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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品价格放开、个体经济放开的政策突破，常州试点功不可没；选择宏观控制下的市场调节的经济模式，萌于“巴山轮”会议
作者：杨启先
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值得我回忆的有这么几件事，都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件事是1982年的常州综合改革试点。印象深刻的是两个小东西：“煤油灯罩”和“老虎灶”。通过这两个小商品的改革试点，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取得了两个很大的突破：一个是在市场层面，小商品价格开始放开了；一个是在所有制层面，个体经济开始放开了。 1982年夏天，我作为国家体改委工作组的成员来到江苏常州推进试点。当时电力供应不足，好多家庭点煤油灯。煤油灯要有玻璃罩，过去玻璃罩是计划供应商品，6分钱一个。因为赚不到钱，企业不愿意生产。一个居民小区大概是要几个月才能批下一两个煤油灯罩，然后层层往下分配。到了居民组长或者生产队长手里，他们愿意给谁就给谁。由于僧多粥少，要得到一个煤油灯罩往往得请他们吃饭、喝酒、送烟。后来我们研究能不能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商品价格放开，让企业多生产。于是就拿煤油灯罩试一下，放开价格，供应紧缺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煤油灯罩价格放开后，涨到了2毛钱一个。我们就问居民，有没有意见？他们说没意见。问他们为什么没意见？他们说没“涨价”。因为过去三个鸡蛋卖6分钱，可以买一个煤油灯罩，现在三个鸡蛋卖2毛钱，仍可买一个煤油灯罩，而且不愁买不到。后来，我们把这个情况写了一个小报告，耀邦同志马上批了，说这是很好的例子，要求把小商品价格逐步放开。 还有一个“老虎灶”的故事。家里烧开水得生炉子，当时因为煤炭供应不足，就组织起来搞老虎灶。老虎灶上，预热的水壶一字排开。排在前面的水壶烧开后，只要花1分钱就可以灌一瓶提走，后面的再往前排。但是老虎灶都得要街道或者集体来搞，一个城市没有几个老虎灶。群众要打开水，得跑几条街以外去，很不方便。我们在试点的时候，就允许私人投资搞老虎灶，并允许他买点煤炭。这样一放，价钱没涨，大家走不远就可以打开水了。这个事情我们后来也写了一个报告。耀邦同志后来批了，说个体经济不能限制那么死，一定要放开。 第二件事是1985年9月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会议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共同召开，世界银行支持。由于是在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号”游船上进行，故称“巴山轮会议”。参加会议的外方专家有英国的凯恩克劳斯、美国的托宾、西德的埃明格尔、法国的阿尔伯特、匈牙利的科尔奈、日本的小林实以及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和伍德等。中方代表有薛暮桥、安志文、马洪、刘国光、高尚全等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总共30多人。会议的综合报告是由我来执笔起草的。 这次会议尽管只是个研讨会，开会时间也不长，但影响是很深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改革的目标一直有很大的争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但是商品经济究竟怎么搞？目标模式究竟应是什么样？要建立商品经济体制需要搞好哪些改革？我们不是很清楚，对西方经济、真正的市场并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巴山轮会议，请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论证一下中国的改革。印象最深的是匈牙利专家科尔奈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世界上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不外乎两大类：一类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调节；另一类主要是通过市场手段调节。第一大类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行政调节，也就是苏联模式。一种叫间接行政调节，就是南斯拉夫模式。第二大类也分为两种，一个是完全非控制的市场调节，就是理想状态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一个是宏观控制下的市场调节。加起来一共四种模式。科尔奈认为中国应该走宏观控制下的市场调节模式。他认为市场调节是可以有宏观调控的，这对我们启发非常大。后来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定的。 第三件是我个人经历的，就是对瑞典的两次访问，至今仍有很强烈的感受。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两次对瑞典进行访问，1985年主要是考察它的经济问题；1988年主要是访问他们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两次访问，一个共同的发现就是，我们想要解决的许多问题人家早解决了。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合理分配，社会公正，共同富裕等这些我们追求的东西别人早实现了。理论上讲，它的做法完全可以借鉴。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两样东西我们不太好办。一是所有制。我们强调的是公有制为主，人家强调的是混合所有制。瑞典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也曾搞过公有制，但搞了之后没效益，于是就在理论上作出修正，认为社会主义的关键不在所有制问题，而是在分配问题上。与其搞那么多没有效益的公有制企业，没有财富可分配，还不如让私人去搞企业——除了极少数国家必须控制的领域以外，然后由国家来进行二次分配。这样既可以解决财富来源又可以解决社会公平分配的问题，最终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他们当时的社会分配达到什么程度呢？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概是56%－58%。我们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截至2006年底也不到20%。也就是说，全部财富通过社会分配的比重，比我国要大得多。我们国家的分配远远没达到这种程度，所以社会问题就很大。这方面我们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点不好借鉴，就是他们实行的是议会制、多党制。 中国的改革现在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呢？行百里而半九十。这几年我们年年在讲改革攻坚，我想有这么三个方面是需要攻坚的：第一是国有企业垄断，必须把它缩小到最低限度。因为世界上至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有企业是有很高效益的，除了新加坡，但它是个小国。对于国有经济的定位，今后是否可以不以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来定位，而以经济原则来定位。即关系国家经济命脉与社会稳定的少数行业和企业，必须继续由国家举办，其他都可以通过发展多种所有制来解决。第二是社会事业的改革。就是怎么解决群众的看病难、就业难、住房难、医疗难等等问题。我国财政支出目前最大的是两项，一项是人头费，一项是建设费。我认为，除了人头费非解决不可，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应该去解决社会事业问题，尽快建立起一套比较规范、标准比较适当、覆盖面比较广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国民收入分配上，我们现在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非常不合理，投资率2006年超过了60%，消费率不到40%，必须大幅度调整这个比例，至少应把投资率下调到40%左右。把投资省下的钱拿出来搞消费，社会事业不就上去了吗？第三恐怕就是适当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不改革，腐败现象根本解决不了。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看，解决腐败问题，有三道防线：一是公正选举，使腐败的人在选举中被淘汰掉；二是舆论监督，使选上去的人不敢搞腐败；三是法律制裁，使极少数搞腐败的人得到应有的惩处。但这都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和研究。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20世纪80年代一直供职于国务院体改办，期间曾组织和参加历次经济体制改革规划的制定。本刊记者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