营企业家一样，彭勤奋异常，整个2005年，他都在欧洲和美国等地飞来飞去，忙着订设备、订硅料、挖人才和预销售。 赛维正式成立之前，彭小峰到东南亚、欧美、日韩等国考察，从这些地方低价购入数百吨半导体级硅片的边角料；与此同时，他还辗转于欧洲和美国之间，一次性订购了多晶硅加工设备生产行业70%以上的年产能，并且都是最先进的设备。这就注定当时任何希望新进入这一行业的其他人，都不得不面临没有充足生产设备可买的窘境。 2005年底，江西新余经济开发区的东边，原来大片的丘陵与山地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夷为平地，数个白色的厂房拔地而起，设备在陆续安装，多晶硅原料则被运入仓库；新余市政府从300多个硕士中选拔的7名人才也已到位并接受培训。 2006年4月，赛维的工厂正式投产。短短一年时间，彭小峰一手打造的多晶硅片生产基地不可思议地在江西新余竖立了起来，当年便实现销售收入8.48亿元。今年1-6月，赛维销售收入超过1.7亿美元，利润5000万美元。如此迅速的创富速度让即使是新兴的互联网行业的淘金者都黯然失色。 但是，彭小峰还需要更多的资金。根据每个月的产能扩张计划，彭和邵永刚制定了详细融资计划，其细化程度甚至包括每个月产能扩大多少、需要多少资金、何时能够盈利。拿着这张详细的产能与融资时间表，邵永刚开始与多家私募基金接触，给他们讲赛维的故事和美好前景。 2006年3月，法国NBP亚洲投资基金创始人及首席合伙人王刚通过朋友介绍主动找到了邵永刚，此前这家基金已成功投资了另一家太阳能产业的明星——无锡尚德。当晚10点在上海华亭宾馆，两人进行了第一次交流，一直聊到咖啡厅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5月1日，在工厂的机器设备调试完全结束后，王刚又第一时间到达了新余。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彭小峰，穿着普通的西装，貌不惊人。彭带着王刚看了赛维的工厂和设备，并与各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交谈。在从新余回南昌的路上，两人坐在车里进行了一次彻底深入的交谈。 王刚抛给彭小峰三个尖锐问题：为什么要做硅片？如何看待3-5年后硅片行业的竞争，赛维凭什么能保持优势而不被复制？作为没有任何技术背景的人，你怎么能够做这个行业？ 彭小峰似乎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江西口音，雄辩地给王刚分析了太阳能光伏产业各个环节的竞争态势及存在的机会，讲到激动时，双手同时下沉强调他的意思，然后充满信心地凝视王刚。 “聊完之后我有三个很重要的感觉。”王刚告诉《环球企业家》，彭小峰很聪明，他做了很多功课，对太阳能行业非常熟悉；第二，他很有眼光，人家做产业终端的太阳能电池，他不做，反而进军上游产业链；第三，他做了充分的战略准备，不是那种只考虑今年赚钱不考虑明年的人，有较长远的战略规划。 7月，NBP亚洲投资等基金对赛维进行了首轮1500万美元的投资；9月，它又作为主要投资人，联合十几家私募基金对赛维进行了第二轮投资，金额4800万美元；12月，NBP再次作为主要投资商，联合鼎晖向其注资2250万美元。 “他酒量不大。”王刚回忆。第二轮私募完成在律师事务所签字后，大家决定庆祝一下，准备了两瓶香槟，王刚说：“彭总，预祝你成为未来百富榜上的亿万富豪。”彭亲自开启香槟，结果一下子把酒溅到了王刚身上，彭显得很不好意思。喝的时候，开始他说还挺好喝，喝一会脸就红了。“有点醉了，说话开始有点不清楚了。”王刚说。 在注资同时，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我们承诺，2006年全年净利润不低于3000万美金，如果低于这个数目就赔偿股份。”彭小峰对《环球企业家》说。赛维之所以敢签这份协议，就是因为他已经做过测算，认为没有问题。最终的结果是，2006年赛维的净利润达到了3018万美元。 “赛维有严格的时间表，私募比时间表晚了一天，而在纽约交易所上市则提前了一个月。”——彭似乎喜欢摆弄这些“数字”游戏。他坚称，赛维的发展并不是奇迹，而是一开始就规划好了所有蓝图：产能、销售和利润目标。 2007年6月1日，经过1年多筹备，赛维终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4.86亿美元，发行定价达到27美元，创造了所有在美国纽交所单一上市的中国企业中最大规模IPO的纪录。随后，赛维的股价从27美元一路上涨，在9月27日达到76.75美元的最高点，而无锡尚德股价尚在40元左右波动，另一家在此上市的中国太阳能企业天威新能源则只有30元。赛维的风头一时无人能及。 太阳照常升起？ 11月2日，当本刊记者见到彭小峰时，他正坐在位于上海西藏中路一幢写字楼的赛维办公室里，独自一人面试一些应聘者。他穿着黑色西装，身体前倾，双臂支在桌角上，时而抬头看一眼应聘者，时而低下头，用红笔把对应聘者的印象和评价写在其简历上。 半年前，正是在这同一间办公室里，彭小峰和邵永刚还面试了一位叫司徒伟成的财务背景的香港人。司徒伟成是那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的人，不到170厘米的个子，即使在面试的过程中也能看出其沉默寡言的性格。 司徒是由一家猎头公司推荐过来的，当时赛维正酝酿上市，急需财务人员，彭、邵和司徒伟成三个人在办公室聊了并不太长的时间，彭问了几个常规问题，就决定让他加入赛维。 入职后的司徒给赛维的高管们留下的印象是很爱钻牛角尖甚至偏执，难以沟通。他在基本的职业纪律上似乎更成问题：按照赛维方面的说法，司徒在对自己的待遇表达不满后，连续8天没有到公司上班。赛维根据人事管理规定，给他发去了解聘函。 离职的司徒的一个举动让被各种光环笼罩的赛维陷入噩梦：他把一封检举信寄到了美国证监会、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的邮箱里。在信里，他指责赛维虚报库存，且原料质量差，退货率高，并提供了赛维一次高管电话会议的录音。 不难想象，这样的“火爆”内容很容易引起舆论的关切以及对中国市场知之甚少的海外投资者的恐慌。受此消息影响，赛维股价迅速跌至目前的40美元左右，跌幅将近50%，市值一下子缩水200多亿元人民币。 一些分析师由此对中国快速膨胀的太阳能产业感到不安。在他们看来，就终端产品太阳能电池来说，以往高速的发展步伐已经因现实应用的困境而出现速度放缓，赛维的快速膨胀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太阳能光伏产业过度追捧的预期之上，但现实是，中国这一行业因不能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已经能够看到在未来即将出现的糟糕的饱和局面。（请于Gemag.com.cn参见2007年8月下《太阳能产业真相》一文） 司徒同时也把这封检举信发给了赛维。邵永刚称，公司给他回了邮件，建议他按正常流程向赛维的审计委员会反映这些情况，“但他回信说自己‘没空’。”邵说。一开始，赛维并没有重视这件事，直至公司股价大跌，才在纽交所发了公告，并由公司审计委员会牵头开始自查。本月，赛维已按程序聘请德勤入驻公司做相关独立调查，不日将公布审计结果。 彭小峰声称司徒的所为是因为在待遇上“很想不通，恼火，所以做出了这么可怕的事情”。邵则称司徒伟成的其中一项指责是不懂行，后者认为赛维采用低等级的回收原料与高档硅原料混合生产，影响了产品品质。但邵解释说，该公司拥有的一项独家技术，可以将用于半导体生产的多晶硅边角料与高级硅原料混合在一起熔炼，使之成为具有统一硅纯度的产品。 邵永刚表示，司徒最大的问题在于以会计师的身份做出了工程师的判断，“但他不是工程师，并不懂技术和生产流程”。“司徒伟成的指责没有任何力量，他说库存有差异，作为一个加入公司时间不长对生产流程又不熟悉的财务人员，他知道赛维有多少个仓库吗？他拥有的数据非常片面和不完整。”经历了数天炼狱般煎熬的彭现在反驳说，“如果司徒伟成在这里，我要跟他好好谈谈，公司保留对他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对于市值的大幅缩水，赛维高层以淡然姿态视之。“这只是纸面上的财富缩水，我们不关心这个，只要公司有发展，股价还会上去的。”邵永刚称。 但风波对赛维声誉的伤害——尤其是它在高度注重诚信的美国资本市场的声誉，显然很难迅速被抹平。对初登海外资本市场的赛维来说，这已经被证明是一个过于沉重的代价。其内部高管称，赛维本来有计划想在股价较高时的合适时机进行新的增发融资，但现在计划被打乱了。 “我现在很后悔，当时招聘太仓促，没有对他的背景做深入调查。”彭小峰说。 在此间观察人士看来，彭的反思表面看起来未免过于简单，反映的却是赛维这样速成企业的一个先天缺陷：市场、技术和资本都可以速成，但团队的速成看起来容易做到，真正形成向心力则非一日之功。 与大多面向风险资本而生的初创企业不同，彭在向资本市场讲故事时，主角只有他一个人，而非一个成熟的各就各位的团队。事实上，当2006年5月NBP的王刚到赛维工厂考察的时候，工厂最主要的技术专家就是厂长尼古拉·萨诺（NicolaSarno），整个技术团队都还没有建立，公司没有总工程师、CFO等，各个职能部门也都欠缺相关管理者。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彭决定在太阳能产业完全重新开始的思路所致：在建立赛维的过程中，他没有从原来的柳新集团里带过来一个经理，而是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一支新的团队。彭的解释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产业，只能聘用全新的专业人才。 在外部资本介入后，上市的严格日程表让彭小峰只能快马加鞭：先由几个核心创始人开始经营，然后边投入生产边建立管理和技术团队，同时进行融资，然后迅速上市。 在赛维第二次私募谈判过程中，王刚再次要求尽快建立技术和管理团队，他希望在这次完成注资前能够确认赛维确实可以招聘到一流的人才。彭小峰把正在挖角的人才名单给王刚看，其中包括CFO人选赖坤生、CTO人选万跃鹏、COO人选佟兴雪，以及总工程师人选皮埃罗·罗塞托（PietroRossetto）等。 赛维现任CFO赖坤生说，2006年初他接到彭小峰邀请他加盟的电话，但他当时谢绝了，原因是觉得“赛维太小了”。没有想到的是，三天后，彭小峰亲自飞到加州向他描述了公司的未来前景。赖终于被打动，于去年8月加入赛维。 司徒伟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赛维迅速接纳。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其财务人员拥有美国注册会计师资格（AICPA）是必要条件之一，司徒的优势是他有这个证书。赛维内部高管称，当他们看到司徒之前频繁跳槽的履历时，也意识到他可能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为了能够快速上市，仍然决定雇佣他。 为此，彭认为他对司徒的待遇堪称慷慨：允许他每周周一上班，周四就可以回香港，而且公司为其报销往返机票。但当司徒了解到他只有当初自己认可的3万期权股，比那些公司初创时的工程师还少时，心中顿生不满。在他第一次提出增加期权的要求时，赛维满足了他，增加了1.8万股期权。但司徒不久又提出再次增加的要求，最终被拒绝。不幸的种子由此埋下。 在递交检举信后，司徒似乎神秘地消失了。赛维也难以联系到他本人。他在数年前创办的香港企业增值促进会现在的网页已经无法打开。本刊记者试图采访他，但拨打的该协会的办公电话一直处于留言状态。 彭小峰现在则谨慎多了：本刊记者在上海办公室里见到他时，他正在面试的不过是一些中层管理职位的应聘者。 在11月的那个早上，记者在吉安进出口公司败破的大门口，听到彭小峰的前同事们在热烈地谈论着这位中国新晋的富豪，“听说他现在发了大财了，”其中一人说。而彭早已远离了这里的生活。熟悉他的过去的人说，彭很难让人与他迅速熟稔起来。如果有以前认识的人到他的公司，他看见，就问一声“来啦？”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对方办完事走时经过他办公室，他会再问一句“走啦？”，对方说“嗯”，然后他还继续做自己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