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际融资》记者 艾亚 齐芳 综述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最受记者追捧的话题之一是金融。中国金融界的政协委员始终是记者追逐采访的对象。由于美国次贷对美国金融业的重创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从另一个侧面给中国金融业敲响警钟，中国金融业尚需进一步加快改革的步伐。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进言献策—— 流动性过剩导致了四大问题出现：增加了宏观调控的复杂性，造成了货币政策调控的两难局面；社会资金闲置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市场发展失衡；社会资金流转不畅，导致金融机构成本提高，给金融体系带来了较大的风险隐患；流动性过剩，推动投资增长过快，商品价格上涨过高，蕴含着冲击市场的巨大能量。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政金融大学金融证券学院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特别强调指出，解决流动性过剩必须深化金融改革。 拿着全体老百姓的钱到海外投资，投资的程序或者流程一定要科学，要注意风险，要稳步地向海外扩张。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黄泽民认为，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潜在风险是对外投资。他强调：加强金融制度建设，严格执行已经有的制度至关重要。 中国的银行体系不够健全，且抵抗外来冲击的能力又很弱，是开放资本账户所要面临的最大风险。全国政协委员、顺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顺堤警示，对资本账户开放面临的风险一定要有对策。 大凡经济风险，本质上就是信用危机。作为综合调控，一定要调控到能够维护个人信用基础的可能程度。中国应该从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吸取怎样的教训？如何有效控制国内信用风险？全国政协委员、信用研究专家童石军指出：适度放水养鱼才能保持市场稳健发展。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国内金融领域将逐渐与国际接轨，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跨市场操作亦趋频繁，不同市场间的风险和危机很容易波及其他地区的市场，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南华集团董事局主席张赛娥呼吁，中国需尽快建立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如何规避国际外汇风险，合理使用我国外汇储备，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名誉院长骆少君建议：改变外汇投资体制；改变外汇投资方式；建立战略性储备。 流动性过剩导致四大问题出现：增加了宏观调控的复杂性，造成了货币政策调控的两难局面；社会资金闲置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市场发展失衡；社会资金流转不畅，导致金融机构成本提高，给金融体系带来了较大的风险隐患；流动性过剩，推动投资增长过快，商品价格上涨过高，蕴含着冲击市场的巨大能量。面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政金融大学金融证券学院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强调 解决流动性过剩必须深化金融改革 当前，流动性过剩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产生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有3点： 首先，结汇售汇制导致中央银行被动地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造成国内金融市场货币供给过多，成为加剧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进行了汇制改革，一是汇率并轨；二是对国内企业实行结汇售汇制。1996年7月1日，我国又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结汇售汇制。结汇售汇制是指企业外汇收入都要按当日汇价到外汇指定银行结汇，由银行向企业兑付人民币。在结汇售汇制条件下，一方面，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到2007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高达15282亿美元；另一方面，人民币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到2007年底，央行外汇占款近12万亿元，大约占央行资产总额的70%左右。央行外汇占款属于基础货币，在货币乘数的放大效应下，会导致央行、金融机构、市场3个层面流动性的普遍过剩。其次，我国金融业长期的分业体制，造成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单一，盈利模式以存贷款业务为主，资金运营效率低下，也是导致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以吸收存款赖以为生，加上我国经济特有的高储蓄、低消费，促使商业银行的存款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加上近几年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中，对贷款规模不断加以限制，使商业银行的贷款困难。这就造成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存差不断扩大，大量资金积压在银行体系难以运用。 再者，我国金融市场层次单一，流通渠道狭窄，缺乏创新工具，大量资金难以投资运用，这也是导致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金融市场中，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处于分离状态，缺乏资金在两个市场之间流入流出的渠道。在货币市场中，片面发展信贷市场，而拆借市场、回购市场、票据市场以及短期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在资本市场中，场内市场不断发展，场外市场停滞不前。同时，由于金融管制严格，导致金融工具创新滞后。以上情况，使我国金融机构的投资及居民理财受到极大的限制，金融机构资金运用存在较大的制约，居民“被迫储蓄”现象普遍，加大了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流动性过剩导致了4方面的主要问题。
第一，流动性过剩增加了宏观调控的复杂性，造成了货币政策调控的两难局面。自2004年以来，为了防止经济过热，我国主要采用了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从2006年至今，我们已经连续14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由7.5%上调至15%（近日又再次上调）；连续7次上调存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由原来的2.25%上调至4.14%；连续8次上调贷款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由原来的5.58%上调至7.47%。可以说，连续从紧的货币政策，为保持经济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解决我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却是适得其反。因为，不断提高的存款利率，促使社会资金不断流入商业银行。而不断提高贷款利率和准备金率，以及央行发放定向票据，直接控制贷款规模，增加了资金在金融机构的积压。从紧的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过热的同时，有可能加剧流动性过剩。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着抑制经济过热和缓解流动性过剩的两难选择。 第二，社会资金闲置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金融市场发展失衡。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理应起着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流动性过剩，一方面，资金大量积压在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内部；另一方面，企业普遍处于融资难的境地。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由于缺乏资金，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造成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展失衡，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调的现象。 第三，社会资金流转不畅，导致金融机构成本提高，给金融体系带来了较大的风险隐患。按照2007年底的存差12.8万亿元，以及一年期存款利率4.14%计算，我国金融机构的存差部分既使不能很好地运用，但是每年也需要支付5299.2亿元的存款利息，这将极大地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导致盈利水平不断降低。巨额资金积压在金融机构难以流动，也将全社会的风险集中到金融体系，一旦出现局部的金融问题就可能引发全方位的金融风险。 第四，流动性过剩，推动投资增长过快，商品价格上涨过高，蕴含着冲击市场的巨大能量。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居高不下，生产资料的价格出现长时间的持续上涨。 而且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正在不断地向消费资料价格传导，出现生产资料价格与消费资料价格同时攀升的局面，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投资规模的扩张，商品价格的上涨，与资金的充裕、过剩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宏观政策紧缩的情况下，某个局部市场的政策一旦松动，“趋羊效应”就会导致大量资金涌入，引发该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甚至形成价格泡沫。例如当前的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这种局面，而消费品市场也可能面临过剩资金的冲击。 那么，如何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呢？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适当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式，在以从紧货币政策为主的条件下注重相关调控政策的协调。面对经济过热和流动性过剩的双重压力，完全依靠货币政策调控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目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频率和力度均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流动性过剩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观。因此，我们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注意财政政策以及其他政策手段的配合。 第二，彻底改革结汇售汇制，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减少或避免人民币大量投放，缓解流动性过剩和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让广大居民、企业保留更多的外汇资产，由风险集中化转变为由居民、企业自发调节资产结构来防范和分散风险。 第三，金融业由分业尽快走向混业，树立大金融的观念，消除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壁垒。为证券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之间广泛而深入的融合提供条件，促使商业银行进军资本市场，从根本上解决货币市场资金过剩和资本市场资金不足的问题，形成金融市场平衡发展的新局面。 第四，加快银行体制改革，转变商业银行单一的业务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改变盈利模式，拓展商业银行的运作空间。开展投资理财业务，发展公司和私人理财增值服务，发展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外的理财托管产品，将储蓄存款转化为理财资金，逐渐改变商业银行的生存方式。 第五，调整金融产品结构，鼓励金融工具创新，推动资产证券化和企业债券发展，设计多种组合的利率、汇率新产品。使金融投资的工具不断的丰富，可选择的投资品种不断增加。（摄影江羽）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黄泽民在2006年“两会”期间提交的关于尽快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提案，今年得到了政府的采纳。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加强金融制度建设，严格执行已经有的制度至关重要。他认为 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潜在风险是对外投资 谈到商业银行是否会因紧缩政策而导致收入下降时，黄泽民说:“国内主要的商业银行在过去几年内，都按照这样几个步骤进行了改革：先是剥离不良资产，然后引进战略投资者，第三步就是上市。国家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资金，让这些银行轻装上阵。除了农行，主要的商业银行都已经上市。从目前来看，中资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还是很低的，可以说是低于国际的平均水平。其主要就是因为刚进行完改革，商业银行通过战略投资者投资，国家注资，上市融资这样3个渠道获得了新生的资金。尽管这些银行的牌子还是那块牌子，但是，银行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现在是宏观紧缩，对银行的贷款规模有所限制，但并不是说让银行提前收回贷款。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信贷总规模并没有缩小，而是在增大。只不过现在讲的控制，实际上是对增长速度的控制。在今年1月份央行公布的货币供应量的情况看，其增长超过了去年，原来提的是16%，现在出来的数据是18%，所以银行的放款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限制，只不过是增长速度放慢了。另外一个涉及到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这个在外国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我看到民生银行2007年的年报中收入来源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在中央银行存款的利息增加了。在国外，央行是不给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利息的，是强制性的作为货币政策紧缩的一个工具。但是在中国，中央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银行必须把更多的钱暂存到中央银行去，而且央行还要支付其利息，且给予的利息大于活期存款的利息。”据此，他认为，担心因为紧缩政策导致银行收入下降的想法，至少现在是多余的。 谈及去年以来持续走高的房价是否会引发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黄泽民指出：他对于目前的高房价是比较反感的，但是，没办法，中国的房价目前已经走到这样一个水平了。一位著名的日本经济分析师曾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目前的状况和当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时的情况差不多，会引起房价下跌，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关于这个问题，从目前情况来看，他认为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房价会出现结构性的调整，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小幅度下降，但是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因为实际需求在增加。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现在已经进入到结婚的高峰期，他们这个群体在购房。如果目前中国的房价真的大幅度下跌的话，银行会被拖下去的，因为很多地方的银行房贷量还是很大的。从政策上来说，中央政府如果严厉调控把房价搞下来的话，对银行来说，风险是很大的。如果真的出了问题，还是全国人民买单。他建议，最好的办法是，一方面CPI在涨，收入也在增长，同时要维持住房价不再大幅度的上涨。如果政府对房地产商在资金上抽得太紧的话，就会导致房地产商资金断裂，支撑不下去，接着就会导致房价下跌，有可能引发市场预期的进一步下跌。房地产行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资金链不能断，断了就会出大问题。 他说：“现在的房价是有泡沫的，对很多人来说，目前的房价太高了。但是这个泡沫是需要填充的，戳破是很危险的，这是我很担心的。另外，我还担心由于银行的经营管理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很多银行还是政府派官员去坐镇，如果还是放任长官意志的话，而不能加强独立自主经营的话。银行可能会出问题。” 黄泽民认为，对中国现在的银行业来说，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潜在风险是对外投资。中国的上市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后，会再找出路，到海外投资，持有海外的金融类公司的股权。在这一点上，一定要谨慎。他说：“中国的商业银行对海外金融市场究竟了解多少，这一点令人担心。海外投资做得好当然不错，但实际上，这方面的不确定性更大。风险是什么？就是对很多事物不了解，对其未来潜在风险不知道。我们对国外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并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那是完全陌生的一个市场，文化、语言、经营模式等都不一样，凭什么要跑到那里去投资？认为能很容易地买到其廉价的股权？不会的！很有可能被套牢了！我很担心中国的银行在目前资金实力比较雄厚的状况下，跑到海外瞎折腾。比如说中国投资公司这样一个主权基金受到很多的批评，这样的短期投资就是错的。做金融投资的没有常胜将军，但问题是拿着全体老百姓的钱到海外投资的话，投资的程序或者流程一定要科学，要注意风险，要稳步地向海外扩张。” 黄泽民建议：要想保证海外投资不会出现很大的失误，关键是在人才，必须拥有熟悉海外市场的人才和精通海外市场的人才，而且这些人才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还建议：规模不是很大的银行完全没有必要去海外扩张。这是做生意，做银行也是做生意。我们在贸易理论里有一条，为什么要出口？是因为国内市场达到饱和状态后的一个自然延伸，尽管进行对外贸易会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但是从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上看，应该是这样发展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和手段去推动市场，这个市场是有特殊性的，而且国内银行的市场发展空间还很大，所以，那些规模不是很大的商业银行应该首先把本土的市场做扎实，待感觉到国内市场空间变得很有限了，再去开拓海外市场。 谈及中国金融业应当从亚洲金融风暴、美国次贷危机中汲取怎样的教训，黄泽民指出，微观经济主体和宏观经济管理层应该考虑不同的问题。他说：“目前在金融行业当中，一提金融风险，就要讲到分散风险、规避风险、转移风险。看到手上的东西不好，就要及时地卖出，这就是转移风险；看到资产过于单一，就进行多样化以便分散风险。这些应该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考虑的问题。宏观经济管理层不应该考虑这些问题。” 他建议，宏观经济管理层应该考虑市场的基础性建设，尽可能地减少风险的形成和积聚。他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管理层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教训。由于美国金融管理当局没有把事情做好，结果使市场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风险。无论转移、分散、还是规避风险，风险还是存在的。宏观经济管理层应该尽量降低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要加强制度性建设。很显然，从金融市场上看,我们的制度性建设是不够的。表现为：一是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这个制度还没有建设起来；二是制度建设起来了，却受到方方面面的运营主体的制约，没有人去认真执行这个制度。” 鉴于此，前年黄泽民递交了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提案，今年这个存款保险制度将被执行，这对保证银行安全、保护存款者的利益是件好事。如果将来银行真的出了问题，存款保险制度可以救助银行。 他强调说，“像类似于这样的不同的金融制度，还应该不断加强建设。如果已经建立的制度，就一定要好好地执行。” 全国政协委员、顺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顺堤指出：我国的银行体系不够健全，且抵抗外来冲击的能力又很弱，是开放资本账户所要面临的最大风险 对资本账户开放面临的风险要有对策 李顺堤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加大了银行体系的不稳定和风险。首先，有可能增加不良贷款比率。资本账户开放后，在各种预期下，资本大量流入，很多资金涌入银行，迅速导致银行的流动性宽裕。在监管不够健全的条件下，银行受利益驱动就会产生贷款冲动，甚至给效益差、信用不好的企业贷款，或将贷款迅速集中扩张在少数行业如房地产，有的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证券市场，这样的结果极易造成信贷资产质量的下降和资产泡沫的膨胀，一旦发生资本逆转，资金由流入转为流出，就会引发资产泡沫的破裂，产生大量不良贷款，危及银行体系的安全。 其次，银行的货币错配风险开始暴露。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大多以美元计值的情况下，非美元国家不得不被动地接受货币错配的事实，巨额的货币错配直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因为，汇兑风险会造成存在货币错配银行的资产负债由平衡状态转为不平衡状态，从而引发流动性危机或货币危机。因此，银行若存在资产以外币计价、负债以本币计价的货币错配时，汇率的上升就会造成银行资产的减少和负债的增加；银行若存在资产以本币计价、负债以外币计价的货币错配时，汇率的贬值就会造成资产的减少和负债的增加。以上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原本平衡的资产负债变成不平衡，导致银行因汇率的变动产生资产负债的失衡，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 李顺堤建议，防范资本账户开放风险，首先，要健全金融体系，全面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增强金融稳定的基础。他指出，商业银行应充分认识到金融风险对银行稳健经营的潜在威胁，要加强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一是要加强对汇率、利率变动的预测，加快引入先进的汇率、利率风险计量模型和完善内部控制机制。二是要重视引进和培养精通外汇业务和外汇、利率风险管理领域的人才。三是尽快推出一批金融衍生工具，使银行能够选择更多转移汇率风险的途径。 其次，要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他认为，从资本市场均衡发展出发，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大力发展企业债市场。 第三，监控货币错配程度，利用金融避险工具和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规避汇率风险。一方面，监管当局应密切关注各个层次经济主体（企业、部门、银行、国家）的货币错配状况，及时了解银行体系及企业中外汇资产与负债的币种结构、期限结构，对其外汇资产负债表进行严密的监控，跟踪监控所有的外币贷款、银行客户的外币资金缺口，同时应向微观主体提供正向激励措施或政策，以确保其自主地去限制货币错配规模，或通过各种交易来化解和转移货币错配风险，使得整体汇率风险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监管当局还应在监管过程中通过一定的监管手段督促银行建立并完善内部风险控制系统，对其外汇风险控制系统进行考评。另一方面，利用好金融避险工具，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商业银行来说，首先，国内商业银行需要开发或引进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系统，提高自主定价能力，使银行在合理承担风险的基础上获取更多的收益。其次，有关部门和商业银行要在完善现有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基础上，抓紧研究制定并适时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品种。一是要加快完善远期结售汇制度，使其价格形成朝市场化方向迈进，充分发掘其价格发现的作用，以削弱境外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交易（NDF）市场对境内的影响。二是要注重发展人民币汇率的期权交易，使人民币汇率衍生产品成为境内外居民及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一种主要产品。三是要适时引入与人民币利率相关的衍生产品交易，如人民币远期利率协议、利率期货、利率期权、利率掉期交易等；开发人民币短期利率衍生产品交易品种，恢复中长期国债期货交易，适时引入人民币利率掉期交易，使利率衍生产品真正成为银行进行人民币资产负债管理的一种重要产品，成为企业规避借款或存款利率风险的重要手段。大凡经济风险，本质上就是信用危机。作为综合调控，一定要调控到能够维护个人信用基础的可能程度。我国应该从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吸取怎样的教训？如何有效控制国内信用风险？全国政协委员、信用研究专家童石军如是说 适度放水养鱼才能保持市场稳健发展 美国的次贷危机不仅给美国的金融业造成了摧毁性的重创，而且影响到全球经济。童石军说，他在1997～1999年连续3年考察美国信用体系建设时发现，当时的美国人如果不具备30%自有资金是拿不到房子的。后来，由于房价不断虚高，这一标准被降低到了20%，一年后这一标准又被降低到10%。从表面上看，这对金融机构似乎没有什么风险，而且还有钱可赚。但实际上，在30%的信用担保的条件下，如果房价不断攀高，风险就已经形成；当降到20%的时候，就有10%转嫁给了银行；降到10%的时候就有20%转嫁给了银行。最疯狂的时候是在2005年，连没有信用的人、没有偿还能力的人也可以贷款买房子。就这样，美国把房地产的虚高转嫁给了信用缺失的人。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当信用担保为没有信用评估的个人提供信用消费的时候，银行承担了百分之百的风险。一旦房价跌下来，借贷人就会付不起按揭，致使银行不得不为此承担信用风险。美国的次贷危机压力已大大超过了其借贷机构所能承受的压力，拖累了美国经济，进而影响到全球经济。中国购买了美国国债和基金，而美国的国债和基金都在大量的缩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拥有巨额的一揽子的美国金融产品，自然也跟着受累，吃大亏，日本也吃了大亏，东盟及其他国家都吃了大亏。也就是说，全世界在为美国的次货危机买单。而美国经济要从次货危机中复苏可能还需要几年。 对中国来说，我们的房价还没有达到美国那种虚高的程度，目前，房子的涨价空间已完成了70%，还有30%的预涨价空间。童石军认为，中国还有15年的楼市发展期，如果政府不采取有效措施把过高房价压下来，就可能形成和美国一样的次贷风险。目前中国政府推动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其目的就是控制金融风险。他认为，房价不能人为地回落得太多，回落得太多会给银行带来直接损失。他建议，应在现在这个价位上逐步消化库存房或原来已经批准、或已待销售的房子，以稳定房价。如果房价不稳定，会造成经营链条、资金链条、消费链条的断裂。他特别指出，大凡经济风险，本质上就是信用危机。作为综合调控，一定要调控到能够维护个人信用基础的可能程度。所以，房贷调控应当适度，只要购房者有钱，能交得起按揭，无论购买几套房子都应该可以，不应该限制。他还呼吁，从保护国有资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不缩水的角度出发，现在应该降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明智的。目前流动性资金过剩，故有国内与国外的因素影响，但还是国外资金流入国内势头太大，这是美元不断贬值和美国经济放缓所造成的，加之，国际游资把中国当成避风港，因此，既要在国外资金流入中国过程中加设一道防火墙，又要促使国内金融机构开闸，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要维护国内难得的建设繁荣期和快速增长期，否则，购房者的信用问题势必会引发银行不良资产的猛增，构成我们的直贷风险。他认为，要保证银行的稳健运行，不是竭泽而渔，而是放水养鱼，刻不容缓。 中国的GDP在超过10%的增长速度下已经维持了10年，借助北京奥运会，中国至少还会保持10年的稳定发展。有美国的次贷危机作为教训，中国在这个方面应该制定更多成熟、稳健的金融政策，这样，既可保护国内供应和运输业的有序，又维持了水泥、钢筋行业的稳健和轻纺化工业和装饰材料业的发展。 童石军认为，30%的首付应该是一个合理科学的价位，保护了银行的安全，但是房地产价位的调整不能低于10%，其他各行各业的调整应在5%。如果这样，这一次的房地产调控就是成功的，否则我们就会形成直贷风险，大批的商品房受到打击。当然，经济房和廉租房保证了大部分人的住房，这是一个根本正确的做法，可以得到维持。但我们的市场毕竟是市场经济，那些计划经济的控制不足以拉动GDP的增加，GDP的增加还是要靠商品房来增加。所以，他建议，经营单位、房地产的直管单位以及其他相关单位的调控，应该是整体协同发展，共同抵御直贷风险的影响。 我国已经有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风险这两个引以为戒的教训，他呼吁，利息不能涨得太高，只要房价不上去，保证金就稍微放松点儿，如果房价上扬，保证金就适度从紧一点儿。但是要分区域，指标应该是综合指标。他认为，中国经济已在高位运行了10年，自身确实需要调整，但是，前段时间的调整过于严厉，买第二套房子首付需要40%或者50%，如果40%或者50%还都有人来按揭的话，房价上涨固然是控制住了，但是，大批的市场可能没有了。按揭人首付30%是合理的，而且不管买几套，只要有钱，买几套都执行这个标准。要构建房地产市场，不能调控过分，摧毁这个市场，否则就会破坏信用机制，使得银行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个人信用缺失，这就太可悲了。美国出现了信用破产，形成了次贷风险，美国的失败就因为房地产的高价位迅猛发展，给其信用机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他说，目前美国采取了紧急措施，有些按揭贷款暂时封闭，这个房子还是你的，你可以继续住，银行还认这个账，你先欠着，将来国家经济恢复以后正常支付。这个政策是可行的，但是美国执行得太晚了，但中国应该引以为戒。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国内金融领域将逐渐与国际接轨，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跨市场操作亦趋频繁，不同市场间的风险和危机很容易波及其他地区的市场，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南华集团董事局主席张赛娥呼吁 中国需尽快建立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适逢眼下环球金融市场受到美国次级按揭风暴困扰，虽说我国在其中所受的影响极微，但随着中国逐步对外开放金融市场，为更有效地对日后可能出现的金融波动做出防范，需要确立预警机制，及早洞悉未来的危机，研究对策。当然，危机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就如这次笼罩美国的次贷风暴，当人人乐于炒卖房地产的时候，没有人预见到危机正在不断积累。莫说普通的小投资者（投机者），就连身经百战的顶级金融集团也未料到楼市泡沫的破灭，更没想到那些按揭牵连如此广泛，他们万料不到旗下的“体外机构”，竟然成了集团数以百亿市值蒸发的罪魁祸首。那些金融机构本已将次级质素的按揭透过证券化而将风险分散开去，然而它们旗下的“体外机构”却抵不住高回报诱惑，购入这些次按证券，情况就好像将原本已拆除的炸药再放回自己的口袋。 这说明经验再丰富的国际金融龙头，也有敌不过贪念的时候，要减轻重大危机带来的损失，要慎防风险在机构体外循环引爆，只有在监管风险上入手。若能及早洞察危机，即使不能阻止它发生，只要做足防范措施，亦可以减轻损失。不是说危机预警机制是水晶球，能将未来会发生的问题都预告一番，但是它能因应实际市场运作中潜在的风险做出预警，将危机的冲击力减轻。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国内金融领域，包括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将逐渐与国际接轨，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跨市场操作亦趋频繁，不同市场间的风险和危机很容易会波及其他地区的市场，我国亦不能独善其身。因此，应尽早成立金融危机预警委员会，专责监管业界风险事宜，同时需留意国际金融市场的种种发展对业界的潜在影响。在委员人选方面，高瞻远瞩是必要条件，就是要以专业、操守、知识为准则，为加强委员会的代表性，部分委员要独立于政府金融部门。张赛娥认为，委员会内需有以下3种人才： 一是金融业界人士，要有实际市场操作经验，这对委员会的工作很有帮助，就以证券买卖为例，如果不进场参与是不会明白参与者的心态的。而且他们每日都在市场工作，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市场实况，他们的加入亦可扩大委员会的代表性。不过，业界人士容易有私心，因此利益申报机制要做好，防止以权谋私。二是具专业知识的学者，由他们协助机制的设计，他们在市场操作方面的经验或许较逊色，但胜在学识深厚以及利益冲突不大。三是政府金融决策官员，他们的角色应是站高看远，根据业内人士与学者的提议，对实际执行的可行性做出判断。 她还指出，作为监管机构，有关的金融官员要不断学习，至少要对新兴的产品有所认识（例如按揭证券化等）。只有了解市场的最新发展，才能评断市场的潜在危机。另外，监管的立例要清晰，遇上新式的投资产品，在没有先例可循之下，至少亦要所有符合资格的金融机构将旗下所有产品备案。这样，当日后出现问题，政府追查起来才会更快捷，从而有效地将危机挽救于萌芽阶段。 从长远而言，我国需要培养自己的专业人才库，为未来的金融危机预警提供人才支持，专责金融风险管理。我国在金融方面的发展起步不久，要学习最先进的业界知识，首选还是欧美等国，政府不妨多派有潜质的人才到海外学习和交流，更理想的是在外国的金融机构受聘工作，了解国际业界的潮流，吸取最新知识。 现今信息科技发达，各种市场信息理应唾手可得，但对金融业界而言，要的不单是大量的信息，而且是更准确而有意义的信息。现时我国存在着信息准确性不足的问题，部分统计数据的确存在小报、漏报、夸大的成分，这种情况必须改善，否则有关当局以及未来的预警委员会又如何凭借这些信息，评估业界潜在的风险？当前，计算机科技发达，当局亦应多设计科学化的分析模式，利用收集得到的数据，输入到不同的计算机程序处理，再整合出有意义的信息，作为日后建立预警机制的重要指针。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名誉院长骆少君呼吁 规避国际外汇风险合理使用外汇储备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汇储备基本上处于“零储备”状态。2006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66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截至到2007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15282.49亿美元。这笔巨额外汇储备的出路问题已经成为这次“两会”的焦点。 我国外汇使用存在的问题，是把主要外汇放在债券上，风险过大。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截至今年1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总额为4005亿美元，而外资持有美国债券的总额为2.120万亿美元。而美元天天在贬值，到期不但债券利息没有，连本金也要亏。 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公司）的风险为例：2007年9月29日，中投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是依据《公司法》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000亿美元（来源于1.55万亿元特别国债）。2007年5月，正在筹备中的中投公司下了第一单，斥资30亿美元，以每股29.605美元收购美国黑石集团1.01亿股无投票权的股份，相当于黑石总股本的约10%，投资锁定期为4年。黑石集团于2007年6月22日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交易，每股IPO价格为31美元。之后由于美国股市连续下跌，11月12日，黑石股价再次跳水，由每股24.28美元下跌至22.26美元。中投公司30亿美元投资如今亏损约7.44亿美元。这不仅引发了国内对外汇投资运作方式以及风险控制的争论，也使中投公司的赢利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截至2007年11月21日，中投公司投资于黑石的浮亏已达65亿人民币，接近30亿美元投资额的30%。由于账面价值大幅缩水，饱受国内舆论批评。 为了规避国际外汇风险，合理使用我国外汇储备，骆少君提出4条建议： 一是改变外汇投资体制。我国一直延续的国有公司为主的外汇投资体制，正在受到西方国家的抵制。无论是购买高新技术公司技术、股权，还是投资战略资源开发，一律以危及国家利益予以拒绝。建议改变投资体制，以民间资金为主，国有公司参股，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占的股份制公司运作。这样，可以规避西方国家的抵制和外汇投资的风险。浙江民间资金丰厚，建议国务院先行在浙江试点。 二是改变外汇投资方式。建议首先应当停止购买美国国债。外汇投资除了在石油等敏感战略资源方面外，应该改变投资方向，投资在长期效益和资源方面。如投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的土地资源，这些国家土地是私有制，购买永久性所有权，不会有大的风险。大量购买土地，短期没有大的效益，可以种植国内急需的棉花、小麦，等于在国外建立我国的战略性资源储备。 三是建立战略性储备。目前，我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已有两个投入使用，甘肃省已被定为第二阶段战略石油储备的基地之一，并已经用60亿元人民币购买了1000万吨战略储备原油，计划于今年开始对第三个战略石油储备基地注油。过去7年中，有6年都出现了全球粮食供不应求的情况。当前，全球粮食的库存已处于197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近30年来全球小麦种植面积一直在减少，如果再出现干旱，农产品的价格会猛涨。因此，应该把超过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用于购买棉花、小麦和原油等战略性资源，以备不时之需。 四是出台各种奖励政策。目前国务院没有鼓励外汇投资的具体政策，如国有公司参股民营公司进行国际投资，在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中没有涉及；购买外国土地资源，对如浙江这样资源小省可以给予10∶1的工业或建设用地指标奖励等。建议国务院相关部委应该尽早出台使用外汇购买战略性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奖励政策，促使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理使用外汇储备，规避国际外汇风险。（摄影陈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