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刘芊
《财富的诞生》一书试图通过检视人类历史，总结出财富发展的规律。作者认为，四大要素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可靠的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现代资本市场、交通与通信技术。书中以这四个条件解释了从古希腊到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史，其内容以欧洲为主，以美国、日本、拉美为参照，甚至涉及伊斯兰国家以及非洲，而几千年来占世界人口很大比例的中国却几乎是空白。用作者自己的话说，“现代财富的温床是格拉斯哥至热那亚之间地区”。 欧洲发生的一切已经成为历史，作者对既成事实做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世界上众多的国家都在走欧洲的道路吗？这四种要素是如何出现的？历史可以重演吗？ 林毅夫教授说过：“现有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中国也许是一个太特殊的例子。不仅近二三十年来接近10％的增长率令所有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无所适从，而且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发展，也不是以基于欧洲的历史总结出的规律所能涵盖的。” 本书的开头部分提到，中国宋朝末期铁器的生产水平，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才达到。樊树志在《国史十六讲》中也引用了库恩、墨菲、葛剑雄的研究，为我们描绘了宋朝的繁盛：宋初全国人口有3540万，而北宋末年时，宋、辽、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已达到1.4亿。宋朝的农业技术、城市商业和手工业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有1/3以上来自平民家庭；期票、信用证及大量发行的纸币适应了商业的发展；政府印刷发放小册子来推行改进的农业技术。经济的发展使得宋朝的钱币流通量达到空前规模，据换算，1021年宋朝的财政收入相当于惊人的60亿—70亿美元。这一切与当时仍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欧洲可谓天壤之别。宋朝的生产力、科技、财富与文明程度都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甚至一些西方学者宣称宋朝发生了“商业革命”。 然而，资本主义并没有在宋朝出现。是由于北方辽、金以及后来蒙古的入侵打断了宋朝的发展吗？这似乎印证了《财富的诞生》中对战争破坏性的渲染，同时宋朝士兵的大规模逃亡也让人联想到越发达的国家，对战争损失的承受力越低。那么即使没有北方民族的干扰，宋朝会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吗？ 韦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他在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儒家思想中找不到资本主义可以依存的条件。李约瑟曾对黄仁宇说：“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主国家，进行资本主义，这是一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热带雨林是在一个特殊时期特殊条件下在地球上出现的，错过了时机，即使在相同的纬度带上也不可能再长出热带雨林了。 经济的发展也是动态的，一切假设都没有意义。现在的事实是，经历一系列的变故，西方从19世纪开始出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历尽沧桑的中国则在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了腾飞。作者没有把中国包括在他的阐述与理论中，也许是因为前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令人炫目的迅猛发展难以完全用他的理论来解释吧。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中国特色”足以让很多理论显得苍白。 不过，作为一个转型期国家，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快速增长后，书中所说的四种要素也在迅速到位。这反映的是中国的实际以及中国政府务实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惊喜，我们这代中国人是幸运的。我们终于可以不再急切地夸耀过去的那些辉煌，比如我们曾有过最早的纸币、足球、天文钟和最伟大的舰队。我们正在学会用平和的心态与全世界一起关注现在，讨论未来。
