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恩面对爱情很冷静 冷静面对未来对话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范勇宏



艰难困苦也罢,辉煌成就也罢,过去的十年已成昨天往事。面对今天和明天,每走一步都是新的,都需要清醒对待,小心谨慎

    作者:胡冠

  范勇宏,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财政部财科所研究生部兼职教授。历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干部,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干部。曾任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查委员会第五、六届委员。目前担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北京市第13届人大代表。

  

  一月下旬的北京,天气异常干燥和寒冷。

  当我们穿过呼啸的寒风,来到通泰大厦华夏基金公司总部时,前几天聚集在北京上空的阴霾已经散去,冬日的阳光照在玻璃窗上,给人心里留下些许明媚、温暖的感觉。

  三点后,如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范勇宏总经理西装革履,寒暄之后我们马上切入正题。

  投资界对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或许估计不足

  话题直接从当天的市场走势说起,继前一交易日大盘跌去266点之后,当天大盘暴跌354点,跌幅达到6.23%。

  《当代金融家》:今天大盘的走势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你们事先的投资策略分析会上,预见到这种行情的走势吗?

  范勇宏:怎么说呢,对市场的看法大家有些分歧属于正常,但今年市场的走势显然将更加复杂。

 陈乔恩面对爱情很冷静 冷静面对未来对话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范勇宏
  我不久前也曾说过,2008年中国的股市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有五大问题值得投资者关注。第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济的衰退问题;第二,中国10年来首次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紧到什么程度;第三、物价问题,中国的物价目前是结构性的通胀,是会否引起全面的通胀;第四、人民币要加快升值,快到什么程度;第五、目前市场的估值是否合理。

  《当代金融家》:美国次贷危机对美国的金融市场冲击非常大,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所引发的金融动荡会波及全球,甚至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您怎么看?

  范勇宏:次贷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包括美国主流人物对次贷危机的判断都有失误,觉得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对美国经济,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现在判断会不会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为时尚早。但是我认为影响确实会比较大,以后怎么演变要看情况,这取决于美国是不是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也包括其他国家会不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对中国来讲影响尽管间接一些,但也有一个如何应对的问题,各级政府、金融主管部门、监管当局如何去应对,如果应对得当,结果会不一样。

  《当代金融家》:目前A股市场的走势,包括港股的走势与次级贷的危机有关系吗?

  范勇宏:有关系,我觉得对港股的影响是直接的,因为香港是联系汇率制度,跟美元挂钩,美国的经济对它的影响肯定是直接的。对大陆来讲是影响间接的,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美国作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国,如果美国经济衰退将对中国的出口造成巨大的影响,反过来会对中国的其他方面造成影响。世界越来越联为一体,一个国家很难超然物外。

  大幅调整今年投资收益预期

  《当代金融家》:今年的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形势比较复杂,市场变化也越来越快,有时局面显得比较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基金公司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范勇宏:主要是控制风险,尽可能的控制风险,保持流动性。

  《当代金融家》:这个复杂的局面给2008年的基金行业会带来什么样的预期,会不会影响到公司的业绩,华夏公司现在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来应对这种局面?

  范勇宏:今年这种局面既是考验,同时我觉得也是很大的机遇。投资就是这样,就怕不涨不跌,无论是涨还是跌,都是机会,不涨不跌就没有机会了。比如说资本市场估值高了,跌到了一定程度就具备投资价值了,这就是机会。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迎接挑战,另一方面要抓住机遇。毕竟整体来讲中国的经济是不错的,尽管会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我相信中国的GDP今后几年增长10%左右没有什么大问题。另外,人民币升值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2008年不会改变,这些基本因素应该能支持整个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去年由于涨幅多,所以需要一些合理的调整,等调整之后,我觉得还会有机会。

所以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是如何加强管理,控制风险,提高管理大规模基金的能力,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加强努力。

  《当代金融家》:对今年的投资收益有什么预期吗?

  范勇宏:我们对2008年总的看法是谨慎乐观。因为2008年的情况非常复杂,有好的一面,也有很多变数。不管投资者还是社会各界,应该大幅度地降低自己的投资收益预期,追求一个比较适当的收益率,这是我们当初对2008年的一个基本判断,现在看来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至于市场在什么时候出现大的变化,对此我们是有分歧的,现在看来变化来得很快,刚过年没多长时间就开始了。总的来讲,对2008年我们都很谨慎。

  十年心得:做得好与做得坏谁也无法抹杀

  《当代金融家》:华夏基金公司自1998年4月份成立以来,公司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见证了中国基金业的发展全过程。十年来,您作为基金公司的高级管理者经历了很多风雨,心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范勇宏:十年来最大的感受是,在这个行业,如果你做得好,谁也不能抹杀你取得的成绩,因为基金行业最公平;如果你做得不好,谁也无法救你,因为基金行业最透明,也最残酷,这是我十年体会较深的地方。另外的感受就是,基金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能够被社会的各个方面认同、接受,给我们带来的快慰和成就感。

  基金从原来人们对它不太熟悉,不太了解,到慢慢地接受,到最后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感觉不容易。当基金管理人能够为投资者赚钱,投资者那种高兴、那种满足,对你表达的感激之情,也深深地感动我们。我们感到能够为老百姓理财,能够为他们创造财富确实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刚开始,老百姓对基金并不是很接受,后来越来越认同,特别是2006年到2007年,巨大的财富效应对投资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十年来影响老百姓生活的东西可能有很多,各个方面都有,但是对老百姓影响如此之广之深,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大,我觉得基金应该算一个。

  不同于银行存款贷款、保险、信托等早已存在的金融产品,基金在1998年初产生的时候,在中国完全是个新生事物。在中国市场法制不太健全,诚信文化建设也不够理想的情况下引进基金,到底行不行,大家持怀疑态度。另外,中国东方文化中理财观念比较淡薄,大家更多的是凭劳动所得,劳动创造收入。这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老百姓缺少资本;第二也没有理财工具,没有理财产品。基金出现后,有了理财工具,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收入也越来越多,自然产生了理财需求。现在老百姓理财的意识越来越强,十七大报告讲,创造条件让群众得到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过去是劳动所得,上一天班,赚一点钱,靠双手来赚取收益。现在可以用钱来生钱,十年来这方面变化确实是非常大。

  《当代金融家》:十年前华夏基金公司与其它基金公司处于同一起跑线,但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华夏基金成了基金行业的领跑者,规模达两千多亿,位列状元。对范总个人来说,这十年来从事基金行业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范勇宏:收获当然很多了。这十年自己确实是很幸运的,1998年初,在中国基金业开始筹建时就介入了这个行业,一干就是将近十年。华夏公司虽然不是成立最早的基金管理公司,我们是第三家,但是到去年年底,我们管理的资产规模是中国基金公司中最大的。我们管理的公募基金,以官方统计是248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是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第二是博时基金管理公司,第三是嘉实基金管理公司。除了规模以外,我们公司管理的基金种类也是最全的,我们的业绩去年也是行业第一。我们的大盘基金,去年的回报率是226%,在整个行业当中排名第一,在全球所有股票型基金中排第二。除了规模和品种之外,我觉得基金最重要的还是业绩,你的业绩必须好,业绩不好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的规模和业绩都很好,所以我们在各种评选当中获奖很多。但同样是老的十家基金管理公司,现在差距非常大。

基金行业是一个竞争性非常强的行业,市场化程度非常高,它不像银行、保险过去都是国家成立的,后来才分开。而基金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完全是市场化的,没有说哪个靠国家来扶持,大家完全平等。在中国金融行业当中,基金业是市场化程度最高、开放度也是最高的一个行业。

  仔细观察中国的基金业,59家基金管理公司,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它大致上分这么几个层次:一是规模在两千亿之上的,有三家;一千亿到两千亿的六家;再往下是五百亿的,还有几十个亿的,分化非常严重,前十家基本上占了近50%的份额。市场再怎么变化,大的公司没有什么生存问题,对小的基金管理公司(几十个亿,几个亿的)的影响就比较大。基金公司今后的发展方向其实就是发展品牌,就是做大做强,国际惯例也是这样。

  《当代金融家》:你刚才说到,基金公司差异很大,是否可以归结为投资业绩上的差距?

  范勇宏:不光是业绩,规模、品种,各个方面都是。因为在金融行业中,处于金融链条最高端的一个是投资银行,另一个是资产管理。这两块业务对人才的要求也最高。一个公司的好和不好都是各方面的,如果业绩好,规模肯定也会好;如果它的规模大,业绩肯定也错不到哪去,否则它很难一枝独秀。

  我是导演优秀基金经理是“大腕”

  《当代金融家》:现在基金经理比较多了,对基金经理的管理应该是基金公司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华夏基金对基金经理是怎么进行管理的,能不能用几句话进行概括?

  范勇宏:对基金经理管理要讲艺术。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剧组,我好比是导演,他们都是大牌的大腕,明星。没有本事当不上这个大腕,但是当上这个大腕之后,怎么管理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大腕水平都比较高,脾气也比较大。他们每个人都很聪明,学历都非常高,都非常优秀,可以说是万里挑一。对他们的管理既需要科学,还需要艺术。

  《当代金融家》:能具体点吗,怎样算是艺术,怎样算是科学?

  范勇宏:一方面要充分调动他们个人的聪明才智,要充分激发他们的激情、灵感,但是又要有规矩,同时还不能管死。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创新型的行业,很有个性的行业,不能管死,但又不能因为过度的放纵导致积累巨大的风险。因此,在风险控制方面,我们严格按照制度执行;在张扬个性方面,我们尽量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充分去施展自己的才华,有张有弛,这是一门艺术。

  《当代金融家》:我记得您刚开始是做券商的,在华夏证券。现在到基金公司也做了十年,而且做得很好,做证券跟做基金有什么不同吗?

  范勇宏: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做证券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只是做经纪业务,别人通过你进行买卖,你来收取管理费,亏了是投资者的,赚了也是投资者的,你仅仅是提供服务。基金管理公司是管理人,投资者把钱交给我们,全权由我们来操作,我们是真正的管理者,虽然亏了也是投资者的,赚了也是投资者的,但是操作权在我们,做得好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也是因为我们,都是我们的责任。

  《当代金融家》:做得好,或者不好,对基金经理和基金公司的管理层有硬约束吗?

  范勇宏:有一定的约束。比如说基金经理的业绩首先要跟基准比,如按照国际惯例要跟指数比,比如上证指数今年跌了30%,你的投资组合只跌了5%,你就已经大大跑赢了指数。第二要比绝对值,你尽管战胜了指数,但是毕竟还是亏的,我们希望能有绝对的收益,至少要比存款要高,要战胜通货膨胀吧。第三,更高的目标就是既战胜了指数,也确实取得了比存款还高的收益,但还有一个与基金经理同行比的问题。基金经理有好几百人,在同行当中,你处在什么位置,如果同行做到了200%的收益率,你才做到30%,那也不行,这就是差距。

 《当代金融家》:如果基金经理做不到公司给他设定的目标,公司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措施呢?

  范勇宏:我们一般会看的时间长一些,大致上是两三年时间。因为做投资都是这样的,有一段时间做得好,另一段时间做得不好,都有可能。投资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希望用更长的时间来观察。另外我们会客观分析原因,是因为理念问题呢,还是因为主观不努力,或者是因为自身的水平问题。我们要把它量化、细分,如果说理念没有问题,做得不好,那就要努力。还有些项目,我们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观察,会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指标来进行比较,科学、合理地做评价。

  《当代金融家》:如果基金经理做得好的话,会有什么激励?范勇宏:激励是有的,我觉得现在对他们的激励还不够。

  范勇宏关心的问题

  《当代金融家》:基金业发展得很快,现在已经是三万多亿规模了,但是市场的变化也很快,对基金业的发展您认为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范勇宏:确实发展得非常快,同时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基金法应该尽快完善和修订。基金法实施了几年了,对基金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推动了基金业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资本市场和基金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金融业的全面改革、开放,基金法本身的弊端越来越凸显出来,严重束缚了基金行业的发展,所以必须尽快修订和完善。第二,怎样才能创造一种机制,使优秀的基金管理利益跟基金投资者的利益保持一致,能创造一种好的法人治理结构,使优秀的基金经理长期留在基金管理公司,使他们能够长期稳定地为基金投资者理财,这是目前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为公募基金跟私募基金相比,激励机制差距是比较大的。去年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有很多优秀的基金经理离开了公募基金,去做自己的私募基金,为什么呢,因为私募基金有20%的效益提成,对他们来讲很有吸引力,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外如何实行员工持股,进行股权激励,或者实行合伙制等等,我觉得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当代金融家》:华夏基金现在规模已经发展到这么大了,今年和以后有什么发展目标?

  范勇宏:应该讲华夏基金在公募基金领域是国内第一,是行业的领跑者。从今年开始,我们准备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这类机构业务。企业年金对于解决企业职工养老问题,对于建设中国和谐社会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们今后重点发展的方向。

  妥善地解决企业年金问题,一方面能为企业的退休员工创造退休之后的良好生活,另一方面能够不断地把长期资金稳定地留在资本市场,企业年金不像公募基金,市场好,它就留下,市场不好,它就退回去。企业年金一直要等到相关人员60岁退休之后才能取走,这样就能源源不断地把资金充实到资本市场。另一方面我们要发展国际业务,过去十年主要是在做公募基金的国内业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发了QDII,已经投资在香港、美国、欧洲等市场,开始成为真正的海外投资者。金融机构要走向海外,大家喊了很多年,我们从去年十月份开始,真正开始进行全球投资了。

  《当代金融家》:是不是业绩不算太理想?

  范勇宏:业绩确实不好。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正好赶上美国的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很大。客观讲,我们也没有想到影响这么深、这么久,导致美国的经济衰退。第二,因为是在海外投资,大家知道最核心的问题是人民币正处在升值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去做海外投资,赚一块钱,就有一部分被人民币的升值抵消掉。目前,我们也在努力把这只基金做好。

  我们的海外投资团队已经组建完毕,我们会按国际化的理念来进行海外投资,这是我们今后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要真正实现中国金融机构走向海外。我们的投资领域覆盖全球市场,投资在几十个国家,这对我们是一个大考验,我们需要对海外市场有一个非常好的了解,现在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

《当代金融家》:QDII亏钱了对公司有压力吗?

  范勇宏:作为管理人为投资者赚取收益,肯定是我们的使命。

  因此,如果我们给投资者亏了钱肯定是有压力的,这是一。第二,投资需要时间,就跟当年国内的A股基金一样,当时很多基金是低于面值的,但是如果是长期投资,比如华夏兴华基金从成立到现在十年了,它的投资回报率达到百分之一千一百。因此,长期投资是能够为投资者带来较好回报的。第三,我相信管理层还是积极推动QDII投资的,因为毕竟这么一跌,香港的市盈率就很低了,你想想,有的股票市盈率已经十倍左右了,还是具备了投资价值的,当然买不买要看人的胆量和魄力了。

  《当代金融家》:合资基金公司对你们是来说是竞争对手吗?有没有竞争压力?

  范勇宏:从合资公司这么多年的运作来看,我们没有发现他们什么特别强的地方,真正做大、做好的还是内资公司,我们更了解国内的情况。

  投资哲学:“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当代金融家》:在投资哲学上,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在投资理念、投资方法、投资决策方面,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范勇宏:老师肯定有很多,但崇拜的对象还真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学过经济学,学过投资理论。投资理论大部分是西方的东西,目前来说比较伟大的投资家,如巴菲特、比得-林奇、索罗斯等等著名人物,都是在西方完全市场化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产生出来

  的,而中国目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是新兴加转轨,

  完全去模仿他们,照搬他们的东西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几年在中国做投资,海外的经理人做不过中国的经理人,能充分说明这一点。中国的基金管理人更加了解中国的国情,更加了解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国的文化。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理念、方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要有更多的创新,中西合璧吧。

  《当代金融家》:我注意到范总还是财科所的导师,带学生吗?

  范勇宏:对,我带学生。

  《当代金融家》:如果要挑选学生,你会看中学生什么品质,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学生?

  范勇宏:我喜欢他的悟性。我挑学生,第一他的学习能力必须特别强,我不在乎他过去学过什么专业;第二他的悟性要特别高;第三,他一定要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绝对不能老师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特别重要。

  《当代金融家》:如果一个人刚刚成为你的学生,你给他推荐的第一本书是什么?

  范勇宏:第一本书我推荐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原理》。让他们读经济学,别的你先不用着急,就把经济学好好读透,这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先不要去谈什么理念,什么哲学,先把基本功扎实地打好。

  基金公司核心价值在团队

  《当代金融家》:中信入主华夏基金公司以后,你还继续担任总经理,董事会最看中您哪点?

  范勇宏:基金管理公司跟银行、保险机构完全不同,大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特别雄厚,它们靠的是国家信誉。大家知道,几家大银行上市,都要剥离不良资产,包括保险公司,都是建立在国家信用的基础上的。从这个角度讲,它的资本金十分重要,这是行业的特征。

  资产管理行业则完全不一样,资本金很少,一个亿,某种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基金公司最大的资产是人,是团队。就拿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来说,我们注册资本金1.38亿,我们管理的规模差不多三千亿,如果按照银行的巴塞尔协议,我们的注册资本金早就应该增加了。

  在资产负债表中你看到的是表内资产状况,人的这些资产没有反映进去,如果把人反映进去,这个资产就很大了。在我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资产是人,而不是资本金,所以要判断一个公司的价值,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团队,离开了这个团队,这个公司就很难发展。这就好比一个律师事务所,当有一个大的案子要找它的时候,人们不会去问这个律师事务所注册资本金是十万块钱,还是一个亿,首先要问他有没有著名的大律师;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院,大家不会问它注册资本金是多少钱,而是问大牌的导师有多少。资产管理行业中的人,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大学的教授,相当于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无论是谁收购这样的公司,它收的不是表面的资产,应该主要是团队。

  《当代金融家》:范总经常在思考的问题是什么?

  范勇宏:怎样能够为投资者获取稳定的长期回报,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怎样能够创造一种机制,一种手段,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的可持续的回报,而不要出现今年赚100%,明年亏100%的局面,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尽可能将产品设计得多元化一些,既有股票型的,又有债券型的;既有主动型的,也有被动型的。假设股票市场不好,我们的债券型基金可能会比较好。我们的债券基金去年的回报率是19%,以4.14%的存款利率而论,回报也是比较高的,将近五倍。产品多元化了,投资者在不同的产品之间能选择的余地就大。

  《当代金融家》: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股指期货的推出,对机构投资者来说也许能增加一个避险的工具,如果股指期货推出来时大盘下跌,像华夏基金这样的大机构会利用它当作自己的避险工具吗?

  范勇宏: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问题,对公募基金来说,因为基金契约的规定,参与股指期货的量会比较少;而对一些机构的专户理财业务来说,只要是客户委托我们做的,允许做的,能起到避险作用的,我们就做。毕竟现在只能做多,涨才能赚钱,跌就赚不了钱,不能够对冲。如果有股指期货就可以做到这种对冲,至少增加了投资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采访结束的时候,尽管仍是寒风凛冽,阳光却依然照在窗外。极少接受媒体独家专访的范总在谈到自己时非常谦虚,他一边送我们下楼一面跟记者说,什么时候资产管理规模上一万亿了,什么时候才愿意登上《当代金融家》杂志的封面。

  我们期待着那天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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