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原先的农民工将被淘汰，具备一定工作技能，理解企业文化的员工将成为主要劳动力，而企业大学就是应对产业升级的利器。
文／李小宁 图／IC
企业大学，是一个由杰出的企业所创造出的杰出的教育平台。 在企业大学的历史中，GE的“克罗顿维尔”学院是个肇始，并经由这个公司的传奇领袖杰克·韦尔奇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其成为企业大学的一个经典范本。 进入2007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开始追随韦尔奇，把企业大学作为公司的一个重心。中国没有世界影响的大学，能够孕育具备世界影响的企业大学吗？这不是简单的问题。 1956年，坐落在纽约州奥思宁的克罗顿维尔学院诞生了，其创始人是GE当时的CEO拉尔夫·科迪纳。借助于克罗顿维尔，他将自己的分权思想贯彻到了GE的每个角落。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上任的杰克·韦尔奇在GE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将克罗顿维尔作为这场“革命风暴”的策源地和创新管理的实验室，使之领导了GE的整个变革过程。 与之相似，1974年由摩托罗拉当时的CEO鲍勃·加尔文创立的摩托罗拉大学也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推手。它提出的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流程的理念和标准不仅推动了摩托罗拉自身的变革，同时也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 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潮流最终也触动了这些只面向企业内部员工和为自己企业服务的学院。尤其对于许多拥有众多合作伙伴的跨国企业，它们要面对与产业链上各方的沟通，而企业大学无疑是个最有效的沟通工具。 2000年至2001年间，国内掀起一阵兴建企业大学的热潮，其后一直热度不减，吉利、伊利、蒙牛、海尔、联想、阿里巴巴、建桥都建起了自己的企业大学，但对于国内企业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在规模、师资、课程体系等各方面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陈飞翔教授认为，中国又到了改革的关键年头，外资直接投资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企业以市场换技术已经宣告破产，而且中国自有品牌已经出现大面积消亡，在这个背景下是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巨大需求。在这巨大的升级过程中，人才的需求至关重要，原先初级的简单加工的农民工将被淘汰，而具备一定工作技能、理解企业文化的工作人员将成为企业的主要劳动力，企业大学就是企业应对产业升级的利器。 从管理角度看，企业大学也是提升管理水平的利器。 企业大学的一大功用是完善企业文化。不同企业拥有不同的企业文化。对于启动企业大学的企业来说，它应该在其企业文化中补充这样一点：提高企业的全员学习能力至关重要。 提升管理的需求 企业应该意识到持续学习是企业发展的潜在动力，但不只管理层才需要提升工作技能。提高生产力应该基于每一名员工，企业的学习对象应该由定制的特殊群体转向全部的员工。同时，致力于提高专业技能的培训已经远远不够，企业应该将培训的焦点从仅着眼于提高个体员工工作技能的一次性培训活动转向为组织的全体员工学习能力的培养。此时，工作和学习本质上是一件事，企业大学使传统组织中忙碌的工人转变为忙碌的学习者。在培养全员学习能力的过程中，企业应注意使之与企业的经营目标直接相联以切实地改善员工的工作绩效，以期获得全体员工的认可，并使持续学习成为自主的行为。 企业在改进企业文化以建立企业大学时，还应该意识到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培训恰恰正是企业大学首要的核心课程。企业大学可以向企业所有层次的员工（而非仅仅是新员工）反复传播企业文化、价值观和愿景。 另外一个让企业家动心的需求在于空降兵管理模式远远不如自己企业培养的干部放心。 空降兵模式虽然可以让企业迅速获得额外资源和执行力，但是企业文化的认同和磨合也常常让企业伤筋动骨。越来越多的企业还是选择自己培养管理干部，这个时候企业大学显然是一种惠而不费的选择。 而且在中国企业逐渐国际化的过程中，整个产业链的交流已经开始国际化，单纯的国内经营环境显然不再适应越来越平的世界。让员工迅速成为国际化人才，能够应付海外销售和售后服务，也成为企业大学的一大需求。 外资企业先行 在企业大学火热的背后，一个日趋火热的高级经理人才培训市场正在形成。据称，2006年中国高层经理培训的市场规模将达到300亿元。而在内地最知名的企业大学名单中，外资企业无疑占据了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同时也处于强势地位。作为最早在华开设企业大学的摩托罗拉中国公司，其摩托罗拉大学中国校区已开设有5个学院，授课范围从技术到管理一应俱全，其运作和体系非常接近综合大学的模式。据了解，这家企业大学的主要培训目标为自身客户、供应商和商业伙伴，其有关六西格玛解决方案的培训更是成为企业大学培训中的成功案例。 与摩托罗拉大学齐名的外资企业大学还有很多，其中麦当劳汉堡大学、惠普商学院、爱立信中国学院、西门子管理学院等成为了其中的佼佼者。据麦当劳中国区介绍，香港麦当劳汉堡大学运营一年约需3000万港币。对此麦当劳认为，每投入１元的培训费可能产生10倍以上产值的回报。此外，这所学校给企业带来的凝聚力和品牌价值更是无法计算。 而惠普商学院，甚至被称为“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黄埔军校”。与摩托罗拉大学有所不同的是，惠普商学院被完全定位于对外培训服务领域，包括MBA项目，而企业内训则是由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而且在隶属关系上，惠普商学院也不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架构体系下，而是归属于其客户服务部。 事实上，建立企业大学的初衷完全是因为满足企业自身的需要，因此绝大多数企业大学服务的对象仅局限于公司的内部员工。但是，随着客户关系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的日益重要，来自客户和供应商的需求也被公司视为至关重要的业务组成部分。这就导致了外资企业大学必须重新调整自己在企业中的角色，而不得不承担起全部或部分解决企业某种发展需要的重担。目前，外资企业大学已经发展成为功能完善的在职培训和员工再教育的机构，而像摩托罗拉大学一样拥有完整的体系，提供领域广泛的课程，并且完全“对外开放”的大学也并不多见，众所周知的仅有惠普商学院等为数不多的几家。 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程培训中心主任韩传峰认为，外资企业大学在企业发展中扮演着“前导”和“后推”的角色。“前导”是指大学要与事业部紧密联系，设置匹配的专业课程满足事业部的发展。企业大学要清楚地知道事业部今天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机会在哪里、需要改变的地方在哪里，所谓“前导”就是要能够预知，并且知道如何应对。“后推”则是指，当挑战之火已经烧起来时，企业大学就必须虽需应变，对此进行辅导。 这也是中国企业大学的方向。 企业大学名家谈 文／李小宁钟韶亮 江兴华谈奥康大学 江兴华/中国奥康集团有限公司人才资源中心总监，奥康大学校长 企业大学在中国已经迅速流行和兴盛，奥康不过是其中积极试水的一分子。 为什么企业大学在中国发展如此迅速？从社会角度看，中国仍然处于一个变动过程之中，社会思潮兴盛，向外和向内探求价值观的行动表明中国还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企业价值观。天南海北经历不同的人聚集到一个企业，企业如何做到兼容并包？企业如何培养人才？如何提拔干部？这都需要统一思想。而从企业角度来看，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减少交易费用的合约型组织，当越来越多的人怀着不同理想的时候，一定是大大增加企业的交易费用。这个时候企业大学就会产生作用了。 跨国企业很多都有企业大学，麦当劳、Motorola、Intel、Lenovo、惠普等等。这对企业有不小的帮助。清华北大培养的是社会人才，但是这些人才不见得能够完全融入企业文化。而企业大学是专门为企业培养人才的摇篮，课程师资更能针对企业的需求，也能灌输企业的文化和理念。 奥康大学现在主要包括四个学院：领导力学院、营销学院、技术学院和连锁专卖学院。领导力学院主要是为奥康培养管理人才，营销学院则主要培养学员的营销技巧，技术学院主要是传承很多已经超过十八年的专科皮鞋技术，这是多年累积的心血，必须传承下去，连锁专卖学院是传授奥康做连锁专卖的专长，这主要是针对内部干部的传授。 现在企业大学主要有三个方向：只针对企业内部的人才培养；只做外部服务方案和培训；内外双向发展。奥康的方向就是内外兼修，目前奥康着重内部培训干部，但是正在准备扩展到供应商合作伙伴的培训。 中国是产生好的企业大学的试验场。我认为一个好的企业大学应该具备以下一个条件：董事会观念一致，舍得并懂得投资；具备一流的师资；开设合适并具有针对性的课程；拥有一流及即使的信息。 李书福谈吉利大学 李书福/吉利集团董事长，汽车品牌民族化的新希望 吉利大学的名字是从吉利集团来的，其实吉利在1997年的时候发展比较成功的行业是教育行业，我们1997年在浙江办了吉利技师、技工学校，1999年到北京办学，2000年我们开始投了8个亿在北京办吉利大学。 我们在台州办学首先为企业自己培养人才，因为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和很多的企业一样，一次性要进了86个大学生，可是大学生来了之后，很快就离开吉利。我们要求大学生到吉利来工作，首先要从基层做起，从工厂里最基层的地方做起，但是学生说，我们是来当将军的，我们不是来当兵的，因此大家要离开。这个时候我们很果断地办了大学。后来我们准备拿出8个亿在上海办一个大学，为吉利培养子弟兵。这事被北京的领导知道了，当时北京教工委书记、教委主任徐锡安很诚挚地邀请我们到北京来办，吉利大学从2000年3月10日在昌平1000多亩土地上动工建设，已经完成了3600亩土地的规模，现在规模能纳18000人。 对于企业大学毕业生，我们有两条措施：第一我们在公司董事会专门有决议，凡是吉利学校毕业的学生是优先就业，保证把更多的工作岗位留给吉利学校自己毕业的学生。自己培养的学生，知根知底，企业文化认同性也好。第二凡是吉利毕业的学生，如果通过吉利自己设定的吉利英语、语文、吉利人格本位的考核，再加上一两门的专业，就可以发给吉利自发的毕业证书，这本毕业证书是走向吉利集团所有工作岗位的绿色通行证。浙江的吉利学校跟北京的吉利大学，现在已经毕业的学生里面90％以上现在都在吉利工作。这就为吉利贡献了大量新鲜血液。这批学生中现在已经有很多做了吉利集团的部门副总经理、总经理、销售公司的经理，而且我们在浙江有规定，凡是在吉利读书的几年，今后到吉利工作以后可以算成工龄，这对吉利的学生确实是一个优势。 吉利要国际化，必须首先要培养自己的人才梯队。吉利聘请了韩国汽车专家、美国汽车专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培养自己的汽车专家、管理人才。特别是国际化形势日益紧迫，全球销售的售后服务出口还有很大缺口，希望吉利大学能够为我们提供足够的人才储备。 蒋丰年，海尔大学培训中心 蒋丰年/海尔大学培训中心副处长 海尔大学创建伊始，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就提出了海尔大学的定位：不在于有多少好的设施和硬件条件，关键在于其内涵和软件，要成为海尔员工思想锻造的熔炉和能力培训基地，要以GE管理培训中心为榜样。“创新、求是、创新”是海尔大学的校训，就是要求每位学员都带着创新的动机和现有的创新成果到海尔大学参与，通过互动、学习，寻求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并总结成模块，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在新的创新模块平台上进行更高水平的创新，从而形成不断循环、螺旋上升的过程。 作为世界上首家通过ISO10015国际培训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海尔大学秉承海尔集团“选准母本、清楚目标、找出差距、需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培训原则，依据海尔集团的发展战略，围绕市场终极效果，通过“现场、案例、即时、互动”的创新培训形式，进行问题管理培训、创新能力培训、发展能力培训等。 回报社会是海尔大学培训工作的延伸，培训对象已由海尔内部员工不断延伸到海尔的分供方、专卖店并扩展到国内金融、保险、电力、电信、服务、制造等各行业各领域，国家机关、金融、电信各领域及外国人士，现在每个月到海尔大学接受培训的国内外各类企业、机关单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已达700余人，参观交流及调研编写案例的人员每月也超过400余人。 为提高培训效果，海尔大学搭建了完善的培训教学软硬件环境。在软件建设方面除海尔大学内部有16名各单位轮值老师外，在海尔集团内还建有330余人的内部兼职教师师资队伍，在海尔集团外部也已与清华、北大、中欧国际工商学院、IMD等国内外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聘请兼职教授80余人，并且已与哈佛大学、IMD、沃顿商学院、英国剑桥大学、法国欧洲管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国内外著名院校成立案例编写关系。现已有6个案例进入以上国际级商学院MBA教学案例库，成为全球通用的教学案例，已有20余个在国际各大院校使用。 企业大学不应是企业名片 企业对于大学的建设没有系统的规划，将企业大学和一些经营管理类的高端培训混淆在一起，认为组织一些这样的培训课程就是企业商学院，这是很片面的。 文／李小宁 深受跨国公司创办企业大学的影响，中国有志国际化的企业也开始纷纷效仿。但究竟应该怎样创建适合自己的大学，成了中国企业面对的根本问题。 “虽然国内企业大学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对于如何为企业量身定制自己的大学，我们还是非常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看法。”同济大学工程管理培训中心主任韩传峰表示。 _环球：企业创建自己的大学的必要性是什么？ _韩传峰：有实力和有远见的企业必然会将内部培训作为重要的人才战略。但内部培训会有很多问题，比如企业将人员输送到各高校进修，他们学习的理论体系可能各不相同，也并无针对性，很难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企业必须建立一个更为系统和专业的机构来培养人才，并且形成一套自己的企业文化和理念代代传承下去，而企业大学就是一个最好的载体。 _环球：目前中国的企业大学已为数不少，如吉利大学、建桥大学、春兰大学、海尔大学、联想商学院、蒙牛商学院、伊利集团奶粉商学院、美的学院等，它们的发展状况究竟怎样？ _韩传峰：整体来说运营状况不大理想，虽然具备了大体的框架，但还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而且目前的国内企业家还没有搞明白两件事：一是企业大学与社会大学不同，不是利用社会大学的人口高峰需求获得寻租的工具；二是企业大学不是有钱以后寻求认可的名片。这两种思路在大多数企业大学身上都可以看到，其弊深远。 _环球：那你认为根本问题在哪？ _韩传峰：企业对于大学的建设没有系统的规划，将企业大学和一些经营管理类的高端培训混淆在一起，认为组织一些这样的培训课程就是企业商学院，这是很片面的。除了培训之外，企业大学肩负的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形成和传承一个企业的文化、理念及战略。但即使企业有了正确的意识，实施起来还是困难重重，无法建立起完整和系统的课程体系，也很难整合强大的师资来长期地提供培训。 _环球：如果完全自建企业大学很难行得通，它们企业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 _韩传峰：与高校合作建学已成为很多企业的选择，一些著名的企业大学如通用电气的克罗顿维尔、摩托罗拉大学都等跟众多高校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从聘请资深教师讲课到联合学位教育等各方面。 _环球：您觉得一个相对成熟或成功的企业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_韩传峰：一个企业大学的核心应该是知识和人文氛围，而不仅仅是物质投入和环境。同时它应该是一个打破壁垒，内外交流的机制。一方面，除了企业自身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之外，也应该广泛吸纳国内外的产学研各方人才在企业商学院舞台上架构经验体系；另一方面，要像摩托罗拉，尤其是惠普一样，可以包容更多的行业或者是供应链上更多的企业和未来的用户，做到内外兼修。 _环球：就你个人的经验而言，为企业创建大学提供什么样的建议？ _韩传峰：不同规模和发展阶段的企业会对企业大学有不同的需求，而企业大学在不同阶段所承担的使命也是不同的，所以首先应该会对企业的运营情况及需求有准确的判断，然后再提供适合它的不同方案。在整体架构方面，企业大学应该至少分为三部分：通用知识比如管理类课程等的教学，针对企业性质及产业环境而专门定制的课程及企业文化、战略和理念的课程。其中最重要的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环就是第三部分。企业管理层的亲自执教是最为核心的一环，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企业的一部分，必须流淌着企业自己的血液，那就是可以代代传承的文化、战略和理念。 下一波中国热，热什么？ 盛世中国，流动性泛滥，环绕着津门、浦东、广东的是亢奋的资本家，等待着完成马克思所说的惊险一跃。 文／李小宁插 图／蔡丹 与谈人： 张安宇／美国亿泰投资集团中国区主席 徐星凯／美国喜多国际控股集团董事、首席执行官 晏波／美国博瑞摩森集团中国代表处 李小宁／环球商业评论召集人 星汉灿烂，若出其中，人杰地灵，若出其里。走在津门塘沽的街道上，到处都可见土方机在轰鸣，万科、万通、泰达正在加紧施工。 这仿佛是90年代浦东的昨日重现。而在天津开发区国际会展中心，数以万亿的资金正在流动、碰撞、博弈，只等待政策上一声令下，就将冲上第一个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通道，或高飞远扬，或投资非洲，又或者跟随襁褓中的国家外汇储备投资公司的脚步去做股权投资。 而这一切的背景仍然是中国盛世，人口红利短期内看不到消失的迹象，外贸双顺差仍然强劲，企业盈利能力也常常给人惊喜，而且人民币还在保持强劲升值势头。在这种乐观的情势里，数之不尽的资产正在等待重新评估，大量盈利能力强的隐形企业在投行们屡屡要求下才同意整改财务数据，吹响上市的号角。而在资本市场上，遭受严重政策打击的A股市场只是用了短短八个交易日就基本回复失地，重上4000点。 投资什么？这对于进入中国的外资私募基金（PE）、风险投资（VC）和中国本土的同行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大的机遇就是大的风险，赌错了方向，就意味着落后。在天津滨海国际会议中心，《环球商业评论》与美国亿泰投资集团中国区主席张安宇、美国喜多国际控股集团董事、首席执行官徐星凯、美国博瑞摩森集团中国代表处晏波交流了这个问题。 亿泰投资是新近进入中国的私募基金，资本实力雄厚；喜多控股作为投资公司在中国为企业提供从过桥贷款到夹层融资等各种金融服务；而博瑞摩森目前在中国主要开展风险投资，更多涉及企业的前期投资。 投资方向 _环球：中国现在缺人才、缺技术、缺品牌，不缺的就是钱，流动性过剩造成资本泛滥，但是在中国企业整体盈利能力增长的情况下，各种外资仍然源源不断进入，你们怎么考虑下一步的投资方向？ _张安宇：我们目前主要的关注行业是电信、媒体和科技（TMT）产业领域、传统商业领域及金融领域。在2007年下半年，我们也将更多关注中国医疗健康及教育领域，而在教育行业我们更看重两端，学校之外的学习和学前的教育。随着医疗健康和教育领域二次改革的深化，特别是传统模式的变更，其中将孕育大量的投资机会。 _徐星凯：我们更多的投资是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所以并不限制我们的投资行业。就我们的经验而言，还是比较喜欢和二次创业者打交道。因为二次创业者已经能够比较好地应付外界突发状况，而且经过挫折以后，团队一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生存能力。作为金融服务提供商，这样成功率高，风险小。 _晏波：TMT产业先行，新能源、教育、传统产业多条腿走路。 _环球：现在A股很火爆，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培养国内上市企业？ _张安宇：自从去年国家的政策改变之后，我们也注重看了在A股上市的公司，希望在国内投几家比较好的企业在A股上市。 _环球：那在中国投资了多少针对A股的项目？ _张安宇：2个，都是非常传统的项目，一个是铜加工厂，另一个是精密机械加工厂。 _环球：博瑞森摩是美国能源投资的专家，最早也投资过电厂，但是在中国新能源领域没有看见你们的身影。 _晏波：太阳能行业确实很火，但是中国企业大多集中在产业链下游，即使中游的芯片厂商也很少。而太阳能企业还要和半导体企业争抢原材料，成本很高，这些都是发展瓶颈。虽然很多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但是我认为新能源行业已经出现大量泡沫，中国太阳能企业将面临很大压力。 _张安宇：不过新能源应该是谈两个方面，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我们现在比较热的就是开源，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太阳能陆陆续续中国有七、八家企业上市了，其它还有一些生物柴油、生物乙醇、包括风能、地热，这些都是可替代能源。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节能方面，包括一些传统锅炉行业，我们最近在看一家公司，它在中国工业锅炉改造这方面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平均能把你工业锅炉节能20%，因为他节约的能量远远大于开发出来的能源——这个行业前景你说大不大？我觉得能源现在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因为“十一·五”大家都比较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新能源这方面，不能只看到新能源的应用替代传统火电，也要看到是不是有一些新兴的技术应用，然后适合这些传统能源的节能需求。一般来讲，新能源并不适合VC，因为VC就是要投进去一点小小的钱，然后争取最大的回报，现在太阳能这个行业完全是一个资本密集型产业，所以并不太适合VC，更适合PE或者产业基金。 _环球：2006年新能源是IT行业之后的一大亮点，大家估计2007年、2008年哪个行业可能延续新能源的热度？ _张安宇：机械制造业。过去两年，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导致制造业行业毛利率下滑，企业估值都很低。未来两年，原料价格放慢增长甚至下滑，而同期中国奥运和大规模电网建设、高速铁路建设、中部地区城市化建设都会对机械制造产生巨大需求。而A股的繁荣也保证了投资的退出通道。 _环球：中国并非只有机会和财富，还有很多陷阱，“潜规则”，和中国企业打交道也并不容易，特别是中国本土民营企业，精明也不乏狡诈，你们的优势怎样发挥？ _张安宇：确实中国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和海外资本对接的时候非常、非常小心。很多时候双方签约的焦点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付钱。一般是我们开始为企业提供服务就需要首付款，但是中国很多企业不同意，往往要求做成以后再付款，而且是距离上市越近越好。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这种心态会限制他们的发展。我们的优势在于专业，亿泰的每个合伙人都是来自于国外知名大投行，不仅拥有专业的投行业务知识，同时更与各个投资者有着良好的关系。一般来说，亿泰资本所接手的案子平均运作时间不超过6个月，这代表了我们的能力和质量。 _徐星凯：喜多控股是一个扎实、注重业务品质的公司。因此喜多控股只会选择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做项目，因为我们需要给客户更高的品质保障。目前，喜多很少主动去寻找客户，客户来源基本来自于主动联络我们的客户，我们每接手一个客户基本上要谢绝5-7个客户。 _晏波：中国不缺乏资本、不缺乏点子，缺乏的是把资本与点子相结合创造价值的人。在民营经济里，最有价值的是顶尖创业者，这些顶尖创业者能否合理利用资本杠杆是其成功关键。所以，我们希望融入创业团队，成为企业资本市场的合作伙伴，与创业团队一起成长。 PE和VC趋同 _环球：现在出现了PE和VC混同的趋势，很多PE投了VC的项目，而很多VC在中国也投资了本来是PE作的后期项目，你们怎么看这种趋势？ _晏波：经过2005年投资退出高峰期以后，VC在中国首先要均衡风险，因为目前一年期和五年期的企业融资占了VC投资的90％，最新投资的一些WEB2.0项目风险不明朗，VC需要降低风险。目前VC在中国当前降低投资风险主要有两个手段，一是投资非TMT，二是投资晚期。结果就看到很多VC在做PE的项目。 _环球：这讲明白了VC为什么投资PE项目，那有些PE在做VC的交易是为什么？ _张安宇：一般来讲，VC和PE还是上下游关系，我们后期投资，VC作前期。但是中国VC和PE区分很模糊。VC找不到好的早期项目，PE也很难争取到买断项目，结果两者都聚集在成熟期的项目，供求并不平衡，形成了泡沫。现在国内很多项目市盈率已经炒到十几倍。我认为，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明确，虽然有些PE投资了一些早期项目，但这不会成为主流，毕竟PE的基金规模往往很大，总是做前期是不可能的。 _环球：既然大家做的项目在趋同，那又如何区分你们做投资的？ _晏波：VC是打江山，投资更偏感性；PE是保江山，投资更靠理性。VC需要对新鲜事物很敏感，比较适合富于激情的年轻人。而PE需要公司运营管理经验，比较适合有相当人生阅历，沉稳老练的人。 泡沫风险 _环球：大家怎么看整个的投资环境？ _晏波：你经常可以听到这种报道，谁谁谁又融了新的基金，谁谁谁又进入中国了，这当然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就是促进了中国金融资本市场更国际化，以前大家对中国有顾虑，中国股市上市都会打折扣，现在大家追捧中国，中国股票溢价，当然都是各方面努力的结果，首先要恭喜中国的资本市场。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看项目的时候明显感觉到现在压力很大，好项目越来越少，一旦看到一个好项目的话，明显感觉竞争非常多。这造成一种什么结果？很多机构进入中国，甚至有一些机构明显带有很短期利益，包括一些国外我们讲的对冲基金各方面，他对这个风险的控制，对回报就降低了要求，这中间难免产生泡沫。 _环球：既然VC和PE大举投资中国，那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看，又是高速发展，但是市场上却又一些盛世危言，你们怎么看？ _张安宇：现在确实有很多基金都是2-3年就投资完毕，但这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情况，也从侧面反映出现在中国市场的火爆程度。事实上，基金投资周期应当和经济周期相匹配，5年是比较合理的选择。现在很多PE把整支基金都集中投在中国市场最高点，这是很危险的。当大部分项目集中在2－3年内套现的时候，必定有不少基金亏损。这是不可避免。但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发展不容乐观的时候，除了KKR、黑石（BLACKSTONE）等极少数PE可以不理会中国，大部分PE和VC还是必须介入中国市场，谋求发展。如果有一天中国A股在国际化以后和美国股市同期硬着陆，这些基金也不可避免要葬在泡沫里。 股市热，到哪里圈钱？ 资本市场最火红之时，也是企业融资最适合的时机，往往能取得最好条件最低成本。对CEO和CFO来说，该怎么掌握牛市圈钱？ 文／李小宁 与谈人： 谢勇／中科招商基金经理 张福新／博思众恒（北京）投资公司总裁 陈建／海通证券国际部经理 李小宁／环球商业评论召集人 _环球：2006年以来，中国A股成为世界投行、基金最关注的热点，为什么？ _谢勇：中国股市进入大牛市行情。中国股市的市盈率是美国的两倍多，上市的成本和上市的效率都具有比较优势。这就使得中国原来打算到海外上市的企业，出现大回流的现象。比如江苏远东集团，高盛公司给它们做计划做了一年了，打算在海外上市，后来放弃，因为它一算账，A股圈钱比美国高出一倍，等于是重新创业20年的价值。它觉得在国内上市，对公司更有利。所以国内的股市不仅吸引国内资本，外资投资的公司也纷纷来上市。对外资而言，国内股市有两点吸引它：第一，中国资本市场具有高成长率，高市盈率，高溢价能力；第二，人民币本身在增值，吸引力特别大。估计不久就会出现外资股。 _环球：以往你们投资的公司多在海外上市，现在上市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市场？ _谢勇：现在主要是国内市场。现在基金投资的公司也不是不到国外上市，但是现在国内股市这么高的市盈率，大多数项目都被吸引到国内。 _环球：那你们决定手里项目到哪里上市，主要考虑那些因素？ _谢勇：上市周期是影响时间成本的一个因素。对比基金的习惯做法和国内的现行法规：A股上市要求企业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和管理层不能发生重大变化，且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而基金则习惯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及资本市场的口味对管理层进行调整和包装；发起人持有的股份，自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开发行前已发行之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不难发现，仅仅计算这两项时间成本，基金们持有其投资组合公司的股票时间，就很有可能至少在4年以上。4年的时间相对于基金5年的持有期来说，足以构成一条很强的约束。一个基金的投资周期在5年正好构成一个国家的经济周期，5年一次滚动，也防止了系统性风险。 审批和审查仍繁琐 _张福新：到哪里去上市不只是企业的选择，投行的选择，还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现在国家担心外汇压力，仍然到海外上市，显然要受到监管部门的强力审查。所以这道选择题表面上看只关乎各大证券交易所的利益，其实最终体现的实则是各种国家的政策优先和制度安排之间的比较优势。对于投行而言，选择到哪里去上市只不过是整个资本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_环球：你们觉得目前国内A股对投行来说，主要问题是什么？ _陈建：上市仍然设置了很多审批和门槛，这样的话上市效率就很低，而且退出机制不算完全解决，因为多层次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形成，现在中小企业板已经解决了一部分，解决了一部分退出渠道的问题。 _环球：现在资本市场正火，有没有出现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 _张福新：现在市场上是出现了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有些券商急切希望做项目，就参与风险投资，这就有些着急了。因为它就是在临门一脚的时候，在IPO上市的项目参一把，参一把之后就能赚几倍，这本身就是急功近利的行为。券商没有对项目进行培育、孵化的过程，它做的是上市前的包装、策划，或者说是加个桥梁纽带，一上市就赚钱。 _环球：现在有大量的资金进入投行部门，影响大的券商也在激烈竞争，这些因素会不会给投行业带来风险？ _谢勇：我们的利润在严重摊薄，项目的利润在迅速减少，尤其是最近券商的大规模进入之后，因为券商重点做的是back（后期）项目。企业分成种子期、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券商进入的是第四阶段，即成熟期，前三个阶段还是靠基金投资。从进入价格、进入成本来说，2005年一般是五倍市盈率，2006年一般是八倍市盈率左右，今年的市盈率是十倍左右。到2007年我预计很可能是十二倍，一些好项目会是十二倍以上。这里已经存在一些潜在泡沫了。 把历史当镜子，而不是绳子 _环球：在日益激烈的市场中，中国投行的竞争已经国际化，打开大门后如何应对外国投行的竞争？ _陈建：中国投行首要解决的是体制问题。因为不少中国投行都是国有企业，而目前证券市场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机制问题的延伸。我们需要进行多方位的改革，根本上是体制的改革，包括股权多元化、管理层激励机制、吸收国际人才等，兼容并蓄才可能有出路。另外，要尽快解决历史包袱。中国投行为国有企业的脱困和证券市场的成长做出很多牺牲，过去十几年一直是A股市场的建设者、铺路石。他们承担了历史责任，但仍要把历史当作镜子，而不是绳子；要大刀阔斧地改革，真正走向市场。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交易所的股份化、市场化不失为合理的选择。 _谢勇：国际投行的进入对于国内投行市场利大于弊。前几年投资银行业务过热，投行从业人员过多，外资投行的进入，可以加速洗牌。和目前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过程一样，外资工业企业进到中国来，有利于激励国内企业自身发展。只要机制改变，国内的投行没有理由搞不好。有人说，外资投行进来要吃掉国内券商、基金、投行这些幼小的羊。我认为这不是有些狭隘的民族情绪。进来的狼根本首先要做项目，而羊往往是自己病入膏肓。狼也很忙，新鲜的猎场本身就在吸引他们，它忙得几乎来不及吃羊。 _环球：在这一轮新的竞争中，你们作为项目高手，看好哪些行业的前景？ _张福新：看好五大行业：制造业、消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资源方面的企业。在零售业方面，像联华超市、蒙牛等所代表，这些都是改善人们生活的行业。我们有主题，并且思路很简单：中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我们要做这20年不变的优势行业；人们在制造业上赚钱后，要改善生活，消费业随之看好；要满足改善生活的需求，人们将会忙碌于工作、加班，交通业自然繁荣；而资源，是中国最为需要的。这四个主题可以形成一篇有逻辑的中国文章。 _谢勇：房地产企业我们一概不看，此外我们都看。就房地产而言，泡沫是存在的，可能导致的两个结果是：土地卖光下届政府日子不好过；房地产价格的增高导致商务成本的增高，许多商业机会可能被外移。有些地方房地产按揭率达到70%，而西方国家最高按揭率也就是70%，发展中国家只有55％-60％。这完全是变相地、非直接地向银行提款。5年、10年之后，GDP下降，人们偿债能力也随之下降，中央银行岂不是会积累大量坏账？ 资源过度集中，标的开始分散 _环球：现在投资竞争太激烈，比如北京竞争太激烈了，上海竞争太激烈了，一些项目可能要上山下乡，要去农村，要去偏远的地方，二级城市、三级城市，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你们是不是也会跑跑黑龙江、内蒙什么地方呢？ _谢勇：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一方面大家在抱怨中国太集中，就是北京、上海。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北京是津京地区，南部就是珠江三角洲，把中国的钱都吸收进来，大家都集中在这里。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就是发达地区这边就是资源更丰富，创业者、投资者集中在这儿，到最后，历史证明好的投资机会提供给投资者和创业者最大的财务回报，把他们全部集中在这儿是一个现象，大概很难改变。现在问题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因为整个投资环境就是有点过热，有点竞争，所以两个大的发展，一个是投资领域的多元化，一个是投资地域的多元化，那投资地域的多元化要往二线城市走，不光是三大块，不管是到武汉、成都、大连，慢慢慢慢这里面也会带出一些投资的机会。 _张福新：我知道不少投资界的朋友也慢慢往第二梯队跑，我听说IDG就有专人负责浙江省的投资，整天在绍兴、宁波这些地方跑。归根到底，项目还是要看政策的，如果逆势而动，只能增加投资周期和风险。现在中央提出开发天津，你看滨海这里又集中了大量的土方机，仿佛是深圳和浦东的重演。这里肯定将汇集了大量资本。不过对不同公司而言，我想这里面还是80/20的原理吧，如果人力不够的话很难分散到二线都市，更不要讲新疆、西藏这些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