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利用外资一次利用外资的开创性会议-爱华网

作者:吴念鲁

　　新中国的金融事业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诞生、一起成长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金融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体制初步形成，金融业在支持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此本刊诚邀了一些老金融家，回顾他们亲历的改革开放往事，共同见证历史的变迁。

　　改革开放至今已30年，回顾这30年的历程，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这30年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参加过无数次关于经济、金融改革的研讨会，但是给我印象最深、，一直没有忘怀的，是1980年1月29日～2月6日在北京宣武门月秀宾馆召开的利用外资问题座谈会。

　　当时在这个会议上，与会者联系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结合外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探讨了如何借好、管好、用好外资，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利用外资的标准。总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加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具体分析有六个方面：一、，利用外资是否有利于引进技术，实现科技现代化；二、，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三、，是否有利于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四、，是否有利于扩大出口；五、，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六、，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座谈会提出的利用外资的标准，在理论上统一了认识，为我国顺利、快速利用外资起到重要作用。

　　我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一次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关于利用外资的学术研讨会。在我国利用外资的道路上，具有一定开创性和指导意义。

　　会议背景

　　这次会议的背景之一是，从1949年到1979年的过去30年中，我国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对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对外贸易坚持进口与出口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开始了对外经济的往来和吸收利用外资。这就涉及到经济建设的政策理论问题，当时在如何利用外资的问题上，仍有相当的阻力，过去特别在“文革”中，对所谓利用外资的观点是被批判的，认为利用外资是“洋奴哲学”，是搞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等。

　　背景之二是，在1979年年底召开了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1980年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的方针与任务。要求出口完成150亿美元，争取到160亿美元；进一步引进先进技术，引进一些项目；另外要探讨开办合营的企业。1980年年初，中国银行召开了全国分行长会议，根据中央的精神，研究并落实了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如何从外汇收支这个方面服务对外贸易，更好地完成国家对进出口任务的要求。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当时的中央领导对利用外资也有重要批示：“外贸工作要把生意做活，更多地积累外汇”，邓小平副主席批示：“银行要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要办成真正的银行”，“有外资不用是蠢，用得不好更蠢”。上述两个会议就是在贯彻这些指示精神下召开的。

　　而这次学术研讨会，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和紧接着这两个实务工作会议之后召开的，其目的就是如何避免这两个“蠢”字。为此，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从理论到实践上，对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外资和整个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主题报告

　　当时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作了主题报告。他讲了关于利用外资的几个问题，提出几个艰巨任务。对特区，比如说广东、福建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对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以及全国的外贸体制改革如何能更加完善；外汇管理办法如何更加灵活和严格；以及利用外资在借款方面需要一套什么样的章法；在发挥积极性的基础上，如何来统一加强领导，克服多头的现象；最后，他提出当年的工作重点是：抓国际收支平衡，研究利用外资的一些重大项目，搞体制和法律制度建设，深入调查研究，搞好干部培训。

　当时中国银行崔延绪副行长也作了主题报告，他介绍了中国银行在引进外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由于中行海外有机构，特别是在香港、澳门等地银行吸收的存款，同时也陆续向外商银行吸收了一部分存款，中行用这些存款主要办了三件事：第一是支持了交通远洋船队的建设。当时中国银行的外汇存款贷给交通部用于买船，使我国自己的船队运输量能够占到我国出口量的65%，而且在改革开放以后把这部分资金转向了国内造船上，所以我国现在的造船事业突飞猛进是和当年通过中国银行利用外资是分不开的。第二是对中央一些部门和地方办理短期外汇贷款。支持进口一些必要的原材料、小型设备，以发展出口商品生产。第三是为外贸提供了资金周转。例如中国银行提供的进出口结售汇，以及外贸贷款等。

　　在外汇体制改革和利用外资方面，当时中国银行工作做得比较多，因为在金融体制改革以前，中国银行承担了主要的利用外资的借款窗口服务。崔延绪还介绍了一年多来，中行与西方17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家银行进行了广泛接触，一共签定了200多亿美元的可利用贷款协议，并介绍了中行组织外资的几种形式。可以说，中行在改革开放、利用外资方面走在前面，而且功不可没。崔延绪还提出了几个问题：使用外汇和组织外汇脱节；没有一个长远完整的规划；缺乏集中管理；利用外资是场复杂的斗争，甚至出现过一些骗子；引进的项目和基本建设脱节；外汇和人民币资金脱节。最后，他还谈了中国银行把工作做活做好的几点措施。

　　真知灼见的研讨

　　这次座谈会是由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社科院世经所、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会联合召开。参加这个会的科研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实务工作者以及新闻媒体共80多人。中国银行研究所承办了这次会议。我除了参会外，还担任了部分会务工作。在这个会议上，研究苏联、东欧的同志把苏联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做法作了介绍和总结；对南斯拉夫、匈牙利、南非、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提供了学术论文；还有一些同志对发达国家，如日本，在利用外资问题上有哪些好的经验和不足也作了交流；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印度，包括拉美的墨西哥、巴西、秘鲁这些国家，在利用外资方面的得失作了分析。这些经验和教训对我国来说有很大的借鉴作用，至少说利用外资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有所促进的。

　　关于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会不会导致政治经济上沦为殖民地的观点，会议进行了讨论，解决了一些所谓普遍意义的经验问题，提出利用外资要有明确的计划和重点，强调要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重视培养技术管理人才，要消化、要减少对外资过度的依赖，要掌握好借款的度，提高借款的效率和偿还能力。在利用外资的问题上要给予优惠，要立法，要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理收益，同时要限制不利于本国的扩张。要注意可行性研究，力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效果。

　　当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在利用外资问题上，涉及到诸如外汇管理的问题，会上提出要实行体制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

　　吴念鲁研究员

　　1936年生于上海，籍贯重庆，我国著名国际金融专家，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国际金融研究》杂志主编，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行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

　　吴念鲁研究员1960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中国银行），长期从事国际经济金融研究工作，取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他亲自参加金融、外汇、外贸、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工作。他撰写和主编了十余本金融专著与教材。其中有些论文获全国性奖励，有的被香港、日本等报刊转载或译载。尤其在我国金融对外发展战略、国际收支、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研究、外汇风险及其防范、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主持过多项国家重点课题研究，他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反响。

　　通过完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可以对未来年度的国际收支进行规划和预测

　　当时，我把这个建议送给了国家计委统计局，国家计委的领导作了批示,国家统计局约我就改编工作进行了几次讨论。我当时还设计了一个式样。我觉得通过完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可以对未来年度的国际收支进行规划和预测。不仅可以预测贸易和非贸易的收支可以达到多大的顺差和逆差，而且还可以考虑到对外的负债到什么时候应该付利息，外国投资利润的汇出,不仅要考虑到资本收入的可能,而且要考虑必须履行的资本支出。这样,就可能把外资的收支全部纳入国际收支计划，这对促进我国合理利用外资,起到一个心中有数的指导作用。后来因为这个建议，国家统计局和外汇管理局一起召开了会议，按照我的提议,编制了我国第一张国际收支平衡表。这项工作以后由外汇管理局负责，发展到现在已经很完善、很规范了。

　　会议还探讨了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当时有的同志主张发展合资企业；有的同志认为合资企业不宜多搞，要少搞，先摸索经验；有的则认为租赁方式有很多优点。当时对什么方式最好，没有达成共识。

　　与会代表就利用外资的基本方针、原则是什么展开了讨论。是资金？是技术？还是管理经验？到底是以引进技术为主，还是以替代进口为主，或是以出口导向为主，到底是什么？当时还没有一致明确的看法，只是提了出来。与会代表还提出，利用外资应该有一个规划，利用外资和国内计划要衔接，就是资金、物质、人力、技术要先安排好，这就是所谓的综合平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

　　经过深入透彻的比较分析，与会代表在利用外资的理论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此外，利用外资的哪种方式更适合我国国情，或者说更适合我国当时的情况，比如，特区如何建设，外汇体制如何改革，中国银行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与会代表也提出了许多中肯的看法和建议。

　　首倡编制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在这个会上，我提交了一篇题为《利用外资与国际收支平衡》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我讲到西方国家，特别是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1970年代国际收支的一些情况。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反映在外汇市场汇率的变化、储备的变化、通货膨胀的变化等。这些变化可能会对国家的经济状况产生影响和危害，如何来吸取它的经验和教训。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就会像有些国家那样长期处于收支不平衡，也就是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陷阱”。

　　我针对当时利用外资存在需求和供应脱节的现象指出，这主要是缺乏一个长远的比较切合实际的可行的规划，没有用国际收支平衡的观点、综合平衡的观点来指导外资的利用和组织。由于计划的不完善，心中无数，往往零敲碎打，结果造成了战线拉长，甚至造成混乱，因此我就提出要编制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过去国家统计局只编外汇收支表，只反映外汇的增减，没有把资本项目编进去，没有按照综合平衡、复式会计的方式来考虑进行编制。

　　我国在1980年4月恢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合法席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现在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越编越规范，做到了真实地记录一定时期我国对外债权债务的关系。我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批准，于1985年9月2日首次公布了1982～1984年的国际收支概览表。1987年9月2日又公布了1985年和1986年的国际收支概览表，此后，每年定期公布上一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这次利用外资问题座谈会已经过去了近30年。我认为,与会代表很好地回答了如何避免小平同志指示的两个“蠢”字。30年来,在我国利用外资的实际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外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蠢”字仍然在不断地发生和重复出现,有的不是“利用外资”，而是“被外资利用”。当前,我们应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特别在进一步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时,应时时深刻铭记如何避免“蠢”字发生。当年利用外资座谈会的精神至今仍然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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